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沙新挚婦将雏给逼出北京，竟一时语塞，慾语还休。屋里一片狼藉，几乎找不到个落脚的地方。孩子又尿了，张艳丽正忙着换尿布，屋里的味道很难闻。胡义与沙新对视，沉默片刻，沙新先开了口：“怎么想起来我这儿了？”
胡义像是自言自语：“是呀，怎么想起上这儿来了？我怎么进来的？”说完不禁叹口气。
张艳丽换完尿布，若即若离地招呼胡义坐下。胡义笑笑说不坐了，这就走。走到门口，转回身，很沉痛地说：“都怨我，太冲动，把你害了。媽的，是我把你推上这一步的，否则你完全可以在社内调动一下。”
“他胡大哥别这么说，”张艳丽说，“就是你不带头辞职，沙新也不能忍下这口气。人么，要活的就是一口气。”
“可至少要把那个户口弄到手再说呀，”胡义痛心地摇摇头：“大丈夫要能屈能伸才行。至少现在在北京搞文化条件好。外省条件差多了。要我说，沙新不妨在北京换个单位，再干二年再说，也许能碰上个有进京名额的单位。”
“不了，”沙新濕着眼说：“逼到这份儿上，我也活明白了。窝窝囊囊憋在北京顾了头顾不了尾，即便写出几本书来也没意思。活到三十才明白，人首先要吃住行，才能弄文学艺术，其实退而结网或许还会有出头的那一天。原先有间房住着，穷点也就算了。现在可好，连老婆孩子都快保不住了，还在北京干什么？一走了之吧。”
胡义露出一脸悲戚，一拍大腿叹息：“唉！”默默地走了。走两步又回来说：“沙新，我从来没请过这楼上的人，但我今天想请你去我那屋喝两杯。行不行？”
“你的心我领了就是，这酒就免了罢。”
“也罢。我的心到了就是了。过两天搬搬运运的事叫上我，我能干。”说完大步流星地回去了。
沙新回到屋里，张艳丽悠悠地说：“咱们现在成了众人可怜的对象了。真是天晓得，他们凭什么可怜咱们？”
“嗨，人么，可不就这样呗，比别人幸运点就不知姓什么了。所以，我想让翠兰先陪你走，东西我托运走，剩下我一个人在这空屋子里再清闲上两天，然后我一个人悄悄地走，连门晓刚也不让他送。”
张艳丽点点头说就这么办。
要说现在顶惬意的是浙义理了。他知道沙新用什么金林的鬼笔名写评论不说他好话，从此就一肠子的怨怼。对胡义，他也死看不上眼，因为胡义这种臭知识分子太各路，穷清高。但这两员研究生出身的人的确对浙义理升官构成了威胁。这一半年浙义理的纯情诗大本小本袖珍口袋本卖得着实欢，名声大振，自己也就开始对只当个普通编辑和通俗派诗人不满意起来。他至少想赶紧当上个副主任，这样就与边大姐平起平坐了。他深知要当官必要先入党，便开始很真诚地学了一通儿党章，然后以如花的诗笔写了入党申请书递了上去。他很自信，以他现在这种大诗人的身份，也算有点分量的人，肯定会引起充分重视的。他硬着头皮去找边大姐，希望边大姐再扶他一把，比如当他的介绍人什么的。
边大姐现在已经有了一个老对象，一来二去感情甚笃并定下来新年结婚的。见义理来了，先是一惊，随之一喜，嗔怪着年轻十岁地垂下眼皮来：“你还想着你大姐啊？反正是没事不登我的门。有一年多没来过了吧？坐呀，我又不会吃了你。你不用躲我，我知道我命苦，四十大几让人甩了，只配找个六十的当填房。我不想让你付出什么，可你也不能拿我的感情当大粪。你就真连点表示都没有？”义理很诚恳地为她点上一支烟，边大姐吸几口平静了许多，手上有支烟占着，也就妨碍她动手动脚。义理说：“我真心实意要拜你为大姐，新姐夫过了门，您这个家又兴旺了，我也算北京有了门親戚，这不是挺好么？我们可以成为很好的姐弟，我若入了党，咱就是好同志。要是再裹进些个别的事不就俗了？”“得了吧！”边大姐悻悻地说：“你觉着跟我亏了你什么，是吧？我知道自己长得丑，又这个岁数了，配不上你。我这辈子算完了。”说着嘤嘤哭泣起来，边抽泣边说：“你放心，我能帮你就帮，谁让我心肠软呢？”
边大姐果然帮忙，替义理向组织上说了不少好话。可一经征求群众意见，却招来普遍反对，几乎无一人赞成义理这样的机会主义分子进入无产阶级先锋队。人们都明白现如今不少人走的就是入党——当官——分房子三部曲，因此坚决阻挠浙义理走出这决定性的第一步。沙新和胡义自然是反对让义理入党的人。边大姐为此很气愤，在会上狠狠批评这种嫉贤妒能的坏作风。她引用达尔文的话说：生物中最激烈的斗争是同种间为争生存空间进行的斗争。浙义理要从移民楼中奋斗出来，那些移民们就千方百计地阻挠。她要领导上明白：不是浙义理不好，是别人落后。但有的领导也认为不能培养浙义理这样的人入党，有损党的声望。他既然有本事写诗写歌挣大钱，就用钱自己买房子去呗，何必当官分房子？什么他都占着，那可不行。群众们能没意见？结果就轻而易举否定了浙义理入党的要求。为此义理十分苦恼。他知道自己的那种诗不出二年就卖不动了，很快自己就会过时。现在手头这十来万块是买不了一套房子的。从长远角度考虑还是当上个副主任分一套房子实在，那样自己手里这十几万就干落下了。凭什么当了官的都分房蹭公家的，他就该用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钱去买房住？当个官岂不是太赚了？自己写这么多还不如人家什么都不干玩心眼儿混个科长合算。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便宜凭什么不让浙诗人也沾上？义理不服气，由此更痛恨这些玩权术当官和平庸无能却又嫉贤妒能的革命群众。就是这两类人毁了他的前程。这两类人其实同种，只是后一拨儿没混上去。
现在好了，一下子去了两块心病，沙新和胡义全被改革掉了，浙义理又可以重振雄风再努一把力去当官。现在的形势对义理十分有利，因为出版社开始用利润来衡量一个人的能力了。出版社自负盈亏，再装正经，讨人喜欢，编不出赚钱书来也白搭。而论赚钱，义理是文艺室的台柱子。他的诗社里规定不许由别的出版社出版，“肥水不外流”。他只须不停地生产诗，边大姐给他做编辑，写一本卖一本，本本好销。而这次全社的改革方案中有一条：权力下放，各编辑室分别挂一个出版社的牌子。于是“向导”就要变成九个出版社了。准备叫“向导九联出版公司”。文艺室准备打出“向导文艺出版社”的牌子，这意味着刘主任将任出版社总编，边大姐任副总编，比原先名字好听多了。义理这次要改变战略，他准备不费那牛劲去入党，要直接当副总编，否则他就要跳槽，离开“向导”，并收回自己在“向导”所出诗集们的版权。他相信，带上自己这几本畅销诗集的版权，投奔哪个出版社都会大受欢迎。
不幸的是，这次战斗在他与边大姐之间打响。“九联公司”规定所属各出版社每社只能有一个总编一个副总编，义理要想当副总编，边大姐必须下马让位。在这大是大非问题面前，义理决不含糊，他果断地提出边大姐下来他上去的建议；若不行，他就准备收回版权，跳槽走人。他号称这叫“权力的转换”。
边大姐万万也没想到她培养拉扯并苦恋着的这个小个子男人最终成了她的对手。过去所有的柔情、缠绵、思恋全抛入九霄云外，边大姐拿出当年在大草原上搏击风雪的劲头，在领导务虚会上含泪陈辞：“我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身份问一个为什么：难道改革就意味着金钱第一吗？我们就可以让一个品行不佳、没有群众威信的人来当领导吗？我们能这样拱手把权力交给那种钱串子吗？浙义理可以是个好诗人，可他决不是个好人，不能让这样的人当领导。别忘了，改革开放是党领导的，不能让他钻空子，连党员都不是就先当官。最近群众们都在反映浙义理，说他要入党就是想当官。他不愿意用稿费买房子，散布怪话，说别人都是入党当官分房子，他凭什么要用自己的血汗钱买房子？听听，这是什么话。战争年代的人入党，是把脑袋揣腰带里，为的是冲锋陷阵，为人民的利益身先士卒。我们当年奔大草原，积极入党，是图个率领广大知青战天斗地做新牧民，尽管现在看来有些天真，可我们不是图享受的。现在的小青年入党图什么，浙义理这种机会主义分子的态度最明显，就是图升官分宽敞的房子。这种人的隂谋不能让它得逞。他一计不成又施二计，想利用改革开放的时机，用利润代替政治，赤躶躶地要官当。最可恶的是他用西方资产阶级作家的观点称这叫什么‘权力的转换’，没听说过吧？就是说他的书能赚钱，他就要有权力。还说这叫历史潮流不可抗拒。这样的隂谋家居然跟我们打经济战，用收回版权调走来要挟，还两分钱的韭菜拿一把儿。他别忘了，改革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还是党领导的，他想拿一把儿，让他走人！我们还有滕柏菊、高跃进这样的好干部，我们可以发现新的畅销作者，就不信他一个破诗人就能卡我们的脖子。这世界缺了谁都能活。当年苏修卡我们的脖子，我们过来了。美国想打服这个打服那个，不是连个眼皮子底下的小古巴也拧不动？日本想仗着经济实力称王称霸，可他不得人心，谁服他？”边大姐一口气慷慨说完，猛坐下大口喝水。
领导们忙安慰边大姐说别着急别生气，谁说改革就不要政治方向了？谁又说改革就是认钱不认人了？再说了，那改革是自上而下的，上头出点子，往下就是月亮走我也走，再往下就是跟着感觉走，到咱们这基层谁知道怎么个改法？走着瞧吧。谁知道他浙义理犯了什么病，硬是觉得一改革，这世界就成他的了。别忘了，改革是对社会主义的完善，不是把社会主义改了。要是搁在过去，浙义理这样的早给打成右派了，他明明是想夺权嘛！没那么容易。引进外资还讲个主权问题呢，外商再怎么投资占多大股份哪怕是独资，他也是在中国地盘儿上，也得听共产党的，敢炸刺儿，给他轰走。嗬，现在倒好，一个小破诗人臭转几行歪诗，就想闹夺权了，也不摸摸自己脑袋圆不圆。几个人连哄带劝，总算边大姐不激动了。但充分考虑到浙义理对本社的贡献，不能不照顾他的情绪，决定任命他当文艺社的总编助理。这意味着他享受副总编的待遇，长工资，分房子，装电话，但没有副总编的权力，可能属于高级幕僚之类。随之宣布了各个社配备的总编助理，主任助理甚至科长助理，一时间几乎人人成了不同档次的助理。被安排当助理的全是一些有实力但不是党员或因为老的没退仍占着坑不走而无法安排的。在所有这些助理中只有浙义理是个年轻的总编助理，别的年轻人大都是主任助理或科长助理。滕柏菊为“向导生活出版社”赚了大钱，也不过才当个编辑室主任助理，是正科级。高跃进勇于吃苦，用两个月绕半个中国一站一站推销台历，拉了十万印数，也荣升“向导哲学出版社”编辑室主任助理，夫妻双双把官当，不仅能分上一套房子，还可以优于其他助理们先挑一个好的楼层。浙义理跟他们一比，自然是最得意的，因为他是惟一的副处级了，工资高了，分房也可以优先挑楼层。斗争目的基本达到，出师即小胜一把，也就见好就收，不再继续斗争，免得输个精光。
就在“向导”出版社迈出改革的步伐之时，霍铁柱親临指导，提议改名叫“香岛九联出版公司”，猛一听以为是“香港九龙出版公司”。他这两年香港新加坡走几趟，那边的出版界均提出“向导”有点政治色彩浓郁，不敢与之合作。回来后他就大胆设想，提议“向导”挂两副牌子。对内仍叫“向导”，做广大读者的指路人；但对外叫“香岛”，有利于公关，打开国际市场。既然国家实行一国两制，咱也来个一社几制，从此后，“向导出版社”鸟枪换炮，大门口左边一溜九块牌子，依次是“向导哲学”、“向导文艺”、“向导生活”、“向导科技”、“向导少儿”、“向导史地”、“向导青年”和“向导体育”。右边一拉溜儿九块牌子，从“香岛哲学”开始到“香岛体育”。大门上方两块金匾，分别是“向导九联出版公司”和“香岛九联出版公司”。各社分别有两套信封信纸和图章，需要哪个用哪个。编辑们的名片也有两套。
这一片万众欢腾的落木萧萧时节，没人注意沙新的存在。连门晓刚也很少去注意他，因为门晓刚此时正忙于争他的职称。他工作已满六年，按规定的年头儿，他应该得到编辑的职称，不应再是助理编辑。评上编辑，工资就可以一下长上去三级。可九联眼下忙于分权到户，没人关心评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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