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金色的笔记本》，有人从中只看到了男女两性之间的争斗；有人只看到了政治的一面；也有人只看到了疯狂这一主题（见莱辛“thegoldennotebook”序言。）。这和盲人摸象的情况类似，每人只摸到了象的一部分。而莱辛的作品不但主题多元，且写作技巧变化多端，读者要摸索这种活力和动力兼具的“飞象”更是困难重重。而文化背景不同的译文读者透过译文如何探索这种异国“飞象”更是一大问题。就译者来说，能够做到不把“飞象”翻译成“飞牛”或“飞虎”已不容易，译文读者要如何理解和诠释，实非译者所能主导。何况就如莱辛所说，只有具有生命力的作品才能刺激读者的思考和探讨，而作品的生命力在于其结构、形式和意图。作品有如活生生的有机体，本不应解开，一旦解开，作品出失去其刺激之处。但在跨语言、跨文化的翻译中，读者由于文化、历史、知识背景的差异，信息流失的情况可能较为严重，甚至容易产生歧解或误解。下面就莱辛这14篇小说，选择信息流失情况可能较为严重的几个问题，加以分析讨论。
莱辛虽不喜欢自己的作品给标上女性主义的标签，但女性的问题无疑是她作品的重要主题之一。只是她讨论的不只是女性所遭受的不平等、男性的粗暴、不忠而已，她的作品也探讨爱情的真义；女人与事业、家庭、婚姻的关系，女人与女人以及女人与男人的关系，尤其是女性的成长和醒悟，以及最终的“自由”。
近代欧洲自从法国大革命之后，人们追求自由和平等，但女性在法律上获得和男性平等的地位只是近年之事。欧美女性主义从历史、社会、政治、经济、语言各种角度探讨男女不平等的问题，提倡婦女解放运动。七十年代的美国婦女运动分子将莱辛的作品，尤其是《金色的笔记本》视为婦女运动的先驱。但莱辛说她虽绝不会不支持婦女运动，也十分理解婦解分子所采取的激烈手段，但她的作品并不是婦解的号角（见莱辛“thegoldennotebook”序言。）。换句话说，她探讨的虽是女性的问题，但她的主人公并不嘶声竭力高呼女性的不平等地位，也不是和男性开战。本集故事中的女主人公虽有遭男人遗弃的怨婦（《男人间》），有遇人“不淑”的痴情女（《二奶》），有无故遭人騒扰的婦人（《天台上的女人》），但也有让男人神魂颠倒的贵婦人（《女人》）和弃绝男人的女人（《我如何最终把心给丢了》）。此外，故事中虽有遭家人遗弃的老婦人（《老婦人和她的猫》），有遭小男孩[qiángbào]的老太太（《佛特斯球太太》），有因家庭、子女、婚姻丧失创作力、甚至生命的婦人（《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十九号房》），但也有最终勇敢表达自我的婦人（《爱的习惯》），或自始至终都保持独立自主的女性（《吾友茱蒂丝》）。在这些故事中，有高高在上的男人，有朝三暮四的男人，也有暴跳如雷毫无涵养的男人，但他们不一定都是站在女性敌对的位置上。女性固然身受种种压力和苦恼，男性何尝不是，问题在于人人都想把自身的烦恼与创伤扔给对方（例如《我如何最终把心给丢了》中的女主人公手中握着的心），谁也不会想到主动去接取别人手中握着的心（烦恼与创伤）。有人认为《金色笔记本》中的男人都十分可恶，莱辛则说他们都很好（terrific）。问题可能不在于好、坏那么简单，分辨好坏也不是问题的重点，重要的是人在现实社会的压力下如何寻找自我，如何认定自己的身份（有别于妻子、母親、情婦），乃至如何走出自我，找寻“自由”。而女性和男性也可合作无间，在创作上达至完美的结合（《爱的习惯》中的男女街童）。
莱辛这些有关女性的问题、个人寻求自由的主题，也出现在她的许多其他作品中，以及英国文学史上某些作家的作品之中，构成茱莉·克丽丝蒂瓦（j．kristiv-a）所说的“互文关系”。文本（text）可单指某一作品，也可泛指一切文化结构。文本与文本之间构成千丝万缕的关系，隐含了许多信息，产生信息的空隙现象。例如，《十九号房》和《我如何最终把心给丢了》都出现了疯女人：前者的女主人公苏珊在镜中看到的疯女人和后者的女主人公“我”在火车上看到的。这种“疯狂”的主题在英国文学中并不罕见，早如勃朗特的《简爱》。而这也是文学批评上所谓的“他者”；人将自己投射到无意识之中，两者互动。苏珊和镜中的疯女人，以及《我如何最终把心给丢了》的“我”和火车上的疯女人可以视为一个人的两面。对具有英国文学背景知识的读者来说，这种关联并不难理解。但读者如缺乏此种互文关系的知识，就无法掌握其中所隐含的意义。至于有关女性的基本观点，与莱辛的作品关系较明显的英国文学史上其他的女性作家有乔治·艾略特（georgeelliot）、夏绿蒂·勃朗特（charlottebronte）、维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woolf），尤其是伍尔夫。
女性主义按其基本理论可粗分两种：男女同体主义（androgyny）与实质主义（essentialism）。前者主张不管男性或女性，每个人的生理、心理结构、语言都含有隂阳两种成份，完美的人格在于两性完美合作无间。后者强调男女生理上实质的不同，以及为男性所主导的社会，甚至历史，对女性所造成的种种不公（参见周英雄，《小说·历史·心理·人物》，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189--208页。）。就男女同体合作无间，以及女性争取空间、争取机会表达自我这两点来看，莱辛的作品即使不是一脉相承伍尔夫，相似之处也是有迹可寻。
《爱的习惯》夫妻老少配，女主人公不论年龄、学养、社会地位、经济条件都和男主人公乔治有一大段距离，两人的生活从新婚蜜月开始即出现不调和。但另一方面，她在歌舞表演上，却找到了她的另一半，两人合作无间，一男一女，或说半男半女，或说不男不女，两人甚至男女角色对调，完成美满的演出。当然，这只是舞台上的演出，在现实生活中，两人由于种种的原因，并不能如伍尔夫笔下一同进入计程车的男女，让观者分割为二的心顿然化为一体（伍尔夫原文的译文是：毫无疑问，我一看到一男一女进入一部计程车，我的心本来是分割为二的，这下显然融合为一体。最明显的原因不外：男女合作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参见上注，199页。）。另外，在莱辛的《一封未投邮的情书》中，女主角说，她大可告诉人家“我是艺术家，因此是男女同体。”或是，“我在身体里创造了个男人，和我的女人配对。”她在偶然间见到情书中的假想情人之后，想象自已是一张帐篷、一块天空、一个房间、一池水、一个世界、一片空间，两人共处其中，融为一体。而她第二天的表演将再创艺术高峯，达到男女同体的最高境界。
男女同体并不是伍尔夫作品中男女关系的唯一看法，她的作品也反映实质主义女性受屈的一面，例如《自己的房间》（aroomofone”sown）当中一篇《莎士比亚的妹妹》（shakespeare”ssister），叙述女性即使才华出众，在男性为主的社会里，也没有表现的机会和条件。而女性要想写作，最基本的条件是拥有属于自己的房间和每年固定的收入。伍尔夫这个房间和固定收入的观念，在莱辛的作品中并不罕见，较为突出的是《十九号房》和《吾友茱蒂丝》。《十九号房》的苏珊在“媽媽的房间”有名无实地变成另一个家庭起居室，以及在花园和整个房子给她越来越大的压迫感之后，终于选择了一间又旧又脏的旅馆房间，逃避外面世界的压迫，也逃避自己心中的恶
魔（dlvil），以取得内心的平静，但在房间的秘密被揭穿之后，竟赔上了一条性命。相对来说，《吾文茱蒂丝》拥有自己的房子，每年有一笔固定的收入，写诗之外，也教书补贴家用。她不结婚，不但生活独立，思想、创作也都独立，她那两个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老作家非但影响不了她，连他们题赠的两书架作品，她也翻都没翻过。茱蒂丝，这位和《莎士比亚的妹妹》中的妹妹同名的女性，有论者认为是现代女性的英雄，她找到了“自己的房间”（见gardiner，j.k.rhys，stead，les-singandtheporticsofempathy.bloomington：indianauniversitypress，1989，p99.）
《十九号房》的苏珊婚前是广告画画家，婚后怀孕之后为了家庭辞去工作，成为专职的妻子和母親。表面上，她婚姻美满，丈夫收入高，经济条件好，住宅豪华漂亮，子女健康活泼，她即使感到生活“无聊，秘密被揭发，似乎也无足够的理由自杀。她的死，引起许多的讨论和诠释。从现代女性主义的观点来看，苏珊处身西方中产阶级以男性为主的社会，在社会的约束之下，死是必然的结果（见knapp，m.．dorislessing．newyork：ungar，1984，p80.）。苏珊的死固然和她经济不独立有关：她得每个星期伸手向丈夫要五镑支付旅馆房间费用，也正因此才泄露了房间的秘密。此外，她最后打开煤气开关也是因为她丈夫向她承认不忠，甚至逼迫她捏造婚外情的故事所造成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苏珊的死也是必然的，是作者一早的安排。故事一开始，作者就说“这是一个理智发挥不了作用的故事。”理智（intelligence）是故事中罗林夫妻做人做事的原则，故事中一共出现了十数次，另有十数个类似的词语。在一个表面几乎是完美的婚姻中，女主人公和花园中的魔鬼，镜子中的疯女人斗争，最后投降自绝。这可以说是对现代分崩离析的社会的一种反讽。但另一方面，这和莱辛的长篇小说《金色的笔记本》的主题不无相似之处：个人经由疯狂、神经崩溃之后，和他人溶合成一片，达到最终的结合。只是苏珊单独崩溃，也没有从疯狂中解脱，获得精神上的提升。套用弗洛伊德的用语：死亡是慾望的最后目标
假如说《吾友茱蒂丝》的茱蒂丝是找到“自己房间”的自由女性，《十九号房》的苏珊无疑是找不到“房间”的不幸女性，并以昂贵的代价--生命，消极地换取最终的自由。本集故事中的其他女性，也有经过漫长的心路历程，最终毅然与男人分手以寻求自立的女性（《二奶》），或摒弃女人标记，穿上男装宣布“新生”的女性（《爱的习惯》）。而做得最彻底或最特别的则是《我如何最终把心给丢了》的女主人公。这位女主人公经过两次的婚姻，无数次的“爱情”经验之后，终于把心交给车厢里一个遭男人遗弃、自怨自艾的疯女人。疯女人满心欢喜，而没有了心的女主人公则感到“幸福”、“自由”。她本来和《爱的习惯》中的乔治一样，养成了爱的习惯，交往的男人连名字都没有，以字母、数字或其他符号代替。但她终于决定抛弃一个接一个的爱的习惯而换取自由。只是没有了心，是否就是自由？
自由的定义，和许许多多其他的词语一样，因人、因时、因地而异。莱辛虽使用“自由女性”（freewomen），相信也不是要向读者交待什么是自由，而正如她自己所说，“自由女性”是个十分反讽的词语（见莱辛“thegoldennotebook”序言。）。女性穿上男性化的衣服（《爱的习惯》），离开男人（《二奶》），甚至把心丢了（《我如何最终把心给丢了》），这些是否就等于“自由”，相信莱辛并没有答案。但这不应是她作品的重点，重要的是女性追求自由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所涉及的历史、社会、个人心理因素，以及莱辛个人的艺术表现，则是缺乏互文关系知识的读者，尤其是译文读者，容易产生理解和诠释困难之处。一个词语可能包涵一段历史，反映一个文化。“自由女性”所包涵的西方历史和文化，经过翻译后难免造成信息流失的现象，但这也是翻译的本质，在所难免。下面再举数例，说明互文关系中所隐含的信息，在跨文化翻译上可能产生的流失情况。
在《天堂里的上帝之眼》，故事中两个英国人听到德国医生克洛勒称希特勒为“窜发的杂种”（mollgrelupstart）时，心中涌起一股不自在的情绪。“mongrdupstart”隐含了些什么意义？两个英国人为什么会觉得不自在？“mongrel”虽带贬义，但有别于一般骂人的词语，应是有所指。按未经证实的传言，希特勒具有犹太人的血统（见《大美百科全书》，台北：光复书局，1990。），这应是那位德国医生称他为杂种的原因。但在战争结束不久的德国，犹太人仍是个敏感的话题，而且两个英国人各和犹太人有深厚的关系：一个带有犹太人血统；另一个的太太是犹太人。他们听到那“杂种”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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