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书言：“臣闻位疏而言亲者，罪也；知浅而言深者，妄也。臣故抵罪抵妄，辄有开陈者，怀忠事君，不敢自爱，万一益国，虽死无恨。伏闻今月九日以吏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范仲淹落职，守本命，差知饶州。臣窃谓仲淹秉忠朴之心，怀直谅之节，不识忌讳，有可矜愍。观其临事不苟，言必忤上，竭忠奉国，夫岂私其身哉？去岁自贬所召，居顾问之职，尔时正人端士酌酒相贺，喜陛下纳善思治，招徕忠谠，真圣帝哲王聪明之政也。今玆遽闻以言获罪，左降僻远，事出不意，惊动耳目。何其进之太暴，而退之太速乎？然则仲淹若以官政阙失，自取罪戾，国有常典，谁敢议之。今以刺讥大臣，指讦时政，而不示含恕，重加谴谪，臣深为陛下不取也。昔尧舜之帝、商周之王尝云谔谔以昌，不闻诽谤为罪。况仲淹前所言在陛下母子夫妇之间，犯颜逆耳最其大者，以其言合典礼，尚加优奖。正人端士所以相贺者，以陛下屈情狥道，超越前古若是者也。今因进对之际言大臣前短，纵令谋论疏阔，褒贬过当，断在陛下听与不听耳，安可与谗邪同罪乎？至如汲黯在庭，毁平津之多诈；张昭论将，以鲁肃为粗疏。汉帝、吴王熟闻此议，两用无猜，岂损令德？臣今越职而言者，非不知百官内外各有职分，但以谏官、御史畏罪而未言，遂恐庶人之议不得上达，故敢不避诛放。臣之所言，亦非营救仲淹。何则？仲淹自大理寺丞四五年间至吏部员外郎，比于长流，此乃逾涯之宠。今虽落职，寔于仲淹之身未有所损，但所论者国家大体耳。古者斥去直臣，皆玷累盛德，故多含垢忍怒，以示容纳。彼非不能快意行事，盖惜千古之名耳。陛下自专政以来，三逐言事者矣。若习以为常，不甚重惜，则恐书于史册，亏玷太平之治，钳天下之口，塞陛下之聪，在此举矣，可不慎乎？臣披沥肝胆，冀陛下察之。伏望陛下以舜察迩言为念，以汉招直谏为谋，常以壅塞是忧，不以诽谤加罪，追改前命，无重过举，则天下幸甚。”书奏，夷简内不自安，乃谪洙、靖官以拒来者。欧阳修乃移书司谏高若讷，责之曰：“高君足下，予年十七时，家随州，见天圣二年进士榜，始识足下姓名，时予年尚少，未与人接，又居远方，但闻今宋舍人兄弟与叶道卿、郑天休数人，以文章有大名，号称得人。而足下厕其间，独无卓卓可道说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其后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师，足下已为御史里行，然犹未暇一识足下之面。但时问予友尹师鲁以足下之贤否？而师鲁说足下正直有学问，君子人也。予犹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学问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节，有能辨是非之明，又为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无异众人，是果贤者耶？此不得不使予疑之也。自足下为谏官，始得相识，侃然正色，论前世事历历可听，褒贬是非无一谬说。噫！持此辨以示人，孰不爱之？虽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闻足下之名及相识，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实迹而较之，然后决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范希文贬官后，与足下相见于安道家。足下诋诮希文为人，予始闻之，疑是戏言。及又见师鲁亦说足下深非希文所为，然后其疑遂决。希文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特以言事触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辨其非辜，又畏有识者之责己，遂随而诋之，以为当黜，是可怪也。夫人之于性，刚果懦软，禀之于天，不可勉强，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自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此乃庸人之常情。不过作一不才谏官耳，虽朝之君子亦将闵足下之不能，而不责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无愧畏，反毁其贤以为当黜，庶乎饰己不言之过。夫力所不敢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过，此君子之贼也。且希文果不贤耶？自三四年来从大理寺丞至前行员外郎，作待制日备顾问，今班行中无与比者。是天子骤用不贤之人，使天子待不贤以为贤，是聪明有所未尽。足下身为司谏，乃耳目之官，当其骤用时，何不一为天子辨其不贤？反默默无一语，待其自败，然后随而非之。若果贤耶？今日天子与宰相以忤意逐贤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则足下以希文为贤，亦不免责，大抵罪在默默尔。昔汉杀萧望之与王章，计其当时之议，必不肯言杀贤者也，必以石显、王凤为忠臣，望之与章为不贤而被罪也。今足下视石显、王凤果忠耶？望之与章果不贤耶？当时亦有谏官，必不肯自言畏祸而不谏，亦必曰‘当诛’而不足谏也。今足下视之果当诛耶？是直可欺当时之人，而不可欺后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人，而不惧后世之不可欺耶？况今之人未可欺也。伏以今皇帝即位以来，进用谏官，容纳言论，如曹脩古、刘越，虽殁犹被褒称。今希文与孔道辅皆自诤臣擢用。足下幸生此时，遇纳谏之圣主如此，犹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闻御史台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职言事，是可言者惟谏官耳。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无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任而不言，便当去之，而无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贬官，师鲁待罪，足下犹有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所可惜者，圣朝有事，谏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书在史册，他日为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责贤者备，今某区区犹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绝足下而以不贤者责也。若犹以希文不贤而当逐，则予今日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使天下释然知希文之当逐，亦谏官之一效也。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论希文事，坐有他客，不能尽所怀，故聊布区区。”若讷得书怒甚，乃缴其书，奏之曰：“伏睹敕榜节文，范仲淹言事惑众，离间君臣，自结朋党，妄自荐引；及知开封府以来，区断任情，免勘落天章阁待制，知饶州，及谕中外臣僚事。臣以位备谏列，自仲淹落职之后，诸处察访端由，参验所闻，略与敕榜中事符合。臣风闻本人谋事疏阔，及躁愤狂肆，陷于险薄，遂有离间君臣之罪。臣既见朝廷行遣未至过当，固不敢妄有救解也。十六日，有馆阁校勘欧阳修，令人力持书抵臣，言仲淹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班行中无与比者。谓臣为御史里行日，俯仰默默无异众人。责臣今来不能辨仲淹非辜，乃庸人常情，作不才谏官，乃昂然自得，了无愧畏，不敢一言。在其任而不言，便当去之，无妨他人之堪其任者。言臣犹有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及谓臣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臣以庸鄙，承乏谏宪，屡贡狂斐，以罄丹赤。夫犬马犹知其主，况臣早闻忠义，久预搢绅，衣君之衣，食君之食，权臣皆非亲旧，立朝最为羇孤。陛下仁明，未尝滥罚，岂顾望而惧柄位之臣哉？臣为御史谏官，相继将及二载，每闻诏令不便，奸邪慢朝，授任非宜，兴造未当，虽有中书已行之事，臣屡尝率意言之，介然誓心，不知忌讳。至于微小之事，耳目不接，则不敢喋喋，上烦圣听，以沽邀名誉也。奏对应在，皆可验之。臣与欧阳修交结素疏，未尝失色，非意凌犯，固不可校。然本人谓范仲淹班行无比，称其非辜，仍言今日天子、宰相忤意逐贤人，责臣不贤。臣谓贤臣者，国家恃以为治也。若陛下以忤意逐之，臣合谏诤，宰臣以忤意逐之，臣合论列。以臣愚见，范仲淹顷以论事切直，比来亟加进用，知人之失，尧、舜病诸，忽玆狂言，自取谴辱；宽大之典，固亦有常。修乃谓之非辜，称其无比，仍谓天子以忤意逐贤人。诚恐中外闻之，所损不细。臣所以徘徊迫切而不敢自隐也。”事下中书，夷简乃贬修为峡州夷陵令。时王曾同在相位，意甚不平，然不能救止，但令亲识宽谕贬者而已。同年生蔡襄乃作《四贤诗》，叹美仲淹等。其咏修诗诮高若讷云“袖书乞怜天子旁”，人到于今讽诵且笑之。然“朋党”之说兆于玆矣。
马亮尚书典金陵，于牙城艮隅掘地，得汞数百斤，鬻之以备供张。其地乃伪国德昌宫遗址，铅华之所积也。李氏区区窃据江表之地，而渔色奢纵如此，欲求国祚长永，其可得耶？
石介为太子中允，国子监直讲，专以狂直沽激为务，人多畏其口。或有荐于上，谓介为谏官者，上曰：“此人若为谏官，恐其碎首玉阶。”盖疑其效刘栖楚也。
曹利用由和戎之功，渐被擢用，以干理称，及当枢柄，益尽忠力。刘后垂帘听政，利用自以亲承顾托，庶事公执。时中官依刘氏之势，多求徼幸，利用屡抑其请，由是谗嫉日至。因其从侄汭于乡墅间服黄袍为戏，构成其狱，以至迁逐。中使乘驲监其后，日夕诟迫之，至襄阳驿舍自缢而卒。时人皆知其冤。利用自居贵位，积聚巨万而不知散。又常为寇准所薄，准窜雷州，利用亦有力，人亦以此非之。
康定元年春，夏戎犯延安，我师不利。朝廷以保障众多，有分兵之患，不可守者悉命罢之。寇益骄，侵掠不已。种世衡者，时在鄜州幕中，上言：“延安东北二百里，有故宽州之地，实当贼冲。可以外固延安，渐图银夏之旧。”朝廷从之。用世衡董其事，且战且城之。然据险无泉，众惧不可守。浚五十丈，复有巨石，兵徒皆曰：“是岂可井哉？”世衡命攻其石，屑而出之，凡一畚偿百金。久致其力，果得泉，甘且不耗，水乃大足。自兹西陕堡障患无泉者，悉如世衡募工力致，无不济者。诏名为“清涧城”，以世衡知城事。寨下属羌，率持两端，向背不常。世衡入其部落，劳问亲近，无所疑间，属酋皆附之。建营田二千顷，岁得其利，人颇称之。
伪蜀欧阳炯尝应命作宫词，淫靡甚于韩偓。江南李煜时，近臣私以艳薄之词闻于王听，盖将亡之兆也。君臣之间其礼先亡矣。
成都刘备庙侧，有诸葛武侯祠，前有大柏，围数丈。唐相段文昌有诗，石刻在焉。唐末渐枯瘁，历王建、孟知祥二伪国，不复生，然亦不敢伐之。皇朝干德五年丁卯夏五月，枯柯再生，时人异焉。三国至干德初，历年一千二百余，枯而复生。予皇佑初守成都，又八十年矣，新枝耸云，并旧枯干并存，若虬龙之形。
王建子衍，嗣于蜀，侈荡无节，庭为山楼，以彩为之，作蓬莱山。画绿罗为水纹地衣，其间作水兽芰荷之类，作折红莲队，盛集锻者于山内鼓橐，以长籥引于地衣下，吹其水纹鼓荡，若波涛之起。复以杂彩为二舟，辘轳转动，自山门洞中出，载妓女二百二十人拨桌行舟，周游于地衣之上，采折枝莲到阶前出舟，致辞长歌复入，周回山洞。俄而唐庄宗遣使李严入蜀，复作此舞以夸之。严归贡策，未几灭王氏。
太平兴国戊寅岁，程羽守益都，时立春在近，县吏纳土牛偶人于府门外，观者颇众，主人恐其为人所损，遂致厅事之左。适程出视事，怪问之，主者以对，程叹曰：“农夫牧竖非升厅之人，兆见于此，不祥莫大焉。”当时闻之以为过论。至甲午岁，果有村氓叛，窃入据城邑焉。人亦服其理识。
成都有唐剑南西川安抚副使冯涓撰《重起中兴草玄寺碑》，序会昌大中年释寺废兴之事。其略云：“释氏不可以终废者，由学徒之心一也；国令不能以终行者，由时代之意殊也。”予读之数四，亦诣理之言也。
故相陈尧佐既终，家居于郑。翰林学士李淑知郑州，诸子纳其父行实于淑，求神道碑文。淑怨尧佐素不荐引，虽纳其润赂，文有讥薄之意。陈子哀诉，求为改削，淑终不从。其家耻不立石，因摭淑在郑时《咏柴陵诗》奏之，云：“弄驷牵车挽鼓催，不知门外倒戈回。荒榛断陇才三尺，刚道房陵半仗来。”淑自负文藻，急于柄用，众恶其阴险，每入朝则搢绅为之不安。上渐知之，故久留外郡。其诗寔由怨怼而作，遂罢禁林，主钥南都。淑上章自理不已，后因持服，遂留京师。
唐庄宗遣郭崇韬副魏王继岌平蜀，既而疑崇韬，赤其族。俄又杀河中府冀王朱友谦三百口，又诏西京留守至洛守上东门，伺岐府节度使李从曮至，欲诛之，诸侯无不忧惧。闱尹纵权，倡优富宠，而师旅穷匮，恩赏不流，遂至贝州之乱。先是，蕃汉都总管宣武军节度使李嗣源，本蕃人，姓名邈结烈，虽有佐命大功，庄宗既得天下，颇疑之，尽夺兵权，处以闲逸。至是闻变，急起嗣源将兵讨之。洎至邺，诸军推以为主，嗣源涕泣，告其副霍彦威曰：“与君受命讨贼，岂料天时人事如此。然诸军只因饥寒思乱，当奏加恩赏，以图安靖尔。”亲卫指挥使元行钦不能审其由，径奔洛阳告乱，涂中逢嗣源子金枪指挥使从璟，驱之同见庄宗，遂斩从璟，自将以御之。距汴城五十里，闻嗣源入汴，军溃而归洛。时属中官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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