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死的，因为爱情是不死的。他沉溺在爱情的海里。表面上他有了大改变。他从女子那里得到勇气，又要用这勇气来救她。
“他把拯救一个女人的责任放在自己的肩头，觉得这要比为人类谋幸福的工作还要切实得多。”他没有李佩珠聪明，别瞧这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女孩子，她晓得爱情只是一阵陶醉。而且甚于陶醉，爱情是幻灭。人生的形象无时不在变动，爱情无时不在变动。但是这究竟是一副葯；吴仁民有一个强壮的身体和性格；周如水（《雾》的主角）敌不住病，也敌不住葯；吴仁民没有自误，也没有自杀，他终于成熟了，他从人生的《雨》跋涉到人生的《电》。
来在《电》的同志中间，吴仁民几乎成为一个长者。他已经走出学徒的时期。他从传统秉承的气质渐渐返回淳朴的境地。从前他是《雨》的主角，然而他不是一个完人，一个英雄。作者绝不因为厚爱而有所文饰。他不像周如水那样完全没有出息，也不像陈真那样完全超凡入圣：他是一个好人又是一个坏人，换句话，一个人情之中的富有可能性者。有时我问自己，《雨》的成功是否由于具有这样一个中心人物。
我怕是的。这正是现代类似巴金这样小说家的悲剧。现代小说家一个共同的理想是：怎样扔开以个人为中心的传统写法，达到小说最高的效果。他们要小说社会化，群众化，平均化。
他们不要英雄，做到了；他们不要中心人物，做不到。关键未尝不在：小说甚于任何其他文学种别，建在特殊的人性之上，读者一个共同的兴趣之上：这里要有某人。也就是在这同样的要求之下，读者的失望决定《电》的命运。《雾》的失败由于窳陋，《电》的失败由于紊乱。然而紊乱究竟强似窳陋。
而且，我敢说，作者叙事的本领，在《电》里比在《雨》里还要得心应手。不是我有意俏皮，读者的眼睛实在是追不上巴金的笔的。
然而，回到我方才的观察。吴仁民在《电》里成为一个长者。他有了经验；经验增进他的同情；绝望作成他的和平。
直到如今，我们还听得见关于革命与恋爱的可笑的言论。没有比这再可笑的现象了：把一个理想的要求和一个本能的要求混在一起。恋爱含有精神的活动，然而即令雪莱再世，也不能否认恋爱属于本能的需要。如果革命是高贵的，恋爱至少也是自然的。我们应当听其自然。那么，革命者应当恋爱——和别人一样。明临死吐出他一向的疑问道：“我们有没有这——权利？”义务的观念磨难着他。吴仁民安慰他而且解释道：“为什么你要疑惑呢？个人的幸福不一定是跟集体的幸福冲突的。爱并不是犯罪。在这一点我们跟别的人不能够有大的差别。”
在理论的发展上，这《爱情的三部曲》实际在这里得到了它最后的答案。答案的一个例子是恋爱至上主义者的慧，永久唱着她的歌：“我知道我活着的时候不多了，我就应该活它一个痛快。”
另一个更其圆满——更其理想的例子，便是吴仁民与李佩珠的结合。我得请读者多看一眼《电》的第六章，这一章写的那样真实，而又那样自然。这里是两个有同一信仰的男女拢在一起，我几乎要说两位领袖携手前行。恋爱增加他们的勇气，让他们忘记四周的危险。他们有的是希望：“明天的太阳一定会照常升起来的。”即使对于他们明天一切全不存在，他们的信仰也不会因而动遥“我不怕……我有信仰。”
这不正同作者在另一篇序里说的：“我是一个有了信仰的人，”不谋而合吗？我不晓得他们的信仰是否相同，然而全有信仰，不是吗？幸福的人们，幸福的巴金。
双十节转录天津《大公报》文艺栏）
《爱情的三部曲》作者的自由
——答刘西渭先生朋友：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称呼你。我称你做朋友，你应当知道这并不是一个疏远的称呼。除了我的《爱情的三部曲》外，你也许还读过我的散文或杂文，你也许还认识我的一两个朋友，从这里你应该明白“朋友”两个字在人的生活里的意义。我说过我有许多慷慨的朋友，我说过我就靠朋友生活。这并不是虚伪的话。我没有家，没有财产，没有一切人们可以称做是自己的东西。我有信仰，信仰支配我的理智；我有朋友，朋友鼓舞我的感情。除了这二者我就一无所有。没有信仰，我不能够生活；没有朋友，我的生活里就没有快乐。靠了这二者我才能够活到现在。
你说我是幸福的人，你还把我比作一个穷人，要来为同类争取幸福（我佩服你这比喻作得好。）。对你这些话，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才好。我刚刚写好《爱情的三部曲》的总序，在这将近三万字的文章里（我从来没有写过这样长的序），我第一次打开了我的灵魂的一隅：我说明我为什么要写那三本书；我说明我怎样写成它们；我说明为什么在我的全部作品中我特别喜欢它们。你如果读到那篇文章，你可以多少了解我一点，你也会知道对于你的批评我应该给一个什么样的答复。但是那篇文章到现在还不曾排印出来，所以我不得不先给你写这封信。这一年来我说过要沉默，别人也说我沉默了。
但是当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起来的时候，只要咽住一个字也会缩短我一天的生命。倘使我不愿意闭上眼睛等候灭亡的到临，我就得张开嘴大声说出我所要说的话，我甚至反复地说着那些话。
朋友，你不要以为我只是拿着一管“万年笔”在纸上写字，事实上我却是一边写一边念的。这时候我住在一个朋友的“家”里，这个“家”据那位朋友自己说，“为了那灰暗的颜色，一个友人说过住不到两月就会发疯，另一个则说只要三天就可以成为狂人。”朋友的话也许可靠。现在他到天津去了，留下我和一个厨子看守这南北两面的七间屋子。厨子在门房里静悄悄地睡了。南房在黑暗中关住了它的秘密。我一个人坐在宽敞的北屋里，周围是灰暗的颜色。在铺了席子的书桌上，一只旧表一秒钟一秒钟单调地响着。火炉里燃过的煤的余烬穿过炉桥的缝隙无力地落了下来。在一排四间屋子里就只有这一点声音。正如我在《雨》里面所说，一切都死了：爱死了，恨也死了，悲哀和欢乐都死了。这时候我也想闭着眼睛在床上躺下来。然而我不能够。我并不曾死。甚至这个坟墓一般的房间也不能窒息我的呼吸。我不能够忍受这沉寂。我听不见一点人的声音。但是我自己还能够说话。所以纵然只有自己一个人，我也要大声念出我所写的那些句子。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的整个存在都可以用这个来解释。做一个在暗夜里叫号的人——我的力量，我的悲剧就全在这里了。
我说到悲剧，你也许不会相信，作为批评家的你不是说过“幸福的巴金”吗？幸福，那的确是我一生所努力追求的东西，但正如你所说，我是企图“为同类争来幸福”，我并不是求得幸福来给我自己。在这一点我就看出你的矛盾了。为同类争取幸福的人自己决不会得到幸福。帮助美国独立的托马士·陪因说过：“不自由的地方是我的国土，”这比较说“：自由的地方就是我的国土”的弗兰克林更了解自由了。
有信仰的人一定幸福；巴金的小说里充满着有信仰的人，全是些幸福的人，所以巴金是幸福的。朋友，你就这样地相信。但是信仰和宗教中间究竟有一个距离。基督教的[chǔ]女在古罗马斗兽场中跪在猛兽的面前，仰起头望着天空祈祷，那时候，她们对于就要到来的灭亡，并没有恐怖，因为她们看见天堂的门为她们而开了。她们是幸福的，因为她们的信仰是天堂——个人的幸福。我们所追求的幸福却是众人的，甚至要除开我们自己。我们的信仰在于光明的将来，而这将来我们自己却未必能够看见。革命者和教徒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典型。革命都有[jī]情，而在教徒，[jī]情就是犯罪。[jī]情是痛苦的泉源：信教者的努力在消灭[jī]情，而革命者则宝爱它。所以在革命者中间我们很少看见过幸福的人。殉道者的遗书也常常带着悲痛的调子。他们并不后悔，但是他们却对父母说：“请原谅我”；对同志说：“将来有一天我们的理想变为现实的时候，望你们记着我。”
从这里看来，我应该说你把革命分析作下列情绪的连锁：热情——寂寞——忿恨——破坏——毁灭——建设，是错误的了。一个真实的革命者是不会感觉到寂寞的。他的出发点是爱，而不是恨。当一个年轻人的胸膛里充满着爱的时候，那热情会使他有勇气贡献一切。倘使用法国哲学家居友的话来解释，这就是生命在身体内满溢了，必须拿它来放散。每个人都有着更多的爱，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精力，超过于维持自己的生存所需要的，所以应该拿它们来为别人消耗。我自己也有过一点点经验：在十五岁的时候，我也曾有过那“立誓献身的一瞬间”。那个时候我并不觉得孤独，也并没有忿恨。
我有的只是一个思想：把我的多余的精力用来为同类争取幸福。
破坏和建设并不是可分离的东西。在这中间更不应该加上一个“毁灭”。在《雨》里面吴仁民相信着巴枯宁的话：“破坏的[jī]情就是建设的[jī]情。”但这句话的意义是比吴仁民所理解的更深。我要说这两个名词简直是一个意义，单独用起来都不完全。热情里就含着这两样东西。而且当热情充满在一个人的身体内的时候，他的建设（或者说创造）的慾求更强过破坏的慾求。
但热情并不能够完成一切。倘使没有什么东西来指导它，辅助它，那么它就会像火花一般零碎地爆发出来而落在濕地上灭了，热情常常这样地把人毁掉。我不知写过若干封信劝告朋友，说：热情固然可贵，但是一味地放任热情让它随时随地零碎地消耗，结果只有毁掉自己。这样的热情也许像一座火山，爆发以后剩下来的就只有死。它毁了别的东西，也毁了自己。
于是信仰来了。信仰并不拘束热情，反而加强它，但更重要的是：信仰还指导它。信仰给热情开通了一条路，让它缓缓地流去，不会堵塞，也不会泛滥。由《雾》而》《雨》，由《雨》而《电》，信仰带着热情舒畅地流入大海。海景在《电》里面出现。《电》是结论，所以《电》和《雨》和《雾》都不同，就如海洋与溪流相异。一个人的眼睛可以跟着一道溪流缓缓地流入江河。但是站在无涯的海洋前面你就只能够看见掀天的白浪。你能说你的眼睛跟得上海水吗？
进了《电》里面，朋友，连你的眼睛也花了。你就说《电》紊乱，这是不公平的。朋友，你坐在书斋里面左边望望福楼拜，右边望望左拉和乔治·桑。要是你抬起头突然看见巴金就站在你的面前，你一定会张皇失措。你的冷静和客观都失了效用。你准备赤手空拳迎上去，但是你的拳头会打到空处。你不会看清楚这个古怪的人，因为这样的人从前就没有过。《电》迷了你的眼睛。因为福楼拜，左拉，乔治·桑就写不出这样的东西。朋友，这句话会给你抓装错儿”了。但是请慢点，我的话里并不含有骄傲的成分。我只是说：我们现在生活里的一切，他们在那个时候连做梦也想不到。他们死了，你可以把他们的尸首搬来搬去，随意地解剖。但是对于像我这样的一个活人，你就得另想办法。你以为抓住了我，可是我一举脚就溜了几千里，你连我跑到什么地方也不会知道。你“俏皮地”说读者的眼睛追不上我的笔，然而你忘记了你的眼睛是追不上我的脚的。我的脚要拖起你的眼睛跑，把你的眼睛也弄得疲倦了。所以你发出了怨言：紊乱。
你以为我“真正可以说：‘我写文章如同在生活。’”但是你不知道我的文章还要把别人也带进生活里去。你进到生活里，你太陌生，你的第一个印象一定是紊乱。因为实际生活并不像小说里安排得那样地好。你既然承认我写文章如同在生活，你要得跟着我去“生活”，你不应该只做一个旁观者。
你在书斋里读了《电》，你好像在电影上看见印地安人举行祭仪，跟你的确隔得太远，太远了。而且你责备《电》紊乱，你想不到那部小说怎样地被人宰割了几次，你所看见的已经是残废的肢体了。
然而甚至这个残废的肢体也可以告诉人《电》是《爱情的三部曲》的顶点，到了《电》里面，热情才有了归结。在《雾》里似乎刚下了种子，在《雨》里“信仰”发了芽，然后电光一闪，“信仰”就开花了。到了《电》，我们才看见信仰怎样支配着一切，拯救着一切。倘使我们要作这个旅行，我们就不能不拉住两个人做同伴：吴仁民和李佩珠。只有这两个人是经历了那三个时期而存在的。而且他们还要继续地活下去。
在《雾》里面李佩珠没有露过脸，但是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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