经历有好处。”我多么尊敬他！
“按照以前的惯例，出版社出书之前应该与作者的单位联系一下，这样我们大家都不至于被动。现在既然已经这样了，就尽可能妥善地解决吧！作者还是个年轻人，说服教育为主吧，劝他把稿子撤回来，改好再出书。我看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批判了多少次了。四二年延安整风的时候……”
我知道，他又要“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地谈起批判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来龙去脉了。文革中每次批判斗争他的会上，他都讲四二年延安整风，与王实味等人的斗争。他总是用他那慈祥而坦率的眼睛望着“红卫兵”们：“我没有搞过修正主义。我接受了党的长期教育。自从延安整风……”“红卫兵”说他是“臭表功”，骂他，侮辱他，嘲笑他。可是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没有承认过自己是修正主义。我因此对他益加敬重。可是这两年，我觉得跟他有了距离。生活在前进，他却和十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一个样，就像这会议室里的一个雕像，永远放在那个地方，又永远是那个姿势。你可以欣赏他，但不能和它讨论任何实际问题。“小孙啊，千万要把稳舵。这种混乱的局面不会太长。我们党肯定要管的。四二年在延安……”我一听到他对我说这些，心就往下沉。我多想用力推他一下啊！可是我人小力薄。
“现在的情况与以前不同了。出版社对作者一般是不应审查的。不过，对何荆夫这样具体的人，写这样一本具体的书，是应该慎重的。”
发言的是一位兼哲学系总支书记的党委委员。与我一样是“科班出身”。据我了解，他的思想还是比较解放的。今天是被这“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书”吓住了吗？
“何荆夫在系里表现怎么样？听说有些反映。”一位女委员接着上面的发言提出问题。我简单地回答：“很好。”脑子里在想：“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书”应该怎么理解呢？“具体”到怎样的程度我们就有权干涉了呢？没有出版法。对每一个人都可以来一下“具体”，在每一个人身上都可以找到应该受到干涉的理由。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具体！具体！具体……多么难掌握呀！
也许，我应该在会上把荆夫“具体”一下？可是，我害怕在这样的场合谈到他，甚至不能冷静地想到他。
自从赵振环来后，他没有找过我。见了面除了点头打个招呼，再也不说第二句话了。这使我感到难过。我觉得我与他的距离越拉越远了。我越来越多地在朋友面前谈到他，特别是在李宜宁面前。“我不希望你再受挫折，何荆夫不会给你带来平静。你们不应结合。”她总是这样劝我。
确实，何荆夫不会给我带来平静。然而，恰恰是这一点在吸引着我。我已经让他一个人在风雨里搏斗过了。如果再有什么风雨落到他身上，难道还让他一个人去搏斗？那样我的心又怎么能平静呢？
“我听到一些关于何荆夫的反映。可以发言吗？”正在作记录的陈玉立问。奚流点点头，她就发言了：
“何荆夫自从甄别平反以来，尾巴越翘越高。他常常在学生中宣扬自己的经历，把自己打扮成传奇式的英雄，吸引了一批幼稚的青年在他周围，他常常说：‘我们的党应该好好地总结教训。’意思是说，他是一贯正确的，我们的党犯了错误。他比党高明，党却亏待了他。这本书中所宣扬的什么尊重个人、尊重个性等个人主义观点，他都在学生中散布过了。中文系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与他有很大关系。前不久，奚流同志批评学生在黑板报上登爱情诗，一部分学生瞎起哄，也与何荆夫有关。现在居然有学生讽刺奚流同志，说要请他当和尚协会顾问……”
谁“噗嗤”笑了？是那位年老的女委员和她旁边的那位教授同志，他也是党委常委，历史学教授。是党委中唯一的教授，所以大家就叫他“教授”。他正噙着烟斗，对那位女同志风趣地讲着什么，两人一起笑了。奚流的脸红了。他用铅笔敲敲桌子，命令陈玉立：“谈重要问题！”
陈玉立自知失言，脸也微微红了一下。她定定神，提高了调门：“总而言之，何荆夫辜负了党对他的爱护和关心，继续在五七年的道路上滑行，越滑越远。如果不及时给以帮助，他不知道要滑到什么地方去呢？至于生活作风上的问题，我这里就不讲了。”
陈玉立讲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别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我身上一热，脸也红了。人们常说，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我完全不是这样。心里没有鬼，脸也会红，心也会跳。有时在公共汽车上，有人丢了钱包，要停车搜查，我就十分紧张，害怕钱包会突然在我身上搜出来。是“阶级斗争”中无中生有的作法所产生的心理病态吗？在感情问题上，这种现象更为突出了。一提起何荆夫的生活作风问题，我就好像感受到有人把一盆污水泼到我和他的身上，忍不住感情冲动。
陈玉立的口才真好！她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何荆夫。要是我不在中文系，不了解何荆夫，我也会对他产生一些不好的印象。现在我已经懂得了，许多人排斥异己，靠的就是这种办法：在大家不了解某人的情况下说某人的坏话，造谣中伤，信口雌黄，反正某人没有机会辩白。但是，我了解何荆夫，而且爱他。所以，随着陈玉立的小巧的嘴chún上下翻动，我的眼前出现了另一个何荆夫，可敬、可親又可爱的流浪汉，我的最親密又最疏远的朋友。
荆夫，我不能听着别人这样污蔑你而无动于衷。我不能让这些不了解你的同志在心里留下一个被歪曲了的形象。我不能再害怕暴露自己的感情，不怕了！我好像一直在期待这样的机会，能够公开地表示对你的爱情。我该发言了！
我从座位上站起来。可是还没等我开口，就有一位党委委员抢先发言了：“真是这样的话，不能让他出书2”又一位委员更为激烈地接着说：“要是我有权，我就给他重新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我对这样大规模的平反一直是持保留态度的！”
我又坐了下来。我记起了，我是在参加党委会。我的身份是中文系总支书记。我们讨论的是应该如何对待一个人写的一本书的问题，而不是我和何荆夫的关系。
“还是应该以教育为主吧！我们党对犯错误同志的一贯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四二年延安整风……”
我感激地看着这位满头白发的老委员。感激他心地善良。然而，他总是说不到点子上。
我看着“教授”。这是一个耿直而风趣的老人。他的相貌极为普通，然而他的风趣却使他成为一个具有魅力的人。他在党委会上是不大发言的，大概是觉得自己是党委中唯一的教授，应当谦虚才对吧！今天我希望他发言。他总是悠闲地ǒ刁着烟斗。他家里存放了许许多多烟斗。“文革”中，他的烟斗统统被没收了，他就想办法用硬纸片、香烟盒的纸做烟斗，样子顶好看，吸起来也舒服。他还做了许多送给别的会吸烟的同志，并且开玩笑地说：“以后要是不能再教书了，我就做这样的工艺品去卖！”
他的嘴chún终于离开了烟斗，而且轻轻咳了一下，是要发言了。他是未开口先要笑的：“听了陈玉立同志的发言，我脑子里形成了一个十分矛盾的形象。一方面，是一个尾巴越翘越高的人，另一方面，却又是深受青年喜爱的人。同志们哪！受青年人的喜爱可不是容易的呀！我们当然可以说，某人利用了青年人的幼稚无知！可是你去利用利用看！我教书，和学生直接接触，知道他们不是那么容忍受人利用的。他们很有头脑。他们愿意和一个人接近，并且佩服这个人，这说明这个人确实有一些我们不具备的长处。所以，对何荆夫恐怕不能轻易否定吧！而且，即使他确如陈玉立同志所说的那样，恐怕也不到剥夺出书权利的程度。”
“他说我们的党犯了错误！”一位委员激动地说。
“教授”又ǒ刁起了烟斗。“谁说过我们的党没有犯错误呢？”
“教授”的发言使奚流不满。但是他没有说话，而是轮番地把目光从一个人的脸上移到另一个人的脸上，显然，他希望有人起来反驳“教授”。“教授”扯了扯旁边那位女同志的袖子。那位女同志笑着点点头。她也是党委会中资格最老的委员之一。她长得白净、秀气、身材小巧，完全不像六十几岁的人。据说她曾是北师大中文系的高材生，因为闹学潮被开除了学籍。参加革命工作以后就一直搞党的工作了。她兼着党委宣传部长。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们党委是否也应该讨论一下检验真理的标准呢？这个讨论已经开展了这么久……”
奚流问：“怎么会提出这个问题来的呢？”
“这个问题有什么好讨论的？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看醉翁之意不在酒，矛头所向，十分清楚。”那个宣布要给何荆夫再戴右派分子帽子的委员说。
“不是什么东西都有矛头的呀！”“教授”笑着揷了一句，“我们的钢铁都用来制造这样的矛头了！”
“你看，刚才两位同志的意见不同，正说明我们需要讨论这个问题。”宣传部长接着说，“党委对这样重要的问题不研究、不表态，我这个宣传部长要辞职了。”
“这个问题以后再说，你先谈谈对何荆夫的问题的意见吧！”奚流打断她的话说。
“好吧！我认为实践证明，我们面临着严重的反对封建残余的任务。我赞成何荆夫的观点。我认为党委干涉何荆夫出书是不合法的。完了。”宣传部长简洁地讲完了自己的意见，又与“教授”嘀咕什么去了。
“其他同志还有什么意见吗？”奚流问。看样于他要结束讨论了。果然，他用目光扫了一下大家说：“没有什么新的意见的话，我们就作个决定吧！两位同志赞成何荆夫出书。还有什么人赞成吗？”
“我是赞成的。我不懂业务。但是我想出版社也有党委，我们应该信任人家。办事要符合组织原则嘛！”这是组织部长。奚流看也不看他。
有几位委员没有发过言。我一个一个看着他们。我知道，他们不会再说话。讨论任何问题的时候，他们都是不说话的。因此，他们只在表决的时候发挥作用。而这作用又是不可忽视的。奚流所依赖的就是这种作用。此刻，他们都是一副漠不关心的模样，好像领着孩子在公园门口晒太阳那么悠闲自得。我恳求地看着他们，希望他们能发表一点冷静而公正的意见。这不只是关系着一个人、一本书啊，还关系着我们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可是他们一个个避开我的目光，仍然不说话。我心里一阵阵发冷。我们一起学习过“双百”方针，还一起讨论过怎样作伯乐。然而，当一颗种子正在破土而出、露出两瓣嫩叶的时候，他们为什么这么冷淡、这么麻木呢？
“再没有人赞成？那就——”
我不等奚流说完，就忽地站了起来。奚流自然地停住了说话，吃惊地看着我。过了好一会儿，他才问我：“你有什么意见？”
“我有意见。我认为不应该这么草率地对待一个人、一本书。我们开的是党委会，党委会应该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我说得很激动，我自己觉得声音有点颤。
“你认为应该怎么样？”奚流不耐烦地打断我。
“我认为刚才对待何荆夫和他写的书的某些意见是错误的。”
我来不及整理自己的意见，想到就说，所以说得很长。我到底是怎么说的呢？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平常，我对自己说过的话。写过的信件都能记得一清二楚，可是今天却记不清楚了。我大概详细讲了自己对何荆夫的了解和认识，是流露了真情了吗？陈玉立在窃笑。有些人的感觉和思想都很特别，他们能够容忍人与人之间的仇恨，以为这是正常；而不能容忍人与人之间的挚爱，以为这是反常。他们能够容忍男女苟且私通，而不能容忍真诚的爱情。让陈玉立去笑吧！如果我流露了真情，也并不后悔。我还讲了我同意何荆夫的观点。对了，我问游若水：“你能说清楚什么叫修正主义吗？”游若水笑着耸耸肩膀，好像说：“这不值得我回答。”我问奚流：“奚流同志，你说什么是修正主义？”奚流把颧骨耸一耸，也是不予回答。我知道，他们无法回答。连什么是马列主义也没搞清，怎么知道什么是修正主义呢？
我的发言得到了“教授”和那位女宣传部长的赞同。但是其他人都没有什么反应。他们都看着奚流，被奚流的上下耸动的高颧骨吸引去了，都在等着奚流的反应，一只打足气的皮球摔在棉花堆里，还能干什么呢？我坐了下来。
习惯，习惯。有什么比习惯更有力量、更有权威？人的眼睛都是向上的。人的价值，包括人的言论的价值，是因人的地位而异的。人显言贵，人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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