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有得到一般学者的承认；在推行上能否有效，现在也还全无把握。
第二，既然说是京语，而且说是北京中等社会的语言，则一般主张者心里所希望的，当然不同我所希望的一样简单：我只希望方言不同的人，能于彼此达意，他们必然于希望达意之外，更希望大家所说的，是彼此互相密合的真正京语，不是蓝青京语。若然说，希望的是真正京语，如其不能，便蓝青些也不妨，这就未免太滑稽了。若然真要贯彻主张，要办到大家说真正京语，就有两个最简单的问题：一是怎样的教，一是怎样的学。就教的方面说，以非北京人而教京语，当然不行；若要请北京人教，恐怕就把北京的中等社会搬空了，也不见得能够分布得来（以每县需用教师十人计，全国共需万人以上。北京人口号称四十万，除去外省人，上等社会，下等社会，小孩而外，所余的中等社会，已属无几；要再在这里面找出能于教语言的人来，不知道能不能满一万）；而且“一传众咻”，结果也未必能好。至于学的方面，困难更多。我敢大胆的说：一个人所能说得最圆熟的，只有一种语言；其第二种语言无论是外国语或是另一种方言，都只能说到达意的一步。以我自己而论，我在未到北京之前，就学过一些京语，后来在北京住了近乎三年，时间不能算短了，但是我曾经问过我一个学生（他是北京人）：我还是用自然的态度，说我的（蓝青）官话好？还是竭力模仿说京话好？他说：先生的官话，我们句句听得懂，可以不必说京话。我问：说了呢？他说：有点儿“寒伧”！我当然是下愚不足为例；但我在北京所常常往来的几十个外省朋友，也几乎个个和我一样。那么，下愚如此之多，也就很可以注意了。而且也颇有若干人，是竭力主张京语，竭力为京语辩护的，而他自己所说的京语，也就“寒伧”得可以。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可以知道硬学京语，只是多用了许多无谓的工夫，结果还是只能到达意的程度，一方面还要得到北京人“寒伧”的评语，既不经济，又不讨好。
第三，我要请大家不要看轻了中国国语已有的好根基，这根基便是我们现在笔下所写的白话文，也便是一般主张说京语者为京语辩护时笔下所写的白话文。我并不说目下的白话文，已经全国一致；但离开一致，也就并不甚远。例如我是江苏人，江苏语与广东语，可算相差得远了。但我所写的白话文（非江苏方言的），与广东人所写的白话文（非广东方言的），差异处就已到了最小度。这就是说，把两篇文章放在一起，已不容易辨别出地域性来了。这个好现象，并不是偶然构成的，也并不是近数年来提倡了白话文学用急火煮成的。从远处说，这是数千年来文言统一的副产物；从近处说，至少也是宋元以来一切语体文字的向心力的总结晶。我们不能说这种向心力，已很明显，很固定的凝结成功了一个核心，但核心的轮廓，已大体完成了。若然我们要废弃了这已有的成绩，要废弃了远自数千年，近自数百年来历史所构成的国语的根基，使国人对于语言的核心的观念，一致移换到京语身上去，我们就应当把今日以前一切已写的语体文字，并今日正在书写的一切语体文字，完全烧毁，而其代用物，却是《京话日报》《群强报》的语体文字。这里语体文字的好不好，另是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把它普及于全国，也只须看我们的毅力如何。我所顾虑的是：我们要把不普及，不自然，非历史的语体文字，去制胜那普及，自然，而且有历史的语体文字，即使能办到，我们的寿命是不是嫌太短！
在我这一段文字里，我希望人家不要误会，以为我把语言与文字，纠缠在一起。我也知道语言与文字，有许多处应当分别讨论。但若是说，我们今日以后，说的该是京语，写的该是通用的语体文！恐怕也就不能算得一句话。
最后，而且最重要，我要把言语学上最大的一个原则提醒诸君：那就是言语是变动的，不是固着的。因其是变动而不固着，所以多则数百年，少则数十年以后的京语，就决不是今日的京语。京语我不甚清楚，就我的乡谈论，我不但觉得和六七十岁以上的老者谈话，可以发现许多不同处，便是近十数年来一条沪宁路造成了，一般社会的语言，也就受了相当的影响了。这等处，普通人是不甚注意的；但在研究语言的人，就不应当忽略。即如欧洲学者所讨论的国际辅助语，从前是有多数人主张要采用活语的，现在的议论，已渐趋一致，以为活语容易变动，不如用人造语，不过该用那一种人造语，目下还是问题。国语之于中国，亦犹辅助语之于国际。譬如我们现在采用京语为国语，就算什么阻碍都没有，到了若干年之后，京语的本身变动了，我们又该怎样？若是说，别处都用今日所推行的京语，而北京的语言，却不妨任其自由变动，则结果是北京一处，独屏于统一之外。若是说，到京语变了，别处也都跟着北京变，那就是北京人所说的“老赶”，我们江阴人说的“乡下人学像，城里人变样”，这国语统一的事业，就永远没有完成的一天。若要连北京人的京语，也限制着不许变，在事实上又绝对的办不到，从这上面看，可见以京语为国语是根本的不可能。
在这一节里，我也希望人家不要误会，以为我对于国语，有一成不变，永远不须修改的奢望。我的意思，只以为制定国语，既然不是儿戏，就不得不在它的寿命上设想到最稳定的一步。正如现在通用的一本电报明码，也就简单到极点了。但如一旦要加以修改，社会上还不免起许多纠纷。国语之于电码，应用之广，组织之复杂，何止千万倍，怎可常常修改呢？
以上是我不能赞成京语的理由。不赞成京语，当然赞成国语了（我对于现在所推行的国语，也有许多意见，因其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故从略）；但国音上忽然附加了“京调”两个字，可叫我模糊了。就我所知道，语言中之所谓调，不外乎两件事：一是语调，一是字调。语调虽然也带着些地域性，但因人类的心理作用是共同的，所以语言尽管相异，语调总是大致相同。例如一句疑问语，其结尾当然提高，决不会落低；一句含着重要语义的句子，其重要处当然加重，决不会减轻，所以这种的调，是人类所共有的，无“京”与“不京”之可言。至于字调，却是绝对的地域物，一个人学第二种语言，无论学得如何精，断断脱不了乡音的字调。因此言语学者断定某一种语言消亡时，其最后消亡的，便是这字调。这字调是各种语言中都有的（通常人称为accent，其实不大对），在中国语中尤为显著而有种种不同的系统，即所谓“四声”的声。若是我们要把它京语化，在事实上一定做不到；而况全体是国语，中间参了京调，即使做到，于事实上有什么好处？
所以我的意见，以为只须能把国音说得正确了，调却可以不管。因为句调是无须管得，字调是不能管得；因其不能管得，所以与其提倡国音京调，正不妨听任其为“国音乡调”。这国音乡调虽然是个游戏名词，但于“达意”之旨，一定没有妨害。而且我敢预料，除非是不要国语，如要国语，将来的结果终于是国音乡调。
1921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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