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的事，只有他这种毫无希望当官的人才关心评职称。前几日他帮沙新把老婆孩子装上车送走，沙新说要一个人再在空房中住几日，扫扫尾，写完一本批评集再走。屋里只剩一张桌、一张椅和一张床，满屋的垃圾废品。门晓刚把自己的米面给他一些，就忙自己的事去了，偶尔半夜看到沙新屋里的灯亮着，就进去寒暄几句，只见沙新在埋头苦写。这两天没见沙新，以为他是去向朋友们告别了，也就没去注意。下午晓刚收到一封本市的信，打开才知道沙新前天晚上一个人独自去济南了，跟谁也没打招呼。信也很简单：让晓刚马上搬回来，钥匙在门楣上。门晓刚好不心酸，捧着信濕了眼睛，回到屋里就冲冒守财说：“你终于称心如意了，今天晚上就接你老婆进来吧！”冒守财已经是和颜悦色，嘻嘻笑笑：“这是怎么说的，我可是没赶谁。我老婆还有半个月呢，沙新再拖一个星期也没关系嘛。”
沙新那几天似乎像没发生什么似的。他的一本什么《论中国特色后现代主义》约好这几天交稿，送走老婆孩子保姆，就关在空蕩蕩的屋里奋笔疾书。平时总有时间可以浪费，逗逗孩子，逛逛街，吃吃饭喝喝酒侃侃大山，约好的稿子总是拖着写不完。中间不停地接受报刊的约稿，东写一篇西攒一篇，大钱没有，几十几十的小钱一月总有几笔。手握小钱，时时和朋友下下三等小馆，偶尔吃大户或做东吃一次大馆子，很有三十年代上海三流文人的优雅感。大家自称做批评家不能没有钱，一定要有点经济基础才有闲心去指指点点以醒世警世喻世，中国需要批评家，因为中国老百姓大都活得太实际委琐；好容易出几个知识分子，又大多被同化为乌合之众，毫无人文主义灵气，更谈不上诗意，顶多算得上马尔库塞所说的“没有灵魂的专家”而已。沙新一喝酒必谈三马——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和马尔库塞，总在推崇批评家应担负起给后工业社会的人以“终极关怀”，自称自己就是在扮演着一个牧师的角色。
那天在东四的什么天鹅酒馆里就着煮花生、拌粉丝和拍黄瓜喝酒论天下，几个人决定组织个后现代主义研究会，专题研究后现代社会里人类心灵的孤独与庸俗问题。沙新提议文艺批评与市场挂钩，建立一个心理咨询中心，开通谁家的电话，每周一三五上午九点至十一点半有一人值班解答心理问题，并用书信形式解答。每次收一定费用。再编几本《现代人心灵一百问》之类的小册子配卖，这样以文养文，研究会就有了活动基金。几经周折，才找到一个挂靠单位，作为群众团体登记注册。随后花了二百块钱租了一个咖啡馆的两个小时开成立大会。那正是沙新要离开北京的下午。沙新被推选为常务副主席，会议由他来主持，他不能不去。但他决不想让人们知道他晚上要离京，因此一脸的平静，照旧迎来送往讲话寒暄。只是与每个人握手的时间比平时长得多，也有力得多，握得大家莫名其妙。开完会一人分一盒三块钱的盒饭，肉炒青椒，肥肥的肉片，顶着几片发黄的大椒，吃得大家面红耳赤，抹着油嘴纷纷告别。
这是沙新在北京的最后一顿晚饭。一直忙到华灯齐上才散，几个主要领导人又相约到酒馆里喝个通宵。沙新喝了几口，又滔滔不绝地讲了一通三马，就告辞了。临行前约好下周三老地方聚会。沙新掏出二百块，说下次我做东，这钱先存在小张手里，免得我提前花了到时喝西北风。然后摇摇晃晃顺着长安大街回移民楼。回去蒙头大睡，一直睡到午夜时分，这才起床去洗了脸，又最后喝了一口移民楼的自来水，背上包出了楼拦了一辆面的直奔火车站。木然地上了车找到铺位就枕着包昏昏然睡了过去。
梦中恍惚觉得车停了，眼前叠画出当年意气风发坐硬座车两天两夜赶来北京报到上班的景象，心里一阵发热，在看到北京时喜得热泪横流，他要成为京城最叫响的理论家。青木季子正在车窗下等着接他，他们握手的那一刻，似乎就宣告了一段情缘的开始和注定灭亡。沙新狂乱中拥紧了赤躶的季子，高叫着自己听不懂的日语（我怎么会讲日语？），痛苦难当——咣当一声巨响，车停了。沙新猛醒过来，黑夜中明晃晃的地方是天津站。他就是这样如坐春风般地离开了曾视为自己生命的北京，而济南正在夜雾中等待他。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甚至那朝夕相处的妻儿在此时也显得陌生，似曾相识，但又如坠云雾。难道这就是一个三十岁的男人在半辈子之时划上的一个标点？是逗号，问号，还是随便的那么一顿？
夜雾袭进车厢，他裹紧了毯子，茫然地望着外面影影绰绰的灯光，站台，穿梭的人影，眼皮子那么一沉，就又迷瞪过去。火车又开了。
我会回来。
他迷迷糊糊地喃言着。
车轮咣咣噹噹，让他听不见自己的声音。
移民楼的不少人升了大大小小的官，自是喜不自禁，喜上眉梢，似乎连说一句“上厕所”都带着坚忍不住的笑意。滕柏菊则更是不愿做忍者，摆出一副“人生得意须尽欢”的样子来，在厨房里与人们眉开眼笑地谈论社里分房子的问题，一边回顾一边展望一边观照眼前。能够谈论分房这本身就显出一种气派，因为只有升了科级干部的人才热衷于谈分房，因为只有混上了科级才有资格分到两间一套的房子，别人均是等外品，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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