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态度迎了上去。
通常我们滥用字句，特别是抽象的字句，往往因而失却各自完整的意义。例如“态度”，一个人对于人生的表示，一种内外一致的必然的作用，一种由精神而影响到生活，由生活而影响到精神的一贯的活动，形成我们人世彼此最大的扦格。了解废名，我们必须认识他对于人生的态度；了解巴金，我们尤其需要认识他对于人生的态度，唯其巴金拥有众多的读者，二十岁上下的热情的男女青年。所谓态度，不是对事，更不是对人，而是对全社会或全人生的一种全人格的反映。我说“全”，因为作者采取某种态度，不为应付某桩事或某个人：凡含有自私自利的成分的，无不见摈。例如巴金，用他人物的术语，他的爱是为了人类，他的憎是为了制度。明白这一点，我们才可以读他所有的著作，不至于误会他所有的忿激。
勿怪乎在禁止销售的《萌芽》的序内，作者申诉道：“那些批评者无论是赞美或责备我，他们总走不出一个同样的圈子；他们摘出小说里面的一段事实的叙述或者一个人物说的话就当作我的思想来分析、批判。他们从不想把我的小说当作一个整块的东西来观察、研究，譬如他们要认识现在的社会，他们忽略了整个的社会事实，单抓住一两个人，从这一两个人的思想和行动就断定现在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这不是很可笑的吗？”
我说他的读者大半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从天真的世故这段人生的路程，最值得一个人留恋：这里是希望，信仰，热诚，恋爱，寂寞，痛苦，幻灭种种色相可爱的交织。巴金是幸福的，因为他的人物属于一群真实的青年，而他的读者也属于一群真实的青年。他的心燃起他们的心。他的感受正是他们悒郁不宣的感受。他们都才从旧家庭的囚笼打出，来到心向往之的都市；他们有憧憬的心，沸腾的血，过剩的力；他们需要工作，不是为工作，不是为自己（实际是为自己），是为一个更高尚的理想，一桩不可企及的事业（还有比拯救全人类更高尚的理想，比牺牲自己更不可企及的事业？）；而酷虐的社会——一个时时刻刻讲求苟安的传统的势力——不容他们有所作为，而社会本身便是重重的罪恶。这些走投无路，彷徨歧途，春情发动的纯洁的青年，比老年人更加需要同性，鼓励，安慰，他们★JingDianBook.com★没有老年人的经验，哲学，一种潦倒的自潮；他们急于看见自己——哪怕是自己的影子——战斗，同时最大的安慰，正是看见自己挣扎，感到初入世被牺牲的英勇。于是巴金来了，巴金和他热情的作品来了。你可以想象那样一群青年男女，怎样抱住他的小说，例如《雨》，和《雨》里的人物一起哭笑。还有比这更需要的。更适宜的。更那么说不出来地说出他们的愿望的。
没有一个作家不钟爱自己的著述，但是没有一个作家像巴金那样钟爱他的作品。读一下所有他的序跋，你便可以明白那种母爱的一往情深。他会告诉你，他蔑视文学：“文学是什么？我不知道，而且我始终不曾想知道过。
大学里有关于文学的种种课程，书店里有种种关于文学的书籍，然而这一切在轿夫、仆人中间是不存在的……我写过一些小说，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但这些小说是不会被列入文学之林的，因为我自己就没有读过一本关于文学的书。”《将军》序）你不必睬理他这种类似的愤慨。他是有所为而发；他在挖苦那类为艺术而艺术的苦修士，或者说浅显些，把人生和艺术分开的大学教授。他完全有理——直觉的情感的理。但是，如若艺术是社会的反映，如若文学是人生的写照，如若艺术和人生虽二犹一，则巴金的小说，不管他怎样孩子似地热拗，是要“被列入文学之林”，成为后人了解今日激变中若干形态的一种史料。巴金翼扩他的作品，纯粹因为它们象征社会运动的意义：“我写文章不过是消耗自己的青年的生命，浪费自己的活力。我的文学吸吮我的血液，我自己也知道，然而我却不能够禁止。社会现象像一根鞭子在驱使我，要我拿起笔。但是我那生活态度，那信仰，那性情使我不能甘心，我要挣扎。”（《将军》序）在另一篇序内，他开门见山就道：“我是一个有了信仰的人。”（《灭亡》序）记住他是“一个有了信仰的人”，我们更可以了解他的作品，教训（不是道德的，却是向上的），背景，和他不重视文学而钟爱自己作品的原因。
“我从来没有胆量说我的文章写得好，但是我对于自己的文章总不免有点偏爱，每次在一本书出版时，我总爱写一些自己解释的话。”（《萌芽》序）也正因为这里完全基于他对于人生的态度，他的作品和他的人物充满他的灵魂，而他的灵魂整个化入它们的存在。左拉对茅盾有重大的影响，对巴金有相当的影响；但是左拉，受了科学和福楼拜过多的暗示，比较趋重客观的观察，虽说他自己原该成为一个抒情的诗人（特别是《萌芽》的左拉）。巴金缺乏左拉客观的方法，但是比左拉还要热情。在这一点上，他又近似乔治·桑。乔治·桑把她女性的泛爱放进她的作品；她钟爱她创造的人物；她是抒情的，理想的；她要救世，要人人分到她的心。巴金同样把自己放进他的小说：他的情绪，他的爱憎，他的思想，他全部的精神生活。正如他所谓：“这本书里所叙述的并没有一件是我自己的事（虽然有许多事都是我见到过，听说过的），然而横贯全书的悲哀却是我自己的悲哀。”（《灭亡》序）这种“横贯全书的悲哀”，是他自己的悲哀，但是悲哀，乐观的乔汉·桑却绝不承受。悲哀是现实的，属于伊甸园外的人间。乔治·桑仿佛一个富翁，把她的幸福施舍给她的同类；巴金仿佛一个穷人，要为同类争来等量的幸福。他写一个英雄，实际要写无数的英雄；他的英雄炸死一个对方，其实是要炸死对方代表的全部制度。人力有限，所以悲哀不可避免；希望无穷，所以奋斗必须继续。悲哀不是绝望。巴金有的是悲哀，他的人物有的是悲哀，但是光明亮在他们的眼前，火把燃在他们的心底，他们从不绝望。他们和我们同样是人，然而到了牺牲自己的时节，他们没有一个会是弱者。不是弱者，他们却那样易于感动。感动到了极点，他们忘掉自己，不顾利害，抢先做那视死如归的勇士。这群率真的志士，什么也看到、想到，就是不为自己设想。但是他们禁不住生理的要求：他们得活着，活着完成人类的使命；他们得爱着，爱着满足本能的冲动。活要有意义；爱要不妨害正义。此外统是多余，虚伪，世俗。换句话，羁缚。从《雾》到《雨》，从《雨》到《电》，正是由皮而肉，由肉而核，一步一步剥进作者思想的中心。《雾》的对象是迟疑，《雨》的对象是矛盾，《电》的对象是行动。
其实悲哀只是热情的另一面，我曾经用了好几次《热情”的字样，如今我们不妨过细推敲一番。没有东西可以阻止热情，除非作者自己冷了下来，好比急流，除非源头自己干涸。中国克腊西克的理想是“不逾矩。”理智情感合而为一。
这不是一桩容易事，这也不是巴金所要的东西。热情使他本能地认识公道，使他本能地知所爱恶，使他本能地永生在青春的原野。他不要驾驭他的热情；聪明绝顶，他顺其势而导之，或者热情因其性而导之，随你怎样说都成。他真正可以说：“我写文章如同在生活。”（《雨》序）他生活在热情里面。热情做成他叙述的流畅。你可以想象他行文的迅速。有的流畅是几经雕琢的效果，有的是自然而然的气势。在这二者之间，巴金的文笔似乎属于后者。他不用风格，热情就是他的风格。好时节，你一口气读下去；坏时节，文章不等上口，便已滑了过去。这里未尝没有毛病，你正要注目，却已经卷进下文。茅看缺乏巴金行文的自然；他给字句装了过多的物事，东一件，西一件，疙里疙达的刺眼；这比巴金的文笔结实，然而疙里疙达。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日的两大小说家都不长于描写。茅盾拙于措辞，因为他沿路随手捡拾；巴金却是热情不容他描写，因为描写的工作比较冷静，而热情不容巴金冷静。失之东隅，收之桑输，他用叙事抵补描写的缺隐。在他《爱情的三部曲》里面，《雾》之所以相形见绌，正因为这里需要风景，而作者却轻轻放过。
《雾》的海滨和乡村在期待如画的颜色，但是作者缺乏同情和忍耐。陈真，一个殉道的志士，暗示作者的主张道：“在我，与其在乡下过一年平静安稳的日子，还不如在都市过一天活动的生活。”
热情进而做成主要人物的性格。或者爱，或者憎，其间没有妥协的可能。陈真告诉我们：“我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从小孩时代起我就有爱，就有恨了……我的恨和我的爱同样深。”（《雾》）抱着这样一颗炙热的心，他们踯躇在十字街口，四周却是鸦雀无闻的静阒。吴仁民自诉道：“我永远是孤独的，热情的。”（《雨》）唯其热情，所以加倍孤独；唯其孤独，所以加倍热情。听见朋友夸扬别人，吴仁民不由惨笑上来；“这笑里含着妒忌和孤寂。”把一切外在的成因撇掉，我们立即可以看出，革命具有这样一个情绪的连锁：热情——寂寞——忿恨——破坏——毁灭——建设。这些青年几乎全像“一座火山，从前没有爆发，所以表面上似乎很平静，现在要爆发了。”《雨》的前五章，用力衬托吴仁民热情的无所栖止，最后结论是“一切都死了，只有痛苦没有死。痛苦包围着他们，包围着这个房间，包围着全世界。“《电》里面一个有力的人物是敏，他要炸死旅长，但是他非常镇定。作者形容他下了决心道：“这个决心是不可改变的。在他，一切事情都已经安排好了。这不是理智在命令他，这是感情，这是经验，这是环境。它们使他明白：和平的工作是没有用的，别人不给他们长的时间。别人不给他们机会。”
旅长受了一点微伤。敏却以身殉之。没有人派他行刺；他破坏了全部进行的计划。但是他们得原谅他：“你想想看，他经历了那么多的痛苦，眼看着许多人死，他是一个太多感情的人。激动毁了他。他随时都渴望着牺牲。”
热情不是力量，但是经过心理的步骤，可以变成绝大的动力。最初这只是一团氤氲，闷在跳蕩的心头。吴仁民宝贵他的情感，革命者多半珍惜一己的情感，这最切身，也最真实。陈真死了（《雨》）第一章陈真的横死，在我们是意外，在作者是讽喻，实际死者的影响追随全书，始终未曾间歇；我们处处感到他人格的高大。唯其如此，作者不能不开首就叫汽车和碾死一条狗一样地碾死他：《雨》的主角是吴仁民，《电》的主角是李佩珠，所以作者把他化成一种空气，做为二者精神的呼吸），吴仁民疯了一样解答他的悲痛道：“这不是他的问题，这是我的问题。”
“我的问题。”——情感是他们永生的问题，是青春长绿的根苗。热情不是力量，然而却是一种狂呓，一种不能自制的下意识的要求。吴仁民喝醉了酒，在街上抓回朋友叫嚣道：“我的心跳得这么厉害，我决不能够闭上眼睛睡觉。
你不知道一个人怀着这么热的心，关在坟墓一般的房间里，躺在棺材一般冷的床上，翻来复去，听见外面的汽车喇叭，好像听见地狱里的音乐一样，那是多么难受。这种折磨，你是不会懂的。我要的是活动，是热，就是死也可以。我害怕冷静。我不要冷静……我的心慌得很。我一定要到人多的地方去。就是到大世界也行。就是碰到拉客的‘野雞’我也不怕。至少那种使人兴奋的气味，那种使人陶醉的拥抱也会给我一点热，给我一点力量。我的血要燃烧了。我的心要融化了。我会不感觉到自己的存在了。
这赤躶躶的呓语充满了真情。我们如今明白陈真的日记里这样一句话：“如果世界不毁灭，人类不灭亡，革命总会到来。”热情不是一种力量，是一把火，烧了自己，烧了别人。
它有所诛求，无从满足，便淤成痛苦：“我们要宝受痛苦，痛苦就是我们的力量，痛苦就是我们的骄傲。”《电》里的敏，因为痛苦，不惜破坏全盘计划，求一快于人我俱亡。他从行动寻找解决。但是吴仁民，不仅热情，还多情，还感伤。他有一个强烈的本能的要求：女人。对于他，热情只有热情医治。
他从爱情寻找解决。我们不妨再听一次吴仁民的呓语：“我的周围永远是黑暗。就没有一个关心我、爱我的人……但是你来了。你从黑暗里出现了……我又有了新的勇气了……我请求你允许我……我请求你不要离开我……”他以为爱情是不死的，因为情感永生；他们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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