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文学的开创者,著《蒿里行》《观沧海》《龟虽寿》《短歌行》等,开创“建安风骨”,其诗沉雄悲凉、语言质朴,反映汉末社会现实
建安文学核心领袖,打破两汉辞赋垄断,推动五言诗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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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汉末建安峙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历史上称这一时期的文学为“建安文学”。诗自三百篇以来,曾经历了楚绯、汉乐府民歌等几个重要发展阶段,其内容和形式都有很大的变化。但汉朝辞赋盛行以后,文人崇赋而轻诗,文人诗作者不多,“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钟嵘《诗品》)。到了汉末建安则忽然改观,诗坛上涌现出大量作家,其中曹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等,足这俐时期的重耍代表。他们而对着极度动乱的社会现实,不禁“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写出不少反映社会现实,富有峙代气息的作品,打破了汉代诗坛的沉寂局面,使诗歌创作进入一个划时代的里程。而曹魏父子则是这个时代的开山祖帅,他们直接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写出许多动人的诗篇,开创了建安新诗风,深刻而富有创造性地反映了那个动乱的时代,表现了他们积极进取,要建功立业,统一中国的雄心壮志,使作品充满了新的气息,新的格调,新的精神,形成了诗歌创作“彬彬之盛”。(钟嵘《诗品》)汉末建安时期,是一个极动乱的历史时期,处在这一时代的作家,他们深感各种社会矛盾在激化,从而产生改变这种状况的政冶理想。这种理想表现在创作上,就构成建安文学“慷慨而多气”(《文心雕龙。时序》)的独特风格,即所谓“建安风骨”。曹魏父子是这个时代的先驱者,不论在政冶上,或在文学创作上都处在领导地位,而他们的诗“志深而笔长”,“慷慨而多气”,语言精练质朴而富有文采,代表着建安文学的主流。所以曹魏父子的话最能体现“建安风骨“的特色。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建安时期又是诗歌形式多样化的一个时期。从《诗经》到汉乐府民歌,诗歌的语言形式已从四言发展到五言。到了建安时朗,五言诗已成为文人诗的主要形式。而最能体现这一时期诗歌形式特点的又是曹魏父子的诗。他们创作技巧纯熟,不但为五言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在他们的作品中,四言、五言、七言、杂言也无不具备。曹操的四言,曹丕的七言,曹植的五言是最富有代表性的,对我国古典诗歌形式的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曹魏父子诗选》所选入的诗,计曹操十三首,曹丕二十三首,曹植五十三首,共八十九首。这些作品内容比较丰富,有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和人民疾苦的,有表现作者建功立业的理想和志向的,有描写思妇幽怨、游子思乡的,还有幻想神仙遨游和欢宴行乐的;艺术形式也较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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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暂缺《孙子略解》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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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孙子,名武,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县)人。生卒年代不详,大约与儒学创始人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属于同时代而略晚。孙子是齐国贵族和名将的后裔。他的祖先原是陈国的公子:陈完。公元前672年,陈国发生内乱,陈完便逃奔至齐国避难,改称为田完。田完的第五世孙田书(即孙子的祖父)曾经是齐国大夫,在攻打莒国的战争中立下了战攻,齐景公便把乐安封给了田书,同时还赐“孙”为姓,以表示对田书嘉奖。公元前532年,齐国发生内乱,孙子便离开齐国,到了南方的吴国,在吴国的都城姑苏(今江苏省苏州市)过起了隐居生活,潜心研究兵法。在吴国,孙子结识了伍子胥。据《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载,在诸候争霸中,南方新兴的吴国国君阖闾,为图霸业,欲攻打楚国,但是,一时难以选出合适的将领。伍子胥常与吴王论兵,他曾向吴王推荐说:孙子“精通韬略,有鬼神不测之机,天地包藏之妙,自著兵法十三篇,世人莫知其能。诚得此任为将,虽天下莫敌,何论楚哉!”经过伍子胥七次向吴王推荐,吴王便让伍子胥拜请孙子出山。孙子晋见吴王之后,呈上所著兵书十三篇。吴王看后,赞不绝口。据有关资料记载,为考察孙子的统兵能力,吴王挑选了100多名宫女由孙子操练。这就是人们所传说的孙子“吴宫教战斩美姬”的故事。吴宫操练之后,吴王任命孙子为上将军,封为军师。从此,孙子与伍子胥共同辅佐吴王,安邦治国,发展军力。公元前506年冬,吴国以孙子、伍子胥为将,出兵伐楚。孙子采取“迂回奔袭、出奇制胜”的战法,溯淮河西上,从淮河平原越过大别山,长驱深入楚境千里,直奔汉水,在柏举(今湖北汉川北)重创楚军。接着五战五胜,一举攻陷楚国国都郢。“柏举之战”后,楚国元气大伤,渐渐走向衰落,而吴国的声威则大振,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吴国不仅成为南方的强国,而且北方的齐、晋等大国也畏惧吴国。对于孙子的历史功绩,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写道:“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候,孙子与有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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