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卿以下，郑三俊刘宗周冯元飚倪元潞等，皆其所称举；即上所最恨者，无如黄道周，且录用督师，则援而至于相者也。自吴昌时入，于宜兴最亲，而兴化之交亦厚，日游于两公之门，以招摇宠利；而三四趋风傈锐之徒，乃起而与之争权。其中稍自持正者，默以告兴化，谓两相应早自别白。又有宜兴素厚善者，求事稍不兼，辄阳侈而阴背之，宰相与台谏且离且合，而江南北之郄渐成。上亦颇知其端，未察也；会延儒先以视师蓟门，中官及骆金吾养性之间，得以入（延儒出征，上意已疑之。及至军，用刘释清为中军，诸大师奔走若猬犹如长安时，中官皆密以闻）。而因受命办严，逡巡失上指，同官又从而之，浃辰而江南北两相俱罢（宜兴虽撒监军内掺，而与中官往来颇厚。上恐其合也，乃于诛王裕民之前一日密召宜兴，屏左右而所及不过泛语，五鼓弃裕民市。而宜兴始知中官皆以昨者造膝实赞帝杀之，虽力辨不信也，以此恨刺骨，而其过日闻于上矣。掌金吾事郭承天罢，赂养性以非资用，由宜兴所拔，会与吴昌时不合，宜兴来有意易之，养性见人大怨望，熊开元之刹宜兴也，上尝密语赐无而中止，养性泄之于同乡科臣廖国遴，国遴以告同官曹良直，良直具疏以绊。良直兴化客也，以此并恨，两相俱罢也）。延儒自用他事看议，以三月请兵，责其稽缓，既皇恐待罪，再疏与致仕云（屡奏请行而以无兵为言，上曰：“徐之兵将集之，卿独往何益？”时延儒目受命夕出都，蒋公德景言于倪司农曰：“上意欲吴公速行，缓语扶慰者试耳，观首揆疾趋可见。”闻之不以为然，又以孙传庭出关，力言特重以拂上之意，故有后命也）。而孙传庭加督师，兼制应皖豫楚诸军，举讨贼事专责之矣。当是时，上新任枢计二臣冯元飚倪元潞，皆由兵侍郎不次用，召见中左门，谕之曰：“国家艰难，兵食宜合一卿，两人同乡里，负才望，朕故用以协心规画，卿其有以报朕。此两人者公忠阔达，实有济变材，早年为体仁之所抑没。”元飚缘南卿寺问地免，元潞则乌程畏蔡泽之逼，嗾勋臣论劾之。宜兴再召而始出，一见被眷遇，始信上知人向误国事，皆体仁辈壅蔽之耳。元飚数被病强起视事，上赐药饵杂物，居数月，不得瘳。元璐归并三饷，以便稽核，广鼓铸行钞法以助之，聊支吾匮绌，非其意也。每相见，辄顿足曰：“使吾两人早受知，竭狗马之力，天下事或不至溃裂，今定何及耶？”传庭之出关也，贻书元飚，惟不欲速战；且上意及朝廷趣之急，不得已誓师，既下汝州，克宝丰，三日五捷。帝坐便阁喜甚，召元飚曰：“传庭乘胜，贼亡在旦夕，卿居中调度有方，朕且加殊赏。”元飚顿首曰：“贼故见赢以诱我师，兵法之所忌也，臣不能无忧。”上嘿然良久弗应，因罢去。无何，传庭兵败书闻，在延切切惴恐。台谏之纠宜兴者，日数奏，上以西事为恨曰：“吾日夜忧贼，而大臣多受金钱，坏法令，无纤毫以国家为意，即心齐之谓何？”因震怒。而张献忠先已破武昌，上又追恨，使吴早誓师南征，不至此，独怪台谏鲜有平心按劾，故逮延儒也，并治之，延儒赐帛自裁（延儒熟于世故，情面多而执持少，小之不逆贿歉不责。当时有参其利归群小玷集厥躬者此实录也。赐死前一日，辅臣德藻等渴救曰：“延儒赴召之初一切奉杨圣德，如捐租起废解纲肆赦诸大政，天下感戴太平，但其赋性宽疏，门客宵人乘机假借，延儒不能尽知；即知，亦不能力绝，以致笼络彰闻，罪安可遣？惟上念其观师，一出杭慨驰区征劳可败，俯从部议远戍可也。”帝曰：“览奏，朕心恻然，但以其罪犯重大，前谕已明，姑念首辅，勒令自裁，已有旨了”）。固未出国门，武昌之败，诛之无辞，得减死，戍金齿。初延儒未罢时，上骤用修撰魏藻德为大学士。又一年而吏侍郎李建泰副都御史方岳贡同首辅陈演入阁佐理，藻德廷对第一，甫三年。岳贡久滞松江太守，得谴，用清名召见，不三月得相，皆特恩也。建泰风骨峭拔，性慷慨，负重名，晋人，善治生，家百万，数欲捐输，以佐县官。有止之者曰：“公行且相，奈何以资进？”及相而贼已过河，计不留之，以为大盗资，顾扼腕已晚。是时上数愤懑不食，建泰进曰：“臣自度居中，无以分主忧，愿驰自太原，出私财购死士，且以倡率乡里击贼，不用公帑，十万之众，可集也。”上大悦，即其所荐凌驷介松年郭中杰以从，驯以进士授兵部主事，松年改户科给事中，中杰假副总兵为中军。十七年正月二十六日，行遣将礼，先期驸马都尉万炜奉特旨告太庙土，临轩手敕，代朕亲征，加劳赐龙节一，尚方剑一，百僚皆侍班，金吾备法驾警跸，御正阳门楼，光禄寺置宴，大合乐，御制诗饯行。建泰拜谢，上为之起，凭栏目送之，良久，乘舆乃返。是日大风扬沙，建泰就车，适数步而左驸折，观者以为忧。进士程源私与驷曰：“贼过河全菁已骚动，若疾行可及，迟则不能支，若晋破，公虽行，无能为也。”既而曲沃陷，建泰家破掠气夺，所过东光诸小邑，闭门不给饷，攻之始开。建泰疾甚，兵尽溃，犹豫畿辅不能进。上以建泰之行也，于二月朔，用工部尚书范景文礼侍郎丘瑜入辅，而藻德岳贡于二月二十六日受命特遗藻德以兵部尚书，兼工部，进文渊阁，为总河。岳贡以户部尚书，兼兵部，进文渊阁为总曹，皆管屯练事务，驻于临清淮扬，备南迁也。寻得旨中止，是月也，德演相继罢。德之罢也，以光时享疏言练饷殃民，追咎首为此策者。德拟旨云：“向时聚敛，小人倡议搜括，致民穷祸结，误国良深。”上不悦，召见，诘之以小人主名，德不敢斥言杨嗣昌，但以旧司农李待问为对。帝曰：“朕非聚敛，止欲练兵。”德曰：“皇上岂肯聚敛，因既有旧饷五百万，新饷九百万，余复增练饷七百三十万，当时部科实难辞责，且所练兵马安在？蓟督抽练兵四万五千，今止三万五千，保督抽练三万，今止二千五百，保镇抽练三万，今止二三百。若山永兵七万八千，蓟密兵十万，昌平兵四万，宣大山西与陕西三边兵名二十余万。一经抽练，将原额兵马俱不问，并所抽亦未练，徒增七百三十万之饷耳，民安得不困？”上曰：“今已并三饷为一，何必多言？”言户部虽并三饷为一，然外州县追比只是三饷。上震怒，责以朋比，德力辨，诸辅臣复为申救，而倪司农尤璐至以钞饷系本都职掌，自引咎，上始少解。德退，又言：“臣因近日边臣，每言兵马，只以练饷立说，或数千，或数百，抵塞明主，而全镇新饷，兵马数万，概言不足，是因有练饷而兵马反少也，臣私心恨之。又近日直省各官，每借练饷为名色，追比如火，致百姓困苦，遇贼辄迎，虽三饷并急，不止练饷，而练饷又甚，臣又私心恨之。益至外无兵，内无民，且并饷劝不能完故推咎于议练饷之人，冒昧愚戆，罪当死。”因引咎出直，上虽慰留之，竟以此去（先是十四年，山西巡按御史陈纯禀奏抽兵练饷之庠疏曰：“兵一加则人失其故居，无田园丘陇之恋，无父母妻子之依，思归则逃逢，故则遗抽余者既以余薄白安于无用，抽去者又以远调而不乐为用，伍虚而饷仍在，不归主帅则归偏裨，且乐其逃而利其饷。武允扣克既熟，则凡可以营谋转升皆是物也，精神不用以束伍而用以扣饷，厚饷不用以养兵而用以营升，伍虚则无人而又安言练饷，靡则愈缺而安望其俗，此两穹之道也”）。先朝词臣，有经世之略者，莫过于海上徐文定公光启，晋江蒋公德徐公农书及西洋火器诸法，皆讲求以备国用，惜年老未及行施。蒋公于钱粮马士之数，了若指掌，在上前亦能敢言。然上素恶直好谀，见延儒体仁嗣昌辈语多迎合，又狷巧捷给，而蒋不免于戆直，口操闽音，以此不甚合；然其时已危急，虽用之无益也。德去都谏，孙承直汪惟效争之皆力，魏藻德亦以为言，然已先传藻德为首辅矣。初以山西新陷，未敢辄去，又以在廷连章见留，避嫌即具疏辞。朝并相演虽同免，其得放在后，时几辅寇骑已充斥，乃不果行。呜呼！上之号兆求贤者，十有六年，至末造庶几乎一遇。以今观之，如蒋德景李建泰范景文之在政，本倪元璐冯元飚之备六卿，以视从前之古位者，相去远矣。然必用茸斗筲之魏藻德，躐而处乎其间，则又何也？祖宗朝各边养兵，全取给于屯监民运二者，其关支京币，始自正统，讫于万历之末，亦止三百余万。今抽饷练饷，并旧饷约计二千余万，民穷财尽，而兵反少于往时。据德所陈，当时蠹国诸臣，真万死不足以塞责。诚以主上之明察，若使德景效用如乌程宜兴时，俾当宁早闻此言，且虚怀前席之恐后。不幸大势已去，明知前人之蔽欺，不可胜诛。不得已责曲沃破家专征，访通州以敌台城守，皆为目前支吾苟且计，其经久远谋，非不深领其言，固以无可如何，佛于心而逆于耳。噫嘻！孰非时为之哉？君子不得不致恨于始用事之人也！（《绥寇未刻编》）
高皇帝建都金陵，命刘诚意相地，筑前湖为正殿基，业已植椿水中；上嫌其逼，少徙于后。诚意见之默然，上问之。对曰：“如此亦好，但后不免迁都之举。”时金陵城告完，高皇帝诚意视之曰：“城高若此，谁能逾之？”诚意曰：“除非燕子能飞入耳。”其意盖为燕王也。皇帝又问诚意国祚短长？诚意曰：“国祚悠久，万子万孙方尽。”后泰昌万历子，天启崇祯弘光皆万历孙也，果符其谶。（《剪烛丛编》）
李给谏清《三垣笔记》曰：“闯贼入京，命各官俱于二十一日廷见。是日各官毕集，一象独仰大内，泪如泉注。四彝馆有回回使者六人，亦召入，不拜，贼怒欲置之重辟。使者曰：‘吾君知明朝天子，不知姓名；若归告吾君，以贡来朝则舞蹈何辞？今无君命，故不敢。’贼终不能屈。”（《续表忠记》）
◎科名
士患不圣贤豪杰耳，必科名哉？虽然，重科名，则科名中未必绝圣贤豪杰也。姑略其远，请以所闻于近者笔焉。后起者可以兴。
隋始设进士科，唐太宗御崇政殿试进士，呼之面试及第，始唱名；明皇末，始试诗赋并杂文帖经为三场。宋太祖赐屡试不第举人出身，始放进士榜。太祖始分进士为三甲（进士分甲次自王世则榜始），赐新及第进士绿袍靴笏，仍赐宴琼林院。太宗始置武学，始诏进士预殿试者不黜落；哲宗诏进士专习经义，从此废词赋。（《古今原史》）
《文献通考》唐时所放进士，每岁不过二三十人，士之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尚有试吏部一关，韩文公三试吏部无成，则十年犹布衣，且有出身二十年不获录者。自宋太祖太平兴国二年，初即位，思振淹滞，赐进士诸科出身者五百余人，皆先赐绿袍靴笏，赐宴开宝寺。第一等二等进士，及九经授将作监丞，大理评事通判诸州，其余皆优等注拟，宠章殊异。薛居正等言取人太多，用人太骤，不听。此太宗初一天下，欲以得士之盛，跨越前代，荣观史册；不知侥幸之心，欲速之习，中于士人者，且数百年而不可返矣。又考《通典》举人条例四经出身，授监县尉，判入第三等，授望县尉，五经出身，授望县尉，判入第三等，授畿县尉，进士与四经同资。是唐时明经进士初除不过县尉，至胜朝，则一入词林，更不外补。二甲之除，犹为部属，崇浮长惰，职此之鲧；其于唐人举士之初制，失之远矣。（《日知录》）
洪武间，诏开科取士，定科举格，初场各经义四书一道，三场策一道，中式者后十日以骑射书算律试之。立三场试格始此，后有增损。（《古今原始》）
洪武三年庚戌，始开科，就试者乡举士百二十三人，中式者七十二人。四年京畿复乡试，寻又合诸省之士会试，凡二百人，中式百二十人。其三年所举乡试士，未及会试，悉授官；六年停罢科举，十七年复颁行科举，第一场试四书义三道，每道二百字以上，经义四道，每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试各减一道。四书义主《朱子集注》，经义，《诗》主《朱子集传》，《易》主《程朱传》，《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其《易》之废程而专用朱，《春秋》之废张而专用胡，不知起于何时？然《程氏易传》，人多有阅之者，至张洽《春秋传》，今全本无有行世者，而习《春秋》者，且不知其名矣。（《汇书》）
明初三科，有四书疑问，仿元制也。洪武甲子，易以四书，名曰制义艺，本朝照行。康熙癸卯甲辰丙午丁未两乡会试，革去头场，止用论文取士，论题仍用四书。己酉复八股制艺，至今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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