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谈翻译 - 书信十七封 谈翻译

作者: 傅雷12,528】字 目 录

谐;至节奏与tempo,当然以原作为依归。尊札所称“博译”,似可成为一宗一派,愧不敢当。以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而论,自问与预定目标相距尚远。

先生以九阅月之精力钞录拙译,毅力固可佩,鄙人闻之,徒增愧恧。唯钞录校对之余,恐谬误之处必有发现,倘蒙见示,以便反省,无任感激。数年来不独脑力衰退,视神经亦感疲劳过度,往往眼花流泪,译事进度愈慢,而返工愈多;诚所谓眼界愈高,手段愈绌,永远跟不上耳。

至于试译作为练习,鄙意最好选个人最喜欢之中短篇着手。一则气质相投,容易有驾轻就熟之感;二则既深爱好,领悟自可深入一层;中短篇篇幅不多,可于短时期内结束,为衡量成绩亦有方便。事先熟读原著,不厌求详,尤为要著。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决不动笔,是为译事基本法门。第一要求将原作(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等)化为我有,方能谈到迻译。平日除钻研外文外,中文亦不可忽视,旧小说不可不多读,充实辞汇,熟悉吾国固有句法及行文习惯。鄙人于此,常感用力不够。总之译事虽尽舌人,要以艺术修养为根本:无敏感之心灵,无热烈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能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赏识(即所谓杂学),势难彻底理解原作,即或理解,亦未必能深切领悟。倘能将英译本与法文原作对读,亦可获益不少。纵英译不尽忠实,于译文原则亦能有所借鉴,增加自信。拙译服尔德,不知曾否对校?原文修辞造句最讲究,译者当时亦煞费苦心,或可对足下略有帮助。

(一九六三年一月六日)

致郑效洵

《人间喜剧》共包括九十四个长篇;已译十五种(《夏倍上校》包括三个短篇,《都尔的本堂神甫》两个,《幻灭》为三个中长篇合成,故十本实际是十五种)。虽不能囊括作者全部精华,但比较适合吾国读者的巴尔扎克的最优秀的作品,可谓遗漏无多。法国一般文艺爱好者所熟悉之巴尔扎克小说,甚少超出此项范围。以巴尔扎克所代表的十九世纪法国现实主义文学而论,已译十五种对吾国读者亦已足够,不妨暂告段落;即欲补充,为数亦不多,且更宜从长考虑,不急于连续不断地介绍。

固然,巴尔扎克尚有不少为西方学术界公认之重要著作,或宣扬神秘主义,超凡入定之灵学(如《路易·朗倍》),既与吾国民族性格格不入,更与社会主义抵触,在资本主义国家亦只有极少数专门学者加以注意,国内欲做巴尔扎克专题研究之人今可阅读原文,不劳翻译;或虽带有暴露性质,但传奇(romanesque)气息偏浓而偏于黑幕小说一流(如《十三人党》《交际花荣枯记》);或宗教意味极重而以宣传旧社会的伦理观念、改良主义、人道主义为基调(如《乡村教士》《乡下医生》);或艺术价值极高,开近代心理分析派之先河,但内容专谈恋爱,着重于男女之间极细微的心理变化(如《幽谷百合》《彼阿特利克斯》);或写自溺狂而以专门学科为题材,过于枯燥(如《炼丹记》有A la recherche de l' Absolu,之写化学实验,《刚巴拉》之写音乐创作),诸如此类之名著,对吾国现代读者不仅无益,抑且甚难理解。

以上所云,虽不敢自命为正确无误,但确系根据作品内容,以吾国民族传统的伦理观、世界观做衡量。况在目前文化革命的形势之下,如何恰当批评资本主义文学尚无把握之际,介绍西欧作品更不能不郑重考虑,更当力求选题不犯或少犯大错。再按实际情况,《皮罗多》校样改正至今已历三载,犹未付印;足见巴尔扎克作品亦并非急需。故鄙见认为从主观与客观的双重角度着眼,翻译巴尔扎克小说暂告段落应当是适宜的。

反之,作品既已介绍十余种(除莎士比亚与契诃夫外,当为西方作家中翻译最多的一个),而研究材料全付阙如,不能不说是一个大大的缺陷。

近几年来,关于巴尔扎克的世界观与创作问题,以及何谓现实主义问题,讨论甚多;似正需要提供若干文献做参考(至少以内部发行的方式)。一方面,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的文艺理论,尚无详细内容可以遵循;另一方面,客观史料又绝无供应,更不必说掌握:似此情形,文艺研究工作恐甚难推进。而弟近年来对于国外研究巴尔扎克之资料略有涉猎,故敢于前信中有所建议,尚望编辑部重行考虑,或竟向中宣部请示。且弟体弱多病,脑力衰退尤甚,亟欲在尚能勉强支持之日,为国内文艺界做些填补空白的工作。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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