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如皇城群牧者，皆卫士国骏，目指气使，动心如意。或十余岁不代，次当补者徒羡望不可得。弼与韩琦协议，制以三年为率，不得复有干请，久任者悉奏更之。由是阉宦大噪，恶弼如枕干之仇矣。仲淹自以久事右鄙，羌势未宁，愿出使以专西略，遂出为河东、陕西宣抚使。弼自以累使北戎，再讲和约，朝廷每论北事多以任弼，乃慷慨许国，力请宣抚河朔，裁辑边务，为预备之计。二人既出，攻谗者接踵而至，谓仲淹、弼不忠，务欲倾摇邦政，觊幸功名。上渐疑之，乃罢仲淹参知政事，知邠州；罢弼枢密副使，知郓州。时谏官欧阳修、余靖辈，咸以协同弼等，箴议时政，渐以他事被逐，目为朋党。浮薄竞肆攻诋，希执政意以致好爵，仕路险薄，益无耻矣。议曰：君子小人各以汇举，盖声应景附，自然之理也。近世并立于朝，以道德相劝摩，为众所媢者，皆指之为党。未知同心一德以济天下者，由何道而可致哉？
夏台叛命之二年，势益炽横，朝廷疑其有吞噬关中之意，由是献议者请修潼关以拒之。时宋庠参预大政，锐意主其意。遂诏兴板缩，置楼橹战具，回关门而反阖之。关中士民嗟怨，谓朝廷弃之矣。甚者取材兴役，半出于华阴，其民之心可知，然见者则知其无益于备，而徒失民心。朝廷后知其非，悉命撒毁之。
德初，契丹大寇河朔，章圣将幸澶渊，中外人情震惧。车驾发京师，六军奏作乐，上疑，问左右，杜镐前曰：“周武伐纣，前歌后舞。”上悦，遂作乐，人情颇安。
干德二年，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时中选者唯颖贽一人，自是罢不复举。至咸平中，始复举之，所对策限以三千言。景德后，又先于中书试六论，应系条式者方预临策，益为艰峻矣。近制试论于秘阁，数时之间敦迫取就。旧试制举人纳卷不许逾申刻，盖虑及酉则皇城掩关故耳。有司不详故事，乃不许及申刻，试人视景高下，窘蹙成文，故每三四岁一举，所得不过一二人而已。
庆历初，夏寇方盛，陕西四路并任儒帅，久而未有成功。时吕夷简为相，上深所注意，夷简因言四帅皆儒臣，于军政非便，奉禄又薄于偏裨，遂皆除观察使，欲责其成功。时范仲淹帅环庆，素为吕所恶，及授命，乃抗章辞让，言“臣闻先王爵以让德，禄以报功。诸侯之失德者降其爵，诸侯之有功者增其禄，此百代不易之典也。又闻贵位者为其近于君也。汉遣御史绣衣持斧，出按二千石。唐御史之出，节度使以军礼见，所以表朝廷之重也。学士丞郎出则居廉察刺史之任，入则复其位。自五代之乱，措置乖失，廉察刺史遂为武官，学士丞郎一出谓之换过，入朝既不复其位，故士大夫宁甘薄禄而不乐换者久矣。况今用兵之际，事系安危，今日之命，理有利害，臣若嘿嘿而受之，一则失朝廷之重势，二则减议论之风辨，三则发将佐之怒，四则鼓军旅之怨，五则取夷狄之轻，六则贻国家之患。何以言之？臣与韩琦并命陕西，初为经略安抚副使，次则分领秦、庆二州，兼本路部署司兵马公事，次则进秩为本路都部署兼经略安抚招讨等使，皆以学士之职行都统之权。是用内朝近臣出临外阃，以节度诸将，孰不以朝廷之势而望风禀律？臣辈亦以内朝之职，每视诏令之下，或有非便必极力议论，覆奏不已，期于必正，自以近臣当弥缝其阙而已。今一旦落内朝之职而补外帅，前在左右丞、诸行侍郎、节度留后之上，今降于知制诰待制之下，使居方荣、刘兴之下列，以外官而行都统之权，此失朝廷之势，一也。又既为外帅，则而今而后朝廷诏令之出，或不便于军中，或害于边事，岂敢区分是非，与朝廷抗论？自非近臣，无弥缝其阙之理，纵降诏丁宁，必令覆奏，而臣辈岂不监前代将帅骄亢之祸，存国家内外指踪之体？此则减议论之风辨，二也。又臣至边，常责将佐当图实效，上报国家，勿树虚声，妄求恩奖。故得岁年以来所奏边效稍稍得实，不至矫诬。臣方经制补葺，以救边防之阙，而西贼昌炽复来。今大臣将三换宠数，将何面目责诸将之实效？此则发将佐之怒，三也。又闻自古将帅，与士旅同其安乐而共其忧患，士未饮而不敢言渴，士未食而不敢言饥。今边兵请给，粗供樵爨醋盐之费，食必粗粝，经逾岁年不治肉味。至有军行之时，羸不胜甲，弃而埋之，负罪以逋，不能远者皆捕而斩之。臣虽痛而不忍，岂敢慢法哉！或有危逼，欲使此等之心同忧患，为国之用，不亦难哉！昔禄山之乱，河北三十余城俱归于贼者，非皆攻而下之，由于众心无恩，当未危之时，勉以从事，及既危之后，翻然改图，劫长吏以应贼，皆此类也。臣每思之寒心，亦欲获厚禄养敢死之士，以备寇患。今战士养有常廪，赏有常格，臣得千钟之禄，千金之赐，岂敢私与死士哉？徒聚之于家，使彼目而衔之，以待其衅耳。臣恐此辈一旦仓卒，乘怒而发，劫长吏以应贼，为国家之患矣。此则鼓军旅之怨，四也。又臣闻内列三公九卿，外分五侯九伯，以安天下、威四夷也。臣自边上熟户蕃部皆呼臣为龙图老子，至于贼界亦传而呼，且不测其品位之高下也。今贼界沿边小可首领，并伪置观察团练之名，臣若授玆新命，使蕃部闻之，适足取夷狄之轻，五也。由斯以往，必败乃事，宁不贻国家之后患哉？此六者，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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