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或者站在市政厅地窖酒馆前的台阶上。宣布一个人破产的方式也如此，所以久而久之人们把这做法本身也当成了一件坏事，使‘敲某某人的钟’变成了一句咒骂人的话。--过去我自己也漫不经心地去听听，可现在，一想到那钟声就不寒而采，生怕它会给我本已一蹶不振的父親以心灵上的打击。
“他悄悄告诉我，他已就这事请求一位要好的市参议向市长疏通。市参议是一位好心肠的牛皮匠，向我父親打保票说，这次宣布他破产时一定不敲钟。可我从可靠方面打听到，这张保票靠不住。因此我一方面既让父親继续相信这无害的谎言，另一方面却极力劝说他，让他到那天和我去作一次短暂的旅行，到乡下一位親戚家里去。然而父親苦笑了笑，回答说，他在自己的船完全沉没之前绝不离开。忧惧之中，我突然想起我家拱顶地窖紧里边隔出的那间小库房来，在那里头，是从来听不见钟声的。我便据此情况定下一个计策，而且也成功地说动了父親，让他和我一起去开一张库里存货的清单，好使日后法院的人来点收财产的难堪的手续简短一些。
“当那可悲的时刻到来时，我和父親早已在地窖中做起自己的工作来了。父親将货物归类，我则就着灯光把他口授的数字写在一张纸上。有几次，我似乎听见远远地传来了嗡嗡的钟声，便故意提高嗓门讲这讲那，直到木桶和货箱推来搬去发出巨响，把所有从外界侵入的声音都吞噬掉。事情看来完全顺利，我父親也干得十分专心。可谁知突然之间，我听见外面地窖的门开了，我已记不起为了什么事，我们的老女仆来叫我，而随之传进来的，是一阵阵清脆的钟声。我父親侧耳听着，让手中的货箱掉到了地上。
“‘这耻辱的钟声啊！’他长叹一声，便无力地倚在墙上。‘真一点也逃不脱哩！’--但转眼间，我还没来得及讲一句话，他便站起身，冲出库房，沿着楼梯嗵嗵嗵地跑到地窖外面去了。我随即也跑上去，在写字间里没寻见他，最后到起坐间里才发现，他正两手相握着，站在大开着的窗前。这当儿钟声停了，在对面晨光朗照的市政厅，有三扇窗户被推开来，市府的差役把一个个红绒坐垫放在靠窗的长椅上；同时，市政厅前那些石阶的铁栏杆上，已经爬满了一大群半大的顽童。我父親呆呆立着，两眼紧张地盯着对面。我轻言细语地想劝他走开，可他不听我的。
“‘你甭管，孩子，’他说，‘这事跟我有关，我必须听听。’
“这样，他留了下来。一会儿，头戴扑了白粉的假发的市府老秘书，出现在当中的一扇窗前，当他旁边的两位市参议在红城坐垫上把身子靠好以后，他便拉长自己那尖嗓子，宣读起他双手捧在眼前的判决书来。在春日的宁静气氛中，一字一句都清清楚楚地灌进了我们的耳鼓。当父親听见自己的名字和姓氏回蕩在市集广场上空的一刹那，我看见他的身子猛地震动了一下。可他仍然坚持着听完了，然后便从口袋里掏出他那只祖传的金表来，放到了桌上。
“‘它也属于抵押品，’父親说，‘锁进钱箱去吧，明天好一块儿加封。’
“第二天，法院来人查封财产，父親已起不了床，他夜里中风了。--几个月后，我们住的宅子也卖了；我用一来从医院借来的轮椅，把父親推到了郊外新赁下的一间小房中。在那儿，他还活了九年，这个瘫痪了的身心交瘁的人。他在身体好时也帮人写写算算，但主要的家用，却只靠我这双手去挣。不过后来，他倒是怀着上帝一定会怜悯他的坚强信念，在我的怀抱里平平静静地死去的。--他死后，我到了一些好人家里，也就是你祖父府上。”
我年老的女友不再吱声。我却想到了哈勒。
“这么说，”我问她，“你后来从未得到一点你那位年轻朋友的消息吗？”
“一点儿没有，孩子。”她回答。
“你知道吗，汉森，”我说，“我不喜欢你那个哈勒，他这人说话不算话！”
她把手搭在我的胳膊上。“你可不能这么讲，孩子。我了解他这人，再说除去死亡以外，还有另外一些事情也可能叫人身不由己啊。--好啦，咱们回房去吧，你的帽子还在那儿，马上就该吃午饭了。”
我们锁上那空蕩蕩的典礼厅，循来路往回走。这次那个瞅得见幽灵的人没开门，我们只听见他在门里边的沙土地上一拖一拖的踱步声。
我们回到房中，上午的太阳仍有最后一束光辉射进窗户里来。汉森拉开一个小橱子的抽屉，取出一只桃花心木的区儿；匣儿式样虽然老旧，却打磨得光光的，兴许是小木匠早年送给她的一件生日礼物吧。
“这个也得让你瞧瞧，”她边说边开匣儿。匣中藏着一叠有价证券，持有者的名字全是：哈勒·延森，本城已故木工师傅哈勒·克里斯蒂安·延森之子。然而，证券签发的日期又都不早于最近十年。
“你怎么得到这些证券的？”我问。
她莞尔一笑。“我又没白给人家干活儿麻。”
“可签的全不是你的名字呀？”
“那是因为我父親欠了人家的债，我来代他还呗。再说，我的遗物和所有死在这儿的人一样，都要归养老院的，所以我当即就请人把这些证券签上了哈勒·延森的名字。”--在把匣儿重新锁进橱子之前，汉森把它放在手上掂了掂。
“宝藏是重新积攒起来啦，”她说，“可幸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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