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爱玲的格猜，嫁个“造反有理”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简直就是她为感情而嫁人的直接证据。
时至今日，大陆还有人在说张爱玲是反共作家④，如果他们知道张爱玲的丈夫曾是东德员剧作家布莱希特的密友、曾经信奉过共产主义，不知他们会怎么想？他们大概仍然会说张爱玲是反共作家。在这些人的世界里，只有爹似的中共，才是可以由他们自己的存在而证明的真实存在。别的共产，也就是“修正主义”罢了。
按她的年龄，张爱玲其实还是中第一代能在社会上独立生活的新女，她们与今天的生来就享有这种自由的女，是有点不同的。她们有更强的判逆心，虽然没有听说过今日流行的女权主义的名言隽语，对得来不易的自由，反是她们，别有一番挣牢笼后的珍惜。张爱玲不是八十年代的陈冲，不是九十年代的巩俐。陈冲说她要嫁医生，女演员过了四十岁，就挣不到多少钱了，而医生越老挣钱越多；巩俐则嫁了南洋的香烟小开。这两位的丈夫，不但符合、而且远远超过了夏先生的“身健康而有固定收入”的条件。不过，张爱玲如果也象今天的人生舞台上的一些光灿灿的女演员，下了幕就如此遵从流俗，她或许也就不成其为张爱玲了。
第一次读张爱玲，就为她的不同流俗所惊诧……
[续长沟流月去无声上一小节]。那是一个题为《，戒》的短篇。一位青年女子，为爱杀手诱汉高官。同志们既要利用她又视她为不洁，倒是那位家中没有感情的高官对她很是关怀。在紧急关头，她竟然示意高官逃走！高官随即一个电话，下令封锁了整个街区，把参与其事的青年学生全部逮捕，在当天午夜就枪毙了，包括那位救了他的女子。芳心如雪，郎心如蝎，对比之烈，令人气绝。张爱玲最擅长的就是这样的题材──手头并没有什么资源可以让他改变自己生活的小人物，在沿着外界情势为他所规定的轨道机械地运行时，突然而起的一种感情冲动，一种“发神经”，一种我们不相信他也会拥有的个的灿烂爆发。
如果我们希望张爱玲结一段囿于流俗的姻缘，那我们也不必读她的小说了，我们还是读鲁迅的吧。鲁迅的小说也写的好，但是他笔下的人物，阿ｑ，孔乙己，祥林嫂……总象是忠实地诠释着中人的某一类典型，他们从来不会发一次典型行为之外的“神经病”，从来不会在典型规定的道德原则之外使一次“坏”，因而也就缺少一点个的亮，没有张爱玲笔下的人物的那种独此一个的味道。毕竟，套用托尔斯泰的句型：好人都是相似的，人“坏”的时候却各有各的“坏”法。
张爱玲与赖雅的婚姻，或许不能算是一场精明的生活安排，那就算是她发了一次“神经”吧，那又怎么样？那也是她的个的灿烂爆发。嫁了“一个身健康而有固定收入的人”，就会使她有“有一种幸福感”从而“兴致勃勃的再去创作”？谁又能保证，一个虽能挣钱但却思想平庸、缺乏批判眼光的男人，不会窒息了张爱玲的创作激情？
说到底，一个中女子嫁洋人，干卿底事？好也罢，孬也罢，只要是她自己的选择，只要她自己无怨无悔，又何必要他人议论纷纷？特别是男人，大可不必有那么多的父权式的不平；至于夫权式的愤恨，就简直有点滑稽可笑了。
对于一位洞察世事的作家，真实的生活，总是一连串的痛苦的折衷和无奈的妥协。张爱玲与赖雅的婚姻，或许是确实有感情；或许，也就是她早已说过的，“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天才梦》）。为什么是这只虱子而不是那只虱子，我们至多也只能说是运气问题。张爱玲缺的，其实还是运气。五十年代末，台湾、香港的经济尚未起飞，汇率也低，要在中文市场挣了钱去付美的医葯费，只怕是谁都做不到，何况当时张爱玲还没有今日的名气。美人虽然素来对中文化有好感，但主要还是在感官享受的层次。
要他们读小说，当时“多元文化”的概念还未流行，只怕是兴致缺缺。时至今日，中大陆人写的小说，在美还是不卖钱的。学院里有些人吹得很高，这就说到夏志清羡慕司马新的原故了：司马新拿了文学博士却在金融界任职，“不教书，不必去看那些西方新左派的文学理论和研究，自是一种福气。”
在美市场畅销过的大陆人的作品，从周信芳之女所写的《上海的女儿》到郑念的《上海的生与死》，从梁恒的《革命之子》到张戎的《鸿》，几乎都是传记，或自传小说。如果能连上一点西方人耳熟的地名，比如上海，则更为理想。西方读者要看的是中人的实实在在的悲欢，和他们从另一种文化背景出发的对西方世界的观照。
在今日的西方，传记是书本市场的一大主流，自传小说则是小说的一大主流。亨利·密勒曾经为美人的喜欢自传作品下过个注解⑤：“自传小说，爱默森说它会随着时间而日益重要，已经代替了优秀的忏悔录。这一文学裁并不是真实和臆造的混合，而是真实的扩展和深化。它比日记更可靠，也更诚恳。要求作者必须叙述事实，那只是一种浅薄的真实，自传小说是作者的感情、思考和理解的真实，是消化了的并吸收了的真实。它是作者同时在所有的层次揭示自己。”自传作品，如果敢于在“所有的层次揭示自己”，那就必然会有一种别的裁所难以企及的生动和切。或许正是这种生动和切，使得它们成了在美市场上第一个冲破中西文化壁垒的开荒牛。
张爱玲有个不寻常的家庭──她有吸鸦片、讨小老婆的父，却又有一个留学法学艺术的母；日据时期的上海，不寻常的时代不寻常的地方，这一早慧的少女如流星般不寻常地声誉鹊起；她和“汉”的恋爱，大陆沦陷后她从上海到香港的逃难，还有她在美的挣扎，张爱玲的前半生，实在是多姿多采。以她的文笔，张爱玲一定能在这些事实之上写出扩展和深化了的真实。即使是在五十年代末，这样的一本传记，或许，也能在美市场畅销吧？我们不必遗憾张爱玲嫁了洋人，真正值得遗憾的是她没有留下这样一本自传，以至身后任人猜度。
张爱玲学了不少《红楼梦》的笔法，在这一点上却是太不象曹雪芹。她不写，还让谁写？杨沫的《青春之歌》？今天谁看？中文学史上，居然还没有一部有份量的的女自传小说。以张爱玲的份量，她自己不写，别人也要代笔。司马新用传记材料与她的作品对照，断言《多少恨》和《半生缘》是“带有浓厚自传成份的作品”。不过，在没有学过大厚本现代文艺理论的普通读者看来，这大概是带有浓厚猜度成份的研究。
今天，即使是世代的贵族，也微笑着走上了在“所有的层次揭示自己”的这一平等化路程。以讲究礼节著称的英，王妃和储君竟相给黄小报抛偷情材料。只有张爱玲，至死仍是民的最后贵族，她的骄傲，永远不能退为博取凡夫俗子的同情和眼泪的虚荣。夏先生觉得奇怪，为什么一些与张爱玲关系不深的人，会保留在她的《对照记》相本里；而她的遗嘱执行人宋淇夫妇、两任丈夫胡兰成和赖雅，却都付与阙如。
很可能在他去世二十多年之后，她对他的感情变得淡薄了，觉得即在当年，他的才华就不高，年龄也太大，配不上她。或许因为下嫁洋人，本身就是件难为情的事，不要读者们知道。
这只不过是又一次无聊的猜度。夏先生在美五十年，嫁洋人的中女子，想来见过无数，居然称之为“下嫁”，居然说“是件难为情的事”！
ｂｕｔ，ｗｏｕｌｄ ｓｈｅ ｃａｒｅ ｗｈａｔ ｙｏｕ ｓａｙ？
不愿示人以赖雅的照片，为什么不能是因为张爱玲的敏感、张爱玲的骄傲？为什么不能是因为她的贵族气质，是因为她心中自有他人无法触及的净土？
或许，她只是想保留一片虱子尚未爬到的皮段？
夏先生说他也是“张自己认为最信得过的一位朋友”。看来夏先生在朋友的事上还是很中的，人一死，就可以在夫妻感情上代为立言。难怪越到晚年，阅历越多，张爱玲躲人躲得越厉害。夏先生当然可以谈他的看法，但说话何妨含蓄一点，毕竟谈的是自己的朋友嘛。单是题目，就显得过份直露，配不上张爱玲的典雅华贵。人家爱的是《红楼梦》和《海上花列传》，你却写了英文题目再译成中文？
或许可以在李清照南渡后的词里找一句？这两位奇女子在暮年的情感，想来会有些相通之。但是，首先跳上心头的，却还是陈与义的“长沟流月去无声”⑥。在通向宫殿正门的小桥上倚栏而饮，上有明月，下有流，背后是嵯峨的楼宇，面对的是高朋佳人，何等雍容，何等潇洒！但是，这却不是进行时态的欢歌笑宴，而是二十年后的梦中重温。此身虽在，心神堪惊，于是就有了灵与肉的分离。作者在梦中重塑的青春肉身，仍在欣赏着醇酒美景；但是，他的灵魂，却痴呆呆地垂眼看着桥下的流。明月撒在长沟中，一团光明也只剩得支离破碎；而即使是这种支离破碎，也正在缓慢却又倨傲地随着时间流逝。
沉醉的肉身或许以为明夜仍有同样的凄美，灵魂在经历了靖康年间的一朝南渡和二十年的颠沛流离之后，却清醒地知道：“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传奇》再版自序）今夜的酒，也就只能醉在今夜。
张爱玲嫁了个按市场意义不算成功的美文人。但是，对于一颗为着缓缓逝去的浮华唱着无奈挽歌的孤独灵魂，她的肉身嫁的到底是谁，这个肉身所经历的种种苦辛，或许，已经不是那么郑重得需要教授来猜度的事。
「注」
① 夏志清，《一段苦多乐少的中美姻缘》，世界日报，１９９６年４月１２－１３日。
② 张爱玲，《我看苏青》。收入唐文标编《张爱玲卷》，香港艺文图书公司，１９８２年。
③ 见胡兰成自传《今生今世·民女子》，１９７６年。
④ 张宽，《萨伊德的“东方主义”与西方的汉学研究》，《了望》１９９５年第２７期，并见《华夏文摘》（１９９６年１月１９日）。
⑤ henry miller， ， new direction， 1969 ， ny.⑥ 陈与义，《临江仙·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９６－０５－１９，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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