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上我不承认失败。你说“窳陋”，那是因为你的眼睛滑到别处去了。你说我“不长于描写”，我承认。但是你进一步说：“《雾》的海滨和乡村期待着如画的景色，”我就要埋怨你近视了。你抓住了一点枝节，而放过了主题。我并不是在写牧歌。我是在表现一个性格，而这个性格并不需要如画的背景。你从头到尾只看见爱情，你却不明白我从头到尾就不是在写爱情。在《雨》，在《电》也都是如此。你“从《雾》到《雨》，从《雨》到《电》，由皮而肉，由肉而核，一步一步剥进”我的“思想的中心”，你抓住两件东西：热情和爱情。
但是刚刚抓到手你就不知道怎样处置它们，你就有些张皇失措了。当你说：“《雾》的对象是迟疑，《雨》的对象是矛盾，《电》的对象是行动，”那时候你似乎逼近了我的“思想的中心”。但是一转眼你就滑了过去（好流畅的文笔。真是一泻千里，叫人追不上。）。再一望，你已经流到千里以外了。我读你的文章，我读一段我赞美一段，到最后我读到“幸福的巴金”时，我已经不知道跟着你跑了多远的路程了。一路上我就只看见热情和爱情，那两件“不死的”东西。你以为热情使我“本能地认识公道，本能地知所爱恶，本能地永生在青春的原野”，你“以为爱情不死”，“情感永生”。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的要点，因为我跑了这么远的路，根本就抓不住你的要点。你一路上指点给我看东一件西一件，尽是些五光十色的东西。但是你连让我仔细看一眼的工夫也不给。你说我行文迅速，但是你行文的迅速，连我也赶不上。我佩服你的本领，然而我不能承认你的论据。我不相信热情是生来就具有的，我更不相信热情可以使人本能地认识公道。你似乎忘记了一个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我的全生活，全思想，全作品的基石。是它使我“认识公道”，使我“知所爱恶”，使我“永生在青春的原野”。我要提出信仰来，但是这两个字用在这里还嫌含糊。我并不是“不要驾驭热情”，相反的，我却无时不在和热情激斗，结果常常是我失败。但是我也有胜利的时候。至于爱情，那绝不是不死的东西。在《电》里面就没有不死的东西，只除了信仰。李佩珠甚至在吴仁民的怀里也说：也许明天我就会离开这个世界，离开你。”她还说：“过一会我们就会离开了。”她甚至梦呓似地问：“假使我明天就死去呢？”她“没有留恋”。可是她却能够勇敢地说：“也许明天这个世界就会沉沦在黑暗里，然而我的信仰决不会动遥”永生的并不是爱情，而是信仰。从《雾》到《雨》，从《雨》到《电》，一路上就只有这一件东西，别的都是点缀。由下种而发芽，而开花，一步一步地在我们的眼前展开了信仰的全部力量。我自己也可以像李佩珠那样地说：“我不怕……我有信仰。”
朋友，写到这里我的这封信似乎应该收场了。但是我还忘记告诉你一件东西。我现在要说的就是“死”。是的，在《爱情的三部曲》里我还写了“死”。
你很注意《电》里面的敏。你几次提到他，你想解释他的行动，但是你不能够。因为你抓不到那个要点。你现在且跟着我来检阅他：“死并不是一件难事。我已经看见过好几次了。”这是他在热闹的集会中说的话。
“我问你，你有时也想到死上面去吗？你觉得死的面目是什么样的？”他临死的前夕这样问他的女友慧道。
慧只看见一些模糊的淡淡的影子。敏却恳切地说：有时候我觉得生和死就只隔了一步，有时候我又觉得那一步也难跨过。”
这几段简单的话，看起来似乎并不费力，然而我写它们时，我是费尽了心血的。这个你不会了解。你的福楼拜，左拉，乔治·桑不会告诉你这个。我自己知道，我必须有了十年的经验，十年的挣扎才能够写出这样的短短的几句话。我自己就常常去试探死的门，我也曾像敏那样“仿佛看见在面前就立着一道黑暗的门”，我也觉得“应该踏进里面去，可是还不能够知道那里面是什么样的情形。”我的心也为这个痛苦。我能够了解敏的心情。他的痛苦也是我的痛苦，也就是每一个生在这个过渡时代中的青年的痛苦。然而我和他是完全相异的两种典型，而且处在不同的两个环境里面。我可以昂然地说：“我们要宝爱痛苦，痛苦就是我们的力量，痛苦就是我们的骄傲。”但是我绝不会“因为痛苦便不惜……求一快于人我俱亡。”所以我的英雄并不会拿对方的一个人来代表整个制度。敏炸死一个人，主要地在炸死自己。这就是你所说的“求一快于人我俱亡”。除了这个就没有别的意义。于是你的矛盾又来了，因为你以为“人力有限，所以悲哀不可避免。”
但是在敏，他根本就不管什么“人力有限”，而且毁灭之后也就更无所谓“悲哀”；在《电》的青年，他们根本就不相信“人力有限”，而且他们绝不至于“求一快于人我俱亡”。
在这一点上我常常被人误解。其实我自己是完全反对恐怖主义的（虽然我对那些所谓恐怖主义的革命者的传记很感兴趣）。在我的一册早已绝版的书上便有一篇和一个广东朋友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某一些批评家将恐怖主义和虚无主义混为一谈，又认定我赞成恐怖主义，因此就把我的作品盖上了“虚无主义”的烙樱其实敏牺牲自己，只是因为他想一步就跨过生和死中间的距离。杜大心牺牲自己只是因为他想永久地休息，而且他相信只有死才能够带来他的心境的和平。这都是带了病态的想法。知道这个的似乎就只有我。我知道死：死毁坏一切，死也“拯救”一切。
你以前读到《雨》的序言，你会奇怪为什么那个朋友要提到“可怕的黑影”，现在你也许可以了解了。在《雾》里面“死”没有来，但是在陈真的身上现了那个黑影。进了《雨》里面，那个黑影威压地笼罩着全书。死带走了陈真和周如水，另外还带走一个郑玉雯。到了《电》，死像火花一般地四处放射，然而那个黑影却渐渐地散了。在《电》里面我像一个将军在提兵调将，把那些朋友都送到永恒里去，我不能够没有悲痛，但是我却没有丝毫的恐惧。我写死，因为我自己就不断地跟死在挣扎。我从《雾》跋涉到《雨》，再跋涉到《电》。
到了《电》，我才全胜地把死征服了。有人想用科学来征服死（如龚多塞），有人想用爱（如屠格涅夫和别的许多人）；我就用信仰。在《电》里面我的确可以这样说：“我不怕……我有信仰。”
有信仰，不错。所以我的第一部小说《灭亡》的序言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一个有了信仰的人。”
然而幸福，那却是另外一件事情。我自己说过：“痛苦就是我的力量，痛苦就是我的骄傲。”我追求的是痛苦。这个时候，你又会抓住我的“错儿”了。我先前不是说过我一生所努力追求的是幸福吗？但是朋友，你且忍耐一下。我求幸福，那是为了众人；我求痛苦，只是为了自己。我有信仰，但是信仰只给我勇气和力量。信仰不会给我带来幸福，而且我也不需要幸福。
那么谁是幸福的呢？你既然提出了幸福的问题，我们就不应该放过它。我把你的文章反复地诵读，想找出一个答案。
是这么流畅的文笔，你写得这么自然，简直像一首散文诗。
我读着，我反复地读着。我渐渐地忘了我自己。于是你的面影就在我的眼前出现了。我仿佛看见你那指手划脚、眉飞色舞的姿态，你好像在对一群敬爱你的年轻的学生演说。
不。你好像一个富家子弟，开了一部流线型的汽车，驶过一条宽广的马路。一路上你得意地左右顾盼，没有一辆汽车比你的车华丽，没有一个人有你那样的驾驶的本领。你很快地就达到了目的地。现在你坐在豪华的客厅里沙发上，对着几位好友在叙述你的见闻了。你居然谈了一个整夜。你说了那么多的话，而且使得你的几位好友都忘记了睡眠。朋友，我佩服你的眼光锐利。但是我却疑惑你坐在那样的汽车里面究竟看清楚了什么？
那么谁是幸福的呢？朋友，这显然应该是你。你这匆忙的人生的过客，你永远是一个旁观者。你走过宽广的马路，你就看不见马路旁边小屋里的情形。你不要信仰，你不会有痛苦。你不是战士，又不是隐者。你永远开起你的流线型的汽车，凭着你那头等的驾驶本领，在宽广的人生的路上“兜风”。在匆忙的一瞥中你就看见了你所要看见的一切，看不见你所不要看见的一切。朋友，只有你才是幸福的人。那么让我来祝福你：幸福的刘西渭。
巴金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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