嘘——，小声点儿，可千万别让我媽听见了，“老太太”这个词她忌讳。当然在我们这儿“老太太”这个词可不坏，满大街姑娘小伙提起自己的親娘来，都是“老太太”、“老太太”的，充满敬佩的炫慕之情。当然这是在外头不是在家。回家进门先叫“媽”，在外头便叫“老太太”。
当然我们家那一位“老太太”并不真老，我不过是学着别人的样子背后偷偷耍耍贪嘴罢了。我媽是位不错的眼科大夫，没有洁疾，却有着极度爱美的痛好。年轻人时髦什么，她总要夹在里面赶个新潮。穿衣戴帽自不用说，是牛仔褲时髦还是踏脚褲赶潮，她比我还清楚。连我新买的那顶红色小呢帽她也要拿来比试比试，不好戴上街去，戴着在房里拍张照也是好的。
媽的时髦是多方位的，很全面。她五十年代读大学的时候念的是俄语，英语底子不行，光用眼睛看看专业书还凑合，一念出声来我们几个小孩可就有事干啦，这个说：“媽，您怎么重音乱跳舞呢！重来！”那个说：“别带上海腔，您是念英文不是说上海话，瞧这‘洋经领’！”
我媽是大学毕业时从上海分配到北京来工作的，自称具有“纯正的南方血统，所以念英文和讲上海话没什么区别，仔细一看才知道，原来她手握一卷用上海话注音的“英语会话”在那儿叽哩睦啦呢！但媽媽的嗓子确实不错，说起上海话来好像唱歌一样动听。
“那当然啦！我当年可是上海大学生合唱团的！为这事你爸还老拦着我不让我去……”
一说起大学时代的事来两个老大学生就会满面红光。我爸笑吟吟的，一如几十年前那个纯情少年。
可惜我们三个小孩全都没有音乐细胞，被媽称作“音盲”。可是小弟最近进进出出的全都塞个小耳机在耳朵眼里，媽以为他是在听音乐，他却极不耐烦地来了句“听英文呢！”媽立刻赞许地点着头说是得好好听听，我们中学里没打好基础，成了“洋经演”。弟弟却窃笑着告诉我说，他在听一盘借来的“崔健”。
一日，媽媽忽然发现报上有篇文章大写崔健，说是有个女孩到处踉着崔健还为他开了个房间等等，说得可邪唬了。媽媽看着看着，忽然郑重其事地问我：“赵凝你听过崔健音乐会么？”我说去过一回，那又怎么了？
媽说，“下回有票了给我来一张。”
“来一张？好几十块呢，你舍得么？”
我媽赶紧说：“那就算了，音乐这东西，可听可不听的。”
听媽这么一说，我又来劲儿了：“媽，您就不如人家执着，上回我们在北展剧场买崔健音乐会票的时候，有个老太太被挤得骨头架子都快散掉了，还不走呢。有个小伙子就问了，大媽您知道崔健是谁呀就在这瞎挤？老太太横了小伙子一眼，理直气壮地说，崔健？我怎么不知道？‘一无所有’嘛！”
不过凭良心说我媽也是挺执着的一个人。就拿英语讲座来说，电视里开播的每一路她都有份儿，从“维克多”到“生活美语会话”，现在又在张罗着“走遍美国”了。我媽最重视“文化投资”，最顿出租车。那天我陪她到长安商场去买热水器，很大的一个纸箱子扛出来，叫媽媽在门口等着，我便跑去找“面的”，谁知“面的”来了媽却执意不肯上去，非说公共汽车已经来了干嘛还要“打的”？弄得已经把大箱子搬上去的我十分尴尬。
我说你那些英语教材哪本不是十块以上？媽说那可不一样。
抬着那个死沉死沉的热水器踉踉跄跄走过闹市区的时候，有间音乐小摊围了许多人，媽放下箱子奋力挤进入群，我也乐得歇口气。
不一会儿，我媽举着三盘磁带从里面挤出来，乐不可支地告诉我说：“十块钱三盘呢！刚才要是坐了出租车，这三盘磁带早没了。”
我撅着嘴赌气说：“买这种便宜货准上当，这叫盗版带您懂不懂？”
“我不盗就成了。”媽说，“卖磁带那小伙真有意思，非给我‘新白蛇传’不可，我说不，我就要崔健。小伙子说阿姨您还挺时髦的，我说那当然啦！走，回去听听崔健。”媽媽蛮有信心地从地上抬起大纸箱子说。
进了家门气还没喘匀，媽就急不可待地掏出那盘带来笑眯眯地翻着目录。看着看着忽然尖声大叫起来：“什么？《让我在雪地里撒点儿尿》！什么歌名嘛，多不卫生！”
“媽，您老看清楚点好不好！”我在一旁活动着酸痛的胳膊说：“还教授级主任医师呢。字儿都认不全，“哦，是‘撤点儿野’。”媽媽这才恍然大悟，然后啧则感叹着放入磁带，工工整整按下键钮，满心希望着帕瓦罗蒂式的男高音能够出现在我们家的每一个角落，没曾想一个又哑呷的声音声嘶力竭地唱道：“一二三四五六七呀……”
媽媽听了半天，借了，比她听英语讲座的表情还要为难，她压根儿什么也没听清。过了一会儿，她愤愤然关掉录音机，问我：“这是什么歌啊？词也不美，调也不美，乱喊乱叫的！”她训我训了半天，就跟我是崔健似的。
我有点兴灾乐祸地对媽说：“是你自己非要买的嘛，又不赖我！我要‘打的’你不肯，偏要买这种破磁带么！”
媽媽这下没话可说了，戴上耳机好像戴上听诊器那样郑重，她要把崔健的五脏六腑听个仔细。
我媽决定要去换磁带了，她说花了十块钱什么也听不清，那怎么行？我说人家崔健就是那样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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