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小说嗟夫论文学而小说为正宗其文学之荒伧幼稚尚何待论此等文学居然蒙贵报诸子之崇拜且不借举祖国文学而一网打尽西人固应感激贵报矣特未识贵报同人扪心自问亦觉内疚神明否耶今请正告诸子文有骈散各极其妙唯中国能之骈体对仗工整属句丽辞不同凡响引用故实采撷词藻非终身寝馈于文选诸书者不能工也胡钱诸君皆反对用典。胡君斥王渔洋秋柳诗。谓无不可作几样说法。钱君斥佩文韵府为恶劣腐朽之书。此等论调。正是二公自暴其俭学。以后望少说此等笑话。免殆讥通人。散体则起伏照应章法至为谨严其曲折达意之处多作波澜不用平笔令读者一唱三叹能得弦外余音非深明桐城义法者又不能工也选学之文宜于抒情桐城之文宜于论议悉心研求终身受用不穷与西人之白话诗文岂可同年而语顾乃斥之曰妖孽曰谬种恐是夫子自道耳某意今之真能倡新文学者实推严几道林琴南两先生林先生之文已如上述若严先生者不特能以周秦诸子之文笔达西人发明之新理且能以中国古训补西说之未备如论理学译为名学不特可证西人论理即公孙龙惠施之术且名教名分名节之义非西人理［论］理学所有译以名学则诸义皆备矣中性译为罔两假异兽之名以明无二之义理想国译为乌托邦则乌有与寄托二义皆大显明其尤妙者译音之字亦复兼义如名学曰逻辑逻盖指演绎法辑盖指归纳法银行曰板克大板谓之业克胜也板克者言营业操胜算也精妙如此信非他人所能几及与贵报诸子之技穷不译径以西字嵌入华文中者相较其优劣何如望平心思之鄙人非反对新文学者不过反对贵报诸子之排斥旧文学而言新文学耳鄙人以为能笃于旧学者始能兼采新知若得新忘旧是乃荡妇所为愿贵报诸子慎勿蹈之也自海禁大开以还中国固不可不讲求新学然讲求可也采用亦可也采彼而弃我则大不可也况中国为五千年文物礼义之邦精神文明夐非西人所能企及即物质文明。亦尽有胜于四人者。以医学而论。中医神妙之处甚多。如最近山西之鼠
不尽顺颂
撰安
戊午夏历新正二日王敬轩
敬轩先生：
来信“大放厥辞”，把记者等狠狠的教训了一顿。照先生的口气看来，幸而记者等不与先生见面；万一见了面，先生定要挥起巨灵之掌，把记者等一个嘴巴打得不敢开口，两个嘴巴打得牙齿缝里出血。然而记者等在逐段答复来信之前，应先向先生说声“谢谢”，这因为人类相见，照例要有一句表示敬意的话；而且记者等自从提倡新文学以来，颇以不能听见反抗的言论为憾，现在居然有你老先生“出马”，这也是极应欢迎，极应感谢的。
以下是答复先生的话：
第一段（原信“某在辛丑壬寅之际……各是其是，亦不必置辩”。）
原来先生是个留学日本速成法政的学生，又是个“遁迹黄冠”的遗老，失敬失敬。然而《新青年》杂志社，并非督抚衙门，先生把这项履历背了出来，还是在从前听鼓省垣，听候差遣时在手版上写惯了，流露于不知不觉呢？还是要拿出老前辈的官威来恐吓记者等呢？
先生以为“提倡新学，流弊甚多”，又如此这般的说了一大串，几乎要把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的一切罪恶，完全归到一个“新”字上。然而我要问问：“辛丑壬寅”以前，扶持大教，昌明圣道的那套老曲子已唱了二千多年，始终没有什么洋鬼子——这个名目，是先生听了很欢喜的——的“新法”去打搅他，为什么要弄到“朝政不纲，强邻虎视”呢？
本志排斥孔子，自有排斥孔子的理由。先生如有正当的理由，尽可切切实实写封信来，与本志辩驳；本志果然到了理由不能存立的时候，不待先生督责，就可在《新青年》杂志社中，设起香案，供起“至圣先师大成孔子”的牌位来！如先生对于本志所登排斥孔教的议论，尚未完全读过；或读了之后，不能了解；或竟能了解了，却没有正当的理由来辩驳，只用那“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的空话来搪塞；或用那“岂犹以青年之沦于夷狄为未足，必欲使之违禽兽不远乎”的村妪口吻来骂人，那本志便要把先生所说的“狂吠之谈，固无伤于日月”两句话，回敬先生了！
本志记者，并非西教信徒；其所以“对于西教，不加排斥”者，因西教之在中国，不若孔教流弊之大，比较上尚可暂从缓议。至于根本上，陈独秀先生早说了“以科学解决宇宙之谜”一句话，蔡孑民先生，又发表过了《以美术代宗教》一篇文章，难道先生竟没有看见么？若要本志记者，听了先生的话，替孔教徒做那攻乎异端的事业，那可糟糕，恐怕你这位老道，也不免在韩愈所说的“火其书，庐其居”之列罢！
第二段（原文“唯贵报又大倡文学革命之论，……甚矣其惑也”。）
浓圈密点，本科场恶习，以曾国藩之顽固，尚且知之，而先生竟认为“形式美观”，且在来信之上，大圈特圈，大点特点；想先生意中，必以为这一篇经天纬地的妙文，定能使《新青年》诸记者拜服得五体投地；又想先生提笔大圈大点之时，必摇头摆脑，自以为这一句是一唱三叹，那一句是弦外之音，这一句平平仄仄平平，对那一句仄仄平平仄仄对得极工；初不知记者等虽然主张新文学，旧派的好文章，也读过不少，像先生这篇文章，恐怕即使起有清三百年来之主考文宗于地下，也未必能给你这么许多圈点罢！
闲话少说。句读之学，中国向来就有的；本志采用西式句读符号，是因为中国原有的符号不敷用，乐得把人家已造成的借来用用。先生不知“钩挑”有辨别句读的功用，却认为是代替圈点的；又说引号（“キ”）是表示“句中重要之处”，不尽号（……）是把“密点”移在“一句之后”：知识如此鄙陋，唯有敬请先生去读了些外国书，再来同记者说话。如先生以为读外国书是“工于媚外，唯强是从”，不愿下这功夫：那么，先生！便到了你墓木拱矣的时候，还是个不明白！
第三段（原文“贵报时于中国文豪……无乃不可乎”。）
先生所说的“神圣施曹而土芥归方……目桐城为谬种，《选学》为妖孽”，本志早将理由披露，不必再辩。至于樊易二人的笔墨，究竟是否“烂污”，且请先生看看下面两段文章——
……你为我喝采时，震得人耳聋。你为我站班时，羞得人脸红。不枉你风月情浓，到今朝枕衾才共。卸下了《珍珠衫》，做一场《蝴蝶梦》。……这《小上坟》的祭品须丰，那《大劈棺》的斧头休纵。今日个唱一出《游宫射雕》，明日里还接演《游龙戏凤》。你不妨《三谒碧游宫》，我还要《双戏桃山洞》。我便是《缝褡膊》的小娘，你便是《卖胭脂》的朝奉。（见樊增祥所著《琴楼梦》小说）
……一字之评不愧“鲜”，生香活色女中仙。牡丹嫩蕊开春暮，螺碧新茶摘雨前。……玉兰片亦称珍味，不及灵芝分外鲜。……佳人上吊本非真，惹得人人思上吊！……试听喝采万声中，中有几声呼“要命”！两年喝采声惯听，“要命”初听第一声。不啻若自其口出，忽独与余兮目成！我来喝采殊他法，但道“丁灵芝可杀！”丧尽良心害世人，占来琐骨欺菩萨。（见易顺鼎咏鲜灵芝诗。）
敬轩先生！你看这等著作怎么样？你是扶持名教的，却摇身一变，替这两个淫棍辩护起来，究竟是什么道理呢？
林琴南“而方姚卒不之踣”一句的不通，已由胡适之先生论证得很明白；先生定果然要替林先生翻案，应当引出古人成句来证明。若无法证明，只把“不成音节”“文气近懈”的话头来敷衍，是先生意中，以为文句尽可不通，音节文气，却不得不讲；请问天下有这道理没有？胡先生“历引古人之文”，正是为一般顽固党说法。以为非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不能折服一般老朽之心；若对懂文法的人说话，本不必“自贬身价”，“乞灵孔经”。不料先生连这点儿用意都不明白，胡先生唯有自叹做不成能使顽石点头的生公，竟做了个对牛弹琴的笨伯了！
《马氏文通》一书，究竟有无价值，天下自有公论，不必多讲；唯先生引了“文成法立”，“文无定法”两句话，证明文法之不必讲求，实在是大错大错！因为我们所说的文法，是在通与不通上着想的“句法”；古人所说的文法，是在文辞结构上着想的“章法”。章法之不应死守前人窠臼，半农于《我之文学改良观》一文中，己［已］说得很明白。这章法与句法，面目之不同，有如先生之于记者；先生竟并作一谈，未免昏聩！
第四段（原文“林先生为当代文豪……恐亦非西洋所有也”）
林先生所译的小说，若置之“闲书”之列，亦可不必攻击，因为他的《哈氏丛书！》之类，比到《眉语》《莺花杂志》等，总还差胜一筹，我们何必苦苦的凿他背皮。若要用文学的眼光去评论他，那就要说句老实话：便是林先生的著作，由“无虑百种”进而为“无虑千种”，还是算不了什么。何以呢？因为他所译的书：——第一是原稿选择得不精，往往把外国极没有价值的著作也译了出来，真正的好著作，却是极少数，先生所说的“弃周鼎而宝康瓠”，正是林先生译书的绝妙评语。第二是谬误太多，把译本和原本对照，删的删，改的改，精神全失，面目皆非；这大约是和林先生对译的几位朋友，外国文不甚高明，把译不出的地方，或一时懒得查字典，便含糊了过去，林先生遇到文笔蹇涩，不能达出原文精奥之处，也信笔删改，闹得笑话百出。以上两层，因为先生不懂西文，即使把原本译本，写了出来对照比较，恐怕先生还是不懂，只得一笔表过不提。第三层是林先生之所以能成其为“当代文豪”，先生之所以崇拜林先生，都因为他“能以唐代小说之神韵，移译外洋小说”，不知这件事，实在是林先生最大的病根；林先生译书虽多，记者等始终只承认他为“闲书”，而不承认他为有文学意味者，也便是为了这件事。当知译书与著书不同，著书以本身为主体，译书应以原本为主体；所以译书的文笔，只能把本国文字去凑就外国文，决不能把外国文字的意义神韵硬改了来凑就本国文。即如后秦鸠摩罗什大师译《金刚经》，唐玄奘大师译《心经》，这两人，本身就生在古代，若要在译文中用晋唐文笔，正是日常吐属，全不费力，岂不比林先生仿造千年以前的古董，容易得许多；然而他们只是实事求是，用极曲折极缜密的笔墨，把原文精义达出，既没有自巳［己］增损原义一字，也始终没有把冬烘先生的臭调子放进去；所以直到现在，凡是读这两部经的，心目中总觉这种文章是西域来的文章，决不是“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一类的晋文，也决不是“龙嘘气成云”一类的唐文。此种输入外国文学使中国文学界中别辟一个新境界的能力，岂一般没世穷年不免为陋儒的人所能梦见！然而鸠摩罗什大师，还虚心得很，说译书像“嚼饭哺人”，转了一转手，便要失去真义；所以他译了一世的经，没有自称为“文豪”，也没有自称为“译经大家”，更没有在他所译的三百多卷经论上面加上一个什么“鸠译丛经”的总名目！
《吟边燕语》是将莎士比亚所编戏曲中的故事，用散文写出，有人译为《莎氏乐府本事》，是很妥当的；林氏的译名，不但并无好处，而且叫人看了不能知道内容是什么东西，而先生竟称之曰“所定书名……斟酌尽善尽美”。先生如此拥戴林先生，北京的一班捧角家，洵视先生有愧色矣！《香钩情眼》，原书未为记者所见，不知道原名是什么；然就情理上推测起来，这“香钩情眼”本来是刁刘氏的伎俩，外国小说虽然也有淫荡的，恐怕还未必把这等肉麻字样来做书名；若果如此，刁刘氏在天之灵将轻展秋波，微微笑曰，“吾道其西！”况且外国女人并不缠脚，“钩”于何有；而“钩”之香与不香，尤非林先生所能知道，难道林先生之于书中人，竟实行了沈佩贞大闹醒春居时候的故事么？又先生“有句皆香”四字，似有语病，因为上面说的是书名，并没有“句”；先生要做文章，还要请在此等处注意一点。
先生所说“陀思之小说”，不知是否指敝志所登“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而言？如其然也，先生又闹了笑话了。因为陀思妥夫斯奇，是此人的姓，在俄文只有一个字，并不是他尊姓是陀，雅篆是思；也不是复姓陀思，大名妥夫，表字斯奇，照译名的习惯，应该把这陀思妥夫斯奇的姓完全写出，或简作“陀氏”，也还勉强可以；像先生这种横截法，便是林琴南先生，也未必赞成。记得有一部小说里，说有位抚台，因为要办古巴国的交涉，命某幕友翻查约章。可笑这位老夫子，脑筋简单，记不清古巴二字，却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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