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公共汽车走上空旷的大路。
他们向克洛勒医生深深致谢，坚持要动身，担心会赶不上车。他们道了别，并答应写信，交换双方都感兴趣的医学论文，简言之，答应友谊永系。
他们于是离开那巨大的建筑物，离别了克洛勒医生，走进冰寒的二月天。汽车很快就来了。他们上了车，经过黑色平坦的平原，回到市区汽车终点站。
终点站和四五小时前一模一样。在低沉的灰色天空下，只见冰冷的黑色大地，残毁的街道，开始松软的炸弹弹坑，崭新的白色大楼，工人到处生气勃勃地工作。等候汽车的队伍仍耐心地等待，在深色的厚衣下缩成一团。稀疏的雪花飘下，再飘下，几乎一动也不动，好似天空本身也缓缓降落。
玛琍·培瑞史拿出那张照片，抓在冰冷的戴着手套的手中。
愤怒的黑色眼睛向他们怒视。
“把它撕了，”他说。
“不要，”她说。
“为什么？那么恶心的东西留着干什么？”
“那不公平，”她认真地说，把它放回手提包去。
“哦，公平，”他尖酸地说，肩膀不耐烦地耸了一耸。
他们并排走去公共汽车站，搭车回旅馆。脚踩在坚硬的地上，嘎扎作声。大地一片寂静，除了半完工的建筑物上施工工人的微小叫声，除了机器的喘息声，一片寂静。而这一条人龙和广场那一边那一条一样，无休无止地等待，人们都缩成一团，默默无语，在雪中耐心地等待，倾听一片寂静。在寂静下。似乎从地底深处响起了砰砰的记忆之声，整齐的行军脚步声，黑色厚靴的行军脚步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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