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戒指的意思。”
“你早就有戒指吗？”
“这件事你可不能对任何人讲。当我被人找到时，这个戒指就放在我的枕头里面。”
“你从哪儿知道它叫这个名字的？”
燕妮脸上的红晕时增时减：“那个把我扔下就走的人，当时就是这样给戒指取名的。”
我说：“一个吉卜赛人？”
燕妮说：“他叫比丹登格罗。”
我说：“那你可能也是一个吉卜赛人。”
燕妮说：“肯定不是，哈里。那些人可都是黑头发。”
我提出了证据：“可是他们都会跳舞！”
我把一切都讲给图拉听--
她、我和另外的人都狂热地迷恋着这个戒指。我们相信银子可以变戏法，当谈话涉及到燕妮时，我们都不把燕妮称作燕妮，而是称作安古斯特里。那些从一开始就醉心于燕妮那双银色芭蕾舞鞋的同学，现在肯定也非常迷恋安古斯特里。只有我在燕妮和安古斯特里面前能够保持平静，充其量也只是感到好奇而已。大概是我们在一起的共同经历太多的缘故吧。更何况我从一开始就受到图拉的影响。作为女中学生，图拉穿着相当干净的衣服，但身上仍然有一股骨胶味。我沾上这种气味，几乎无法抗拒。
图拉说：“下次把她的戒指偷走。”这时，我打手势表示拒绝。当我埋伏在乌法根路上等待燕妮时，我只是打算在半路上把她的银戒指从手指上取下来。因为我拦住她的去路，所以她每星期有两次要满脸通红。每一次她都不戴安古斯特里，而是在脖子上戴着那串用啤酒瓶橡皮垫做的傻里傻气的项链。
可是为哥哥亚历山大服孝的图拉--
仍然惦记着燕妮很快就得服孝这件事。在四一年晚秋--关于东线战果的特别报道没有了--实科中学已经能够举出二十二个阵亡的实科中学生来。镌刻着姓名、日期和职位的大理石石板挂在叔本华与哥白尼雕像之间的大门上。在阵亡者当中有一个骑士铁十字勋章获得者。有两个骑士铁十字勋章获得者还活着。他们每次休假都要来看望自己的母校。有时候，他们在礼堂里做简短的或冗长的报告。
我们一动不动地坐着，老师们点头称是。报告之间可以提问题。学生们想知道他们得击中多少脾气暴烈的人，得击沉多少吨位的船舶。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希望以后有一天能获得骑士铁十字勋章。老师们要么提出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给养供应是否一直都井井有条--要么就卖弄一些激烈的言词，谈到坚持到底和最后胜利。奥斯瓦尔德·布鲁尼斯参议教师问一个骑士铁十字勋章获得者--我想，他是一名空军--当他第一次看到一个死人时，不管这个人是朋友还是敌人，他脑海里想的是什么。这个歼击机飞行员的回答我已经忘得一干二净。
布鲁尼斯向瓦尔特·马特恩上士提出同样的问题。马特恩因为不是骑士铁十字勋章获得者，所以只能走下讲台，在我们班作一个关于“东线高炮部队战斗情况”的报告。就连这个获得一级和二级铁十字勋章的上士的回答我也忘得干干净净。我只看见他身穿军灰色衣服，既骨瘦如柴，又粗壮结实，用两只手紧紧抓住桌面，对我们看也不看一眼，用他的目光盯着教室后壁上的一幅印刷的油画。这是一幅菠菜绿的托马①风景画。凡是他呼吸之处，空气都稀薄。我们想知道一些有关高加索山的情况，但他却滔滔不绝地谈论毫无价值的事情。
①托马（1839～1924），德国浪漫主义画家。他画的黑林山和其他山脉的风景画被复制出版，广泛流传。
作完报告之后没几天，瓦尔特·马特恩又去俄国了。他在那里受了伤，这伤使得他无法参加高炮部队的战斗。他走路时，腿稍微有点跛，于是就被调回老家的高炮部队，先是到柯尼斯堡，然后到了但泽。他在布勒森一格勒特考海滨炮兵连和皇帝港炮兵连培训空军助手。
大家对于他是既喜欢又害怕，他成了我学习的榜样。每逢上士看望我们，站在讲台上作报告时，惟有布鲁尼斯参议教师露出一副讥讽的面孔，请马特恩别作关于奥廖尔战斗的报告，而是念文兴多夫的一首诗，譬如：“隂暗的山墙，高高的窗户……”对他提出怀疑。
我不记得有参议教师认认真真给我们上课的事情。我猛然想起了几个作文题：不是《祖卢人的婚礼准备工作》，就是《一个罐头盒的命运》，或者是《当我还是一块麦芽止咳糖块，在一个小女孩嘴里越变越小时》。在参议教师看来，重要的事情大概莫过于驰骋我们的想像力罢了。既然在四十个学生当中，通常情况下只有两个学生有想像力，那就要允许三十八个四、五年级的中学生在一边打瞌睡。而这时，两个学生--另外一个人和我--却在探讨罐头盒的命运，瞎说一通祖卢人有其独特的婚礼习俗，探听一块在一个女孩嘴里越变越小的麦芽止咳糖的情况。
这个题目使我、我的同学和布鲁尼斯参议教师忙活了十四天之久，或者是更长的时间。他缩成一团，百无聊赖地坐在已经破损的讲台后面，为了赋予我们以灵感，还摹仿吃糖、[shǔn]吸和吸糖汁的动作。他让想像中的一块麦芽止咳糖从一边腮帮跑进另一边腮帮，差一点把它吞下去。他闭着双眼消耗它。他让糖块说话，让它讲述。简而言之，布鲁尼斯参议教师在一个糖果短缺并由国家控制的年代，加倍地嗜好糖块，热衷于糖块。当他口袋里没有糖块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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