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这个12亿中国人的首都是一座千年古城。
旧时代的皇城，是由金碧辉煌的王家宫殿和杂乱无章的百姓平房小院儿组成的双重世界。如果说森严壁垒、流金溢彩的皇宫阆苑教人仰慕敬畏，生出“高处不胜寒”之感，那么那些保存完好的百年四合院儿则透着雅淡、闲适和温情，朴素宁馨如一幅幅水墨画儿：青砖门楼儿、青瓦小屋儿、青砖墁地、院中桃红柳绿、青藤绕窗。这怡红快绿生活小景儿着实暖人心田，撩起胸臆间涟涟爱意。
这等百年不灭的王气，“天子脚下”散淡闲情的韵味，现代化节奏中耸起的如林大厦和日新月异的一环环高速路，奏出了一曲远古与现代的磅礡交响乐。
这样的描述文字足以用作旅游手册上的导游词了，这是北京气势辉宏的一面。
可在我心目中，北京巍峨的皇城建筑和现代化大厦上总在时隐时现着一座座简朴脏乱的筒子楼，在大专院校中，在大街小巷里，它们是北京观光图上永远不会出现的陋屋，但它们在北京知识分子的生活中却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他们生命历程中的坐标。这大大小小灰灰红红的北京筒子楼，构成了富丽堂皇的北京潜隐着的另一层风景。由于我与北京的缘份始于这样一座筒子楼，这里的生活之于我是那样镂骨铭心，我写出了长篇小说《混在北京》。那是臭水横流的筒子楼中外省移民知识分子为争得人生一席地的辛酸故事。他们可怜、可悲又可鄙、可笑，为达到一己目的不惜媚上压下，在金钱和权力面前纷纷头冠草标压价贱卖人格。我的第二本小说《孽缘千里》写的又是一群闯北京的外省知识分子故事，他们也住在北京的几座筒子楼中。我几乎是“吃上”北京筒子楼了。
从小有着强烈的写作冲动，但日后却以北京为背景创作小说，这是我始料不及的，是生活使然。
我生长在北京以南150公里处的古城保定，清王朝时代，保定曾是北方重镇，以“保定府”著称，是权重一时的直隶总督署所在地，但民国后这座城血气渐虚，到我出生的六十年代，便衰败了。
中国人喜欢用“里”来表示距离，大人们说起北京，就说离保定300里。300里，在一个闭塞小城的穷孩子心目中就是一道漫漫迢迢的天堑！上趟北京，火车票就要花上五六块钱。在六七十年代，那就是一大家子人一个月的口粮钱。北京太远，盘缠太贵，咱去不起。我从来不曾梦想过上京城去开开眼。
但我却像所有中国人一样心向北京，热爱北京。我们从小唱的歌是《我爱北京天安门》。最喜欢的歌词是“北京啊北京/我们的红心和你一起跳动/我们的热血和你一起沸腾”。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蕩风雷激”的六七十年代，更使北京在我们心中高大起来。
那正是我从少年向青年过渡的年月，我们听到并牢记的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修”了，堕落为社会帝国主义，“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但辩证法的原则是“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语）。坏事可变为好事。苏联变修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就自然转到了中国，北京成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首都！我们的北京多么伟大呀！年少的我们因此愈发热爱北京，唱起北京就禁不住热泪盈眶。
“雄伟的天安门/壮丽的广场/颗颗红心都朝着这个方向”。
“啊/北京啊北京/祖国的心脏/团结的象征/人民的骄傲/胜利的保证”。
“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像那金色的太阳，多么温暖，多么慈祥”。
唱着这样的歌儿长大，那样的童年该是多么无忧无虑，多么美好！虽然我们还穷，但我们有饭吃有衣穿。我们甘愿受穷，因为我们省下的钱是用来支援世界革命了。
那些年里，保定人每个月每人只有三两油，每人三十斤粮食中百分之三十白面，百分之七十粗粮，过年每人半斤肉、半斤鱼、半斤雞蛋、半斤花生，商店里只卖一分钱一块的古巴黑糖。但一想到“三分之二水深火热的”各国人民，我们一点不觉苦，偶尔有人从北京出差回来说北京马路敞亮，小汽车流水似地跑，大楼蹿天高，北京人吃得好，有牛奶糖吃，我们觉得应该。首都嘛，是国家的脸，就像一个人，肚子饿着别人看不见，脸要洗干净，头要梳洗好才有面子。我们吃不上喝不上反正外国人不知道，有北京替中国挣脸就行。就像六三年发大水，为了保住北京和天津两个大城市，丢卒保车，保定人毅然炸了大堤，让白洋淀的水铺天盖地淹了保定古城一样。这些都是一个道理，北京在，世界革命就在，北京好，全国就好。爱北京，就是爱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脸面。
直到我二十四岁上在遥远的闽江畔福建师范大学读完文学硕士，我才觉得我配做一个北京人了，我自以为是“百里挑一”的优秀知识分子——十二年前的1984年中国刚刚开始招收极少数文学博士研究生，因此文学硕士还寥若星辰般“物以稀为贵”。我进北京当了一家出版社的编辑。
但残酷的生活现实却一次次挫败着我的书呆子理想。偌大北京却安放不下我一张小小的书桌。我是在办公室中熬过八个月后，才有幸挤入一座类似《混在北京》中那座楼的筒子楼的，随后是五年无着无落，随遇而安，臭水横流中依旧饮食男女的知识混子生活。那几年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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