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没有几个便宜可捡，捡一个就算没白活。
两年以后，1992年。
沙新发了。
当初被一个北京户口给逼出北京，沙新在睡梦中迷迷糊糊投奔了济南岳父家。先是进报社当了一阵子文艺副刊编辑，为了给报纸谋些福利，时常下去给乡镇企业写点有偿通讯报道，发一篇收几千块的宣传劳务费，弄得精疲力竭，总以为自己不再是文学家了。
那次下去到海边一个小渔村采访，那里的村干部十分热情朴实，急于在外面打响名声。沙新就扎扎实实把这村子好写一番，引起上头注意，随之被定点为改革开放试验点。村干部也爽快大方，一下子就塞给沙新一万块，求他联络北京的报纸给大张旗鼓宣传。沙新怀里揣上了烫肉的一万块，真地跑来北京动员旧雨新知联系了一家面向海外的报纸。村里又豁出血本投入十万，由该报辟出一个版面，沙新和朋友们一人写一篇专题，配上地图，轰轰烈烈地套色印刷。这一招立即引起海外华人瞩目，纷纷来这小渔村考察投资，那小村子靠了深水不冻港的优势，竟引来无数海内外投资者，几个月内地皮就卖得差不多了，村民渔民们全部鸟枪换炮干起买卖成了生意人。村长早就成了多家合资企业的董事长，高薪请沙新当他的公关宣传主管，并拨出海边一栋小楼给沙新。此时的沙新根本不再把什么北京济南的放在眼里，心一横当上了海边村民，红红火火地干起他的事业来。村长每次出国都要带上沙新，游了韩国和日本，沙新的头衔是他的高级顾问和代表。重大的场合均由沙新代表他讲话，那一派儒雅，动辄一通中国文化的玄论，很征服了一些日韩企业家。沙新似乎找到了自己的最佳位置。
一年内沙新自费出版了自己以前写好的两本文论，但再也写不出任何文章。以前的文友们纷纷成群结队来村里小住，劝沙新再干几年携巨款重返文坛。沙新挺着开始凸起的啤酒肚，吐着烟圈苦笑：“再受二茬苦是不可能了。我们这辈人中甭想出大文人，我又何必强努那把力？”
那天沙新洗完澡对着镜子看到了一个陌生的自己：那开始下坠的眼袋，酒肉过度造成的膨胀的脸上粉嘟嘟地横滋着这个年龄男人不该长的嫩肉，似乎一指头按下去就会挤出一汪儿上等好白酒和肥油。胡思乱想中恍惚觉得自己变成了一块扽抡扽抡的醉肥肉。心头一阵发紧，他绰起玻璃香水瓶，狠狠砸烂了镜子。香水四溅，几乎把他窒息过去。张艳丽无比心痛地哭着说：“咱们回济南去吧，去教小学也行。你不是干这一行的料，就别再干了。”
胡义这两年混得逍遥自在。头一年白拿百分之百工资，人却在家中译书写文章。第二年又开始拿百分之七十的工资，书已经出了两本，自以为十分上算，是专业作家的待遇了。
人们决不容忍这样的人如此放肆地钻政策的空子，强烈要求修改本社的减员法，改成发三千块扫地出门，自谋生路。
那天胡义收到通知，三个月之内调走，不许白吃社会主义。
胡义终于决定出国了。考完gre联系美国大学，发出信不久便收到一封信，是亚特兰大某大学写来的。信上言明他已被录取为博士研究生，胡义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可当他看来信落款时却倒抽一口冷气，签名的竟是他大学的同班同学，外号“蚱蜢”的人。此人上到大三就由叔叔办出国去，一晃十年过去，早当上了教授并招研究生了。两天后“蚱蜢”又写来親笔信大叙旧情。
胡义一阵狂笑之中撕了那一纸通知书。“蚱蜢”，不就是那个瘦长瘦长的大笨蛋吗？当年补考两次差点留级的人，如今却成了他的导师！去他媽的，不去，那报考托福和gre的百十块美金算喂狗了。
可他几乎无法在家中整天爬格子，这种自由的无限几乎令他窒息。他开始想找一个班上。似乎那是一种寄托。写作译书似乎不应成为一种职业，只应是业余玩一票。他开始去找班儿。1992年，找个称心如意的班可真不容易。合资企业，他不想去。他的几个朋友去了，成了里面的小催巴儿，成了香港日本美国人的奴隶，连他们临时来帮忙的留学生都可以压你一头对你发号施令。去大学教英语，一周八节课，永远重复那些单词句子，慢慢就只会书上这几个句子，真正的英文反倒不会了。不去。去研究所，全是熟人，却要考试。不去。胡义拉不下面子考试。那些熟人不过比他早去几年，凭什么要考他？大家一起考考，肯定在职的没几个能及格的。左挑右捡，几乎无路可走。胡义也说不清自己怎么落个走投无路的田地，只觉得自己走到了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地方。
那天在报上看到沙新的名字出现在什么黄海大酒店的广告上，他已经当上总经理了。心里一动，就写信想投奔沙新去。没想到沙新冷冷地回信说他想离开那里去黄河边上办学，先办小学，以后再办中学大学。如果胡义乐意一起干，就来。胡义扫了一眼那信就团成一团扔了，鼻子里喷出一声冷笑：“赚足了钱又想返璞归真找精神寄托了，这个时候想起让我陪绑了。”不去，没那种奉献精神。
最终还是闻大姐救了他。闻大姐决定在北京开一间代理机构，打算高薪聘胡义当首席代表。胡义这才觉得有了着落。从此可以活得风风光光，闲时还可以玩玩笔墨充充文雅，想热闹有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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