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之不可能，更在此地重提一下。
我从开场说到现在，说的几乎完全是方法。说得多了！但是并不太多。因为一切实验科学中最重要的总是方法。方法安排定了，其余只是机械般的做法；所得结果，几乎是无可辩论的。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实验语音学一种科学的全体，只是一大堆的方法的总称罢了。
现在说书的本身。
这书分为两编。第一编论常声，第二编论变声。
常声是单发的音，而且是咬嚼得很清楚的。严格的说，语言中简直就没有常声这样东西，因为我们说话时，决然用不着这样的声。但是我们假定因为研究某一方言中的某一字声，而请一个说这方言的人来说一个例字给我们听，他所说出来的，一定是个常声。因此我们可以说：常声乃是我们理想中的声，我们将它说出时，我们以为它可以代表某一声的现象的全体，而在实际的语言中，这某一声的现象，却未必和常声一样表露得完全：有时只表露出一部分，有时因为种种关系，竟可以全不表露。这种只表露一部分或竟是全不表露的声，我们就称他为变声。
我研究了三种方言中的常声，就是北京语中的，广州语中的，江阴语中的。北京语与广州语之可以代表北部及南部语，自然没有问题。江阴语是我自己的方言。我本想找个苏州人来发音，做江浙语系的代表，但竟没有能找到，不得已乃用江阴语。
实验工夫若然只做一次，那是万万不够的。所以我在要断定某一声的价值时，必比较许多次实验所得的结果，而求其最普通之一现象。
凡与字声有关系的事，也大都研究。因此，在广州语中，我非但研究旧说的八声，还研究了新近发现的第九声；在江阴语中，我研究了至今聚讼的一个清浊问题，和“浊上”的消失问题；在北京语中，我研究了“自然声”，“入声转变”，“哑音气子”等问题。
第二编所研究的变声，又分作重音与音节两件事。在重音一件事上，我得到了十几个见解。这种见解在目下还不能当作结论。把这小小的收获与所用的工夫相比较，似乎很不上算；但在不怕做苦工的人看来，已可以增加一分勇气了。我们知道无论研究何种科学，实验的或非实验的，假使一个人用了一世工夫而所得结果只是十个八个字，但求十个八个字真有价值，那就决不是一个耻辱。
关于音节，我只是十分粗略的观察了一下，因为这个问题，需要特种的材料和受试人，本以分开研究为是。
现在说附录中所记我所创造的两种仪器。
第一种仪器叫做音高推算尺，可以做量线，计算，作图等工作。有大小两式，小式尤比大式合用，因为价值便宜，便于取携，而且不易损坏。用以量线，可以量到十分之一公厘，其准确与用玻璃小尺绝对一样，而时间可以省到三四倍；又不伤目力，因为廓大镜的倍数很低。说到作图，可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用计算的，一种是不用计算，就将量线，计算，作图三事，同时兼做的。这后一种方法，比前一种更好，因为非但简便省事，而且所得结果，其正确程度，竟超出于普通方法之上。其理由有二：
第一，普通方法所得的结果，并不是直接来的，是经过了许多次的间接来的；每经过一次的间接，就有增加一分的错误的可能。无论你如何精细用心，这总是件逃不了的事。我们仪器上所得的结果，却完全是直接的；完全直接也当然并不就是绝对没有错误，但错误的分量总少得多了。
第二，在物理计算中，除有特别需要外，通常只用数目字三位；在图算法中，用两位就够。我们这仪器上的对数尺，却用了四位。以四位与三位或两位相比，自然是正确得多了。
因有这种原因，所以用无计算法直接画出来的曲线，形式非常整齐，不比用普通方法所画的，常带着许多不规则的折齿。这种折齿从何而来，向来没有人能明白解释过；现在我们可以说，这是错误成分太多的结果。
第二种仪器是一个音鼓，感觉特别灵敏，所以记起声来（尤其是在记女声的时候），比普通的Rousselot式鼓好得多。若是把鼓膜的宽紧和鼓管中的气量校得恰好，所画出的浪线，几乎可以和Lioretgraphe上画出来的一样；而且于记语声之外，更能记“音哨”和许多种口吹乐器的声。因有此种作用，我们有时可以把它替代电流音义，有时也可以借它研究乐器的音高。我们还能用它记留声机片的音，因此可以利用市上所卖的留声机片，来研究名歌人或名乐师的奏品。为了这样一件事，从前Scripture先生曾特造过一种仪器。这仪器的价值至少要比我们的音鼓高上一百倍，实验时所用时间和材料，要多到一千倍；所画出的浪线，自然比我们的鼓上所画出的详细得多，但在普通研究中，我们永世也用不着那样的详细。
1925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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