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六年以前，我读了一本《半生缘》。是从母一个朋友那里借来的，记得是一本纸页打卷、发黄，很破旧的书，拿在手上就立刻能想象出它曾经辗转过多少双手的传递与翻读。那时候，我正在读高中二年级，对张爱玲这个名字还感到十分陌生，心里以为是琼瑶、廖辉英的同时代人，预想中也是相近的风格，于是就在不经意中揣着这本《半生缘》上了一辆穿越半个城市的公共汽车。那是在一九九○年严寒中的一月，我早已养成挤在汽车上读小说的习惯，站在晃动的车厢里眼前的字也在晃动，但是曼桢和世钧却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永久的形象。那时我还不知道“浮世的悲哀”这个说法，但我的心中却被一种奇异的感觉揪得紧紧的，曼桢的遭遇让我感到实在太凄凉，不只是同情于一个小说人物虚拟的命运，而是仿佛突然看到了整个人生中的惨与绝望。这本书让我难受了很长时间，后来我又重读过多遍，凄凉的感觉一次比一次来得要强烈。可以说是《半生缘》使我牢牢地记住了张爱玲：一个能把人生写得如此冷酷的女作家。
后来又过了两年，我在大学里读中文系一年级的课程，有一段时间整天捧着与课业相关的作品，或是津津有味或是心不在焉地读着。那时读的小说有很多，留下深刻印象的却实在很少，但我清楚地记得读完张爱玲《沉香屑 第一炉香》的那个上午。那是在一间宽阔明亮的阶梯教室里，巨大的房间里稀疏地坐了几十个学生，是一堂枯燥乏味的选修课。我坐在最后一排的椅子上，丝毫没有听进老师在讲的内容，完全沉浸在了葛薇龙郁的人生故事中。掩卷之后，我看着课桌上一小片淡黄的阳光，再回想书中的人物和情节，感到仿佛是做了一个很不舒服的噩梦。我的心里有一种惊栗：人生何以会是这样的虚幻和恐怖呢？然而，就是这种不舒服的感觉逼使我不停歇地一气读完了那本书中收录的六篇张爱玲的小说，又继续去读所能找到的她的任何一篇文章。不久以后，我在校门口的书摊上买到了四卷本的《张爱玲文集》，又得以痛痛快快地把她的作品再仔细地读了一遍。那种噩梦般的恐怖更深地袭进了我的心中。凭着一时冲动，我当时就在心中暗暗地许了一个心愿：将来我一定要为这个女作家写一本书。后来我对一位尊敬的长辈说起了这个心愿，他问我到底为什么想要这样做，我回答说：我就是对张爱玲的人生感到好奇，其中我最想弄明白的一点是，究竟是怎样的经历使她在作品里把人生写得如此绝望。年少轻狂的我却也知道，这多半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梦想，此后的几年中，虽然在不断地读张爱玲的书，经常试图解决心中的疑问，但是兴趣却始终止于阅读，思考也仅仅止于惘然。
直到一九九四年秋天在上海见到陈思和老师，我的这个梦想才终于有机会变成了现实。从那时候起，我真正开始为写一本《张爱玲传》做准备。正式动笔是在一九九五年五月下旬，一九九六年四月完成初稿，其间虽然也有课业与其他一些事情的干扰，但是我整日都在牵挂的却一直是这本书的写作。几个月前，我为这本书的台湾版写过一篇简短后记，其中有两段谈到了写作中的感受，现在我把它抄录在这里：
过去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在观望另一个人的生命，看到她的生，看到她在人世间浮沉的开始，看到她生存中的欢乐与悲哀，看到她绝望的心，看到她从人世中的遁出，看到她的死；这样一种观望，似乎应该令人忘记自己，完全沉浸在另一个人的生命长河中，应该是一种沉醉，但是在事实上，在这沉醉之上，我感到一种心痛，在另外一个人的生命中，我看到了自己的生，看到了自己在人世间浮沉的开始，看到了自己生存中的欢乐与悲哀，也看到了自己的心——这样一种观望，其实是需要把整个生命投入进去的，面对着另外一个人的生命，去观望、沉思，最后遇到的应该还是自己的心灵，最终面对的应该还是自己的生命。
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一点点的感到了这种观望的沉重，用自己的生命去理解另一个生命，在另一个人的生命史中发现自己的生命。
这些当然都是实话。我心里想着那个令我困顿的问题，开始写张爱玲的人生故事，但在这过程中，常常也想到自己的一些事情。这部二十多万字的书稿完成后，我实际上是完成了一次对个人生命的认知。
然而当我最近又一次通读全书之后，书稿刚完成时的兴奋却被一种沉重的心情所取代了。探寻张爱玲心灵的真相，重现她人生际遇中的暗面，用她的生平阐释她作品中的意义，这是写作时的初衷，但要在此基础上展开她的心灵史，我有时不得不采取以心写心的方法，从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在其中染上了我个人强烈的主观彩。尽管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想要重现一个客观真实的张爱玲，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我只能够在根据可信材料的基础上写出一个我心目中的张爱玲，然而我的心里还是有一种惶惑，尤其使我感到不安的是，很可能在我讲述的张爱玲的人生故事中有过于主观化的倾向，而碍于我思想的浅薄和学术视野的狭仄，这种主观的倾向经常就变成了一种主观的局限。事实上，直到我写完全书最后一句话，我仍然没有把握断言，我已经了却了我的心愿，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