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此冊昔年從傳鈔本轉錄。訛奪甚眾。今隨筆勘正。有好事者能付之梓。是所禱也。
丁亥六月朔。文如居士識于成府村居之五石齋。
附錄：談遷和國榷
吳唅
國榷這部書
二十五年前，我在北京圖書館讀「明實錄」，抄朝鮮「李朝實錄」，想從這兩部大部頭書裏，找出一些有關建州的史料，寫一本建州史。因為清修明史，把它自己祖先這三百年間的歷史都隱沒了，竄改了，歪曲了，為的是好證明清朝的祖先從來沒有臣屬于明朝，沒有受過明朝的封號。進一步強調建州地區從來不屬於明朝的版圖等等政治企圖。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在修四庫全書的時候，把明人有關建州的真實史料都作了一番安排，辦法多種多樣，一種是毀板，禁止流通，一種是把書中有關地方抽掉，弄成殘廢，一種是把有關文字刪去或改寫。推而廣之，連明朝以前有關女真歷史的著作也連帶遭殃，不是被刪節便是被竄改了。這樣做的結果，從十四世紀到十七世紀中期這一段期間的建州史實，在整個歷史上幾乎成為空白點，我們對建州族的社會發展，生產情況，生產工具，社會組織，風俗習慣，文化生活，部落分布等不是一無所知，便是知道的很少。這是個歷史問題，應該解決。解決的辦法是努力搜集可能得到的史料，加以組織整理，填補這個人為的空白點，從而充實豐富祖國各族大家庭的可愛的歷史。
當時，我從朝鮮「李朝實錄」中抄出有關建州和中朝關係的史料八十本，這些史料大部份是朝鮮使臣到明朝和建州地區的工作報告，很具體，很可靠，對研究明朝歷史，特別是研究建州歷史有極大幫助。這部書定名為「朝鮮李朝實錄中之中國史料。」隔了二十多年，最近才抽工夫校補，交給中華書局，正在排印中。
另一個主要史料「明實錄」，讀來讀去，讀出了許多困難。第一是這書沒有印本，只有萬曆以後的各種傳抄本。私人傳錄，當時抄書的人，怕這書部頭大，有時任意偷懶，少抄或漏抄以至錯抄的地方很多。錯字脫簡，到處都是。更糟的是這書原來就不全，因為崇禎這一朝根本沒有實錄。天啟呢，在清初修明史的時候，因為「天啟實錄」裏如實紀載了當時宰相馮銓的醜事，馮銓降清以後，憑借職權方便，把紀有他醜史的這一部分原本偷走毀滅了，以此，「明實錄」的傳抄本也缺了這部分。補救的辦法是多找一些「明實錄」的傳抄本，用多種本子互相校補，但是，這個辦法在二、三十年前的私人研究工作，得不到任何方面支持的情況下，是辦不到的。另一個是找一部明末清初人的有關明史的較好的著作，這部書就是談遷的「國榷」。
「國榷」這部書，知道的人很少，因為沒有印本流通，只有傳抄本，有機會看到的人不多。二十五年前的北平；只有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有一部晒印本，很珍貴，不能出借。記得在一九三二或一九三三年為了查對一條材料，曾經翻閱過一次，以後便再也沒有機會見面了。
想望了二、三十年，如今頭髮都白了，在解放了的祖國，在黨的整理文化遺產的正確方針下，中華書局排印了這部六大厚冊五百萬字的大書，怎能叫人不高興，不感激，不歡欣鼓舞！這部書就我個人的治學經歷來說，也是一個鮮明的今昔對比。
「國榷」一百零四卷，卷首四卷，共一百零八卷。據談遷國榷義例，原稿原來分作百卷，現在的本子是海寧張宗祥先生根據蔣氏衍芬草堂抄本和四明盧氏抱經樓藏抄本互相校補後重分的。這書是明朝的編年史，按年按月按日紀載著者認為重大的史事，起元天歷元年到明弘光元年(公元一三二八--一六四五)。卷首四卷分作大統、天儷、元潢、各藩、輿屬、勛封、恤爵、戚畹、直閣、部院、甲科、朝貢等門，是綜合性的敘述，便於讀者參考的。
原書有崇禎庚午(公元一六三０)新建喻應益序，說「三代而後，......野史之繁，亦未有多於今日者，然見聞或失之疏，體裁或失之偏，紀載或失之略。......鹽官談孺木，乃集海鹽、武進、豐城、太倉、臨胊諸家之書凡百餘種，苟有足述，靡不兼收，勒為一編，名曰『國榷』」。天啟丙寅(公元一六二六)談遷自序批評了在他以前的幾個明代編年史的作者以後，說：「故予竊感明史而痛之，屢欲振筆，輒自慚怒臂，不敢稱述。間窺諸家編年，于訛陋膚冗者妄有所損益，閱數歲，裒然成帙。」序後又有跋：「此丙寅舊稿，嗣更增定，續以崇禎弘光兩朝，而序仍之，終當覆瓿，聊識於後。」由此可見「國榷」初稿完稿於公元一六二六年，以後陸續改訂，過了二十年，一六四五年以後，又續加了崇禎弘光兩朝。據義例所說「國榷」創稿於公元一六二一年，一六四七年被小偷偷走原稿，又發憤重新編寫，一六五三年帶稿子到北京又加修訂，那末，這部書的編纂時間前後已經超過三十年了。
黃宗羲撰談君墓表，說他：「好觀古今之治亂。其尤所注心者在明朝之典故，以為史之所憑者實錄耳。實錄見其表，其在裏者已不可見，況革除之事，楊文貞(士奇)未免失實，泰陵之盛，焦泌陽(芳)又多醜正，神熹之載筆者皆宦逆奄之舍人，至於思陵十七年之憂勤惕厲，而太史遯荒，皇宬烈焰，國滅而史亦隨滅，普天心痛。於是汰十五朝之實錄，正其是非，訪崇禎十五年之邸報，補其闕文，成書名曰『國榷』。」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說他：「留心國史，考證皇朝實錄寶訓，博稽諸家撰述，於萬曆後尤詳，號為『國榷』。」由此可見談遷原來編撰「國榷」的用意，是因為明列朝實錄中有幾朝實錄有失實，醜正，歪曲的缺點，是因為諸家編年有訛陋膚冗的毛病，才發憤編纂的。到國亡以後，不忍國滅史亦隨滅，又訪求邸報(政府公報)，補述崇禎弘光兩朝史事，寄亡國的悲憤於先朝史書之編修，自署江左遺民，則是以愛國遺民的心情重寫國史，和原來的以留心國史、典故的歷史家心情編撰國史的時候有所不同了。其次，談遷編撰「國榷」，主要的根據是列朝實錄和邸報，參以諸家編年，但又不偏信實錄，也不側重私家著述，他對史事的紀述是十分慎重的，取才很廣泛，但選擇很謹嚴，擇善而從，不憑個人好惡。第三，建州史料，萬曆以後最關緊要，「國榷」於萬曆後尤詳，特別是崇禎朝沒有實錄，談遷根據邸報編述了這十七年間的事跡。由於當時這書並未刊行，因之也沒有經過四庫館臣的胡亂刪改，我們可以根據「國榷」的紀載和清修明史核對，就這一點而說，「國榷」這書對研究建州史和明朝後期歷史是有積極貢獻的。第四，一六四七年全稿被竊，他並不喪氣，為了保存前朝史事，又發憤重新編寫，這種忠於學術研究，忠於國家民族的堅貞不拔，不為困難所嚇倒的精神氣節，是非常值得後人崇敬和學習的。當然，談遷也有他的時代局限性，如他對農民起義軍的仇視，對國內少數民族和鄰邦的態度和侈談災異迷信，以及文字敘述的過分簡約等等，都是顯著的缺點，也是封建時代史家的一般缺點，我們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用這部書作研究資料時，是要注意到這些缺點的。
談遷寫國榷
「國榷」的主要根據除明列朝實錄和崇禎邸報以外，一六三０年喻應益「國榷」的序文，說他採諸家著述凡百餘種，這話是有事實可查的。試以卷一到三十二的引書為例，談遷參考過明代人著作有葉子奇，宋濂，王褘，解縉，蘇伯衡，方孝孺，金幼孜，楊士奇，吳寬，李賢，李夢陽、丘濬，葉盛，姚福，鄭曉，雷禮，王世貞，王世懋，王鏊，王瓊，楊守陳，何喬新，薛應旂，陸深，馮時可，袁凱，何喬遠，鄧元錫，姜南，郭正域，吳朴，周暉，敖英，晏璧，鍾士懋，林之盛，陳于陛，馬晉允，陶望齡，楊廉，崔銑，羅鶴，袁又新，許重熙，張適，劉鳳，顧清，嚴從簡，郭子章，趙汝濂，高岱，廖道南，劉文徵，徐學謨，陳仁錫，顧起元，霍韜，黃佐，陳懿典，朱國楨，謝鐸，朱鷺，黃瑜，陳建，黃金，李維楨，尹直，楊慎，顧璘，焦竑，田汝成，茅瑞徵，楊寅秋，勞堪，郭棐，羅玘，唐樞，王錡，王廷相，張志淳，陳士元，屠隆，黃志清，程敏政，儲瓘，于慎行，趙時春，徐日久，陳敬宗，陳漣，冒起宗，包汝楫，周聖楷，陳善，吳中行，羅洪先，李濂，葉向高，胡松，陳廷諤，錢士升，黃省曾，袁懋謙，史繼階，許相卿，葉燦，史桂芳，何景明，陳鎏，張鼐，凌翰，朱睦(扌挈)，尹耕，謝彬，姚淶，陳德文，徐必達，陳繼儒，張溥，陳子龍，沈德符，屠叔方，姚士粦等一百二十多家。其中引用最多的是海鹽鄭曉的「吾學編」，「今言」，豐城雷禮的「大政記」、「列卿記」，太倉王世貞的「弇山堂別集」，武進薛應旂的「憲章錄」，屠叔方的「建文朝野匯編」，朱鷺的「建文書法擬」，焦竑的「獻徵錄」，徐學謨的「世廟識餘錄」，鄧元錫的「明書」，高岱的「鴻猷錄」等等。
都指揮僉事紀綱，談遷也說：「讀其爰書，末嘗不三為之太息也。」可見談遷是讀過處紀綱死刑的判決書的。十九年十二月底有一條「始立東廠，專內臣刺事」小注：「事不見正史。而會典據成化十八年大學士萬安奏罷東廠云。文皇帝建立北京，防微杜漸，初行錦衣衛官校，暗行緝訪謀逆妖言大奸大惡等事，恐外官徇情，隨立東廠，命內臣提督控制之，彼此並行，內外相制云云。不知實錄遺此，何也？」可見這一條也是實錄原來沒有，是談遷根據會典補上去的。又如「明實錄」和「明史」都說明成祖是馬皇后生的。談遷卻根據太常寺志說明成祖是碩妃所生等等。不止如此，他對實錄所記某些史實，還明白指出是說謊，叫人好笑。例如宣德三年(公元一四二八)三月癸未，廢皇后胡氏，立貴妃孫氏為皇后條，他就說：「吾於冊儲而甚疑當日之事也。......(中間指出疑問，從略)乃實錄載胡后再請就閑，貴妃再辭坤極，謂其皆誠心，大非人情。後史氏飾美，不為有識者所葫蘆乎！」?全書敘述是以明列朝實錄為基礎的，但又不全據實錄，如記永樂幾次和蒙古的戰爭，來往行程都用金幼孜的「北征錄」、「後北征錄」和楊榮的「後北征記」，在永樂八年六月庚子次澄清河條，小注實錄云青楊戍，可以清楚看出。永樂十年九月記殺大理寺卿耿通。談遷說此事「實錄不載，豈有所諱耶。事具南院故牘，不可不存。」說明這一條實錄裏原來沒有，是他用檔案補上的。同樣的十四年七月乙巳殺署錦衣
拿「國榷」和「明實錄」對比，明太祖實錄經過三次修改以後，許多事實都被刪改掉了，例如明太祖晚年殺諸將，實錄只寫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死，不說是怎樣死的。「國榷」卻並不隱諱，老老實實把事實如實寫上。以「國榷」所記和錢謙益的太祖實錄辨證對讀，完全符合。以「國榷」和清修明史對比，明史隱去建州史跡，從猛哥帖木兒、阿哈出、釋家奴到李滿住、凡察、李豆罕一直到努爾哈赤這一段，幾乎是空白，「國榷」卻從頭據實紀錄，不但建州諸衛和奴兒干都司的設置年月分別紀載，連以後各衛首領的承襲也都一一記上了。和「明實錄」、朝鮮「李朝實錄」對比，也可以互相印證。
還有一點很有意思的，是關於建文帝的紀錄。太祖實錄的第三次修改本根本不承認建文帝這一朝代的存在，把建文年號取消，用洪武紀年。「國榷」不但恢復了建文年號，而且紀事也站在建文的立場上，在永樂起兵以前，稱永樂為燕王，到起兵以後，建文帝削除燕王位號，便直稱永樂為燕庶人了。我們要注意從明仁宗一直到崇禎帝都是永樂的子孫，談遷是亡國遺民，晚年還到過北京，跑到十三陵去哭過崇禎的墳，但是在歷史敘述上，他卻站在為永樂所推翻的建文帝一方面。拿這件事和明代後期許多支持建文帝的野史的出版來看，說明了那時期的士大夫，對現實政治的不滿和失望，他們不敢公開指斥現實的統治者，只好把同情寄托在以失敗而告終的建文帝身上了。他們逃避現實斗爭，同情改革失敗的統治者，這也是封建時代，有正義感而又骨頭軟弱的讀書人的悲哀吧。
談遷對史事的真實性態度很嚴肅，為了求真，不惜一改再改。例如記明末張春被建州俘虜事就改了多次。第一次記錄在他所寫的「棗林雜俎智集」：
庚午三月(公元一六三０，這是談遷記錯了，應為辛未(公元一六三一)八月。)永平道參政同州張春出關陷穹廬中，誤聞殉難，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居無何，春從塞外求款，始追削，春妾□氏，年二十一，自經客舍。春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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