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为增订。近番禺李子良（晖吉）、徐兰畦（忄赞）又同辑二集上下卷，较《蒙求》更精，不特为童稚之课程，亦足资文人之獭祭矣。
◎五鬼
宋真宗时五鬼媚上横行，王钦若、丁谓、陈彭年、刘承、林特也。其后党祸兴。刘器之论程颐、欧阳、毕仲游、杨国宝、孙朴交结执政子弟，绅之间号为五鬼，将以程、欧阳诸公等于王、丁辈耶？器之乃司马公门生，抑知文正曾荐伊川否？
◎倭文端公
蒙古倭文端公（倭仁）道光辛巳与先叔祖勉亭公（玉达）、先叔父铁君公（锴）同举乡试，己丑复与铁君公同成进士，入词馆，故交谊最笃。铁君公尝集诸同年于京邸，殿撰李海初先生（振钧）性通脱，不拘小节，公则践履笃实。不妄发一语。铁君公戏之曰：“今日之宴，可谓风流才子、理学名臣并萃于吾榜矣。”公入阁后，浚师官侍读，侍公独久。请于公，不循年家子例，照阁中师生称谓，公笑而许之（公长子福咸又与浚师己酉同年）。当公之侍学弘德殿也，春冬日必未刻，夏秋日必午刻乃散。内阁公事率俟公散值后，在景运门外朝房呈回。遇有撰拟文字，会议奏疏，及派审案件，公搦管商酌，虽严寒酷暑不稍倦。一日，公事毕，问浚师曰：“外间颇有目我为迂者，汝意云何？”浚师不敢对。再问之，浚师曰：“公宗宋儒，某又公门下士也。愚见揣之，惟朱光庭辈能知程明道之非迂，惟吕陶辈能知苏东坡之非迂。范景仁之学术，司马君实之政事，异地则皆然耳。”公默然首肯，出语吴霍山侍郎：“方某见解甚透，未可以书生待之。”丁卯京察，浚师列一等。周商城相国顾而谓曰：“倭艮峰以足下不愧方面之选矣。”窃念浚师性情与公似不甚同，而公之揄扬如此，良可感也。公见人极谦谨，商城与公有通家之谊，大学士行走班次，公在商城前，而晏见必让商城居上。尝公选玉牒馆校对等官，公至朝房，又与商城让。商城笑推之，曰：“二哥，你又同我让了。此何地耶？”公乃就坐。贾黄县师相以足疾行最缓，公与黄县入朝，必随其后，无逾越，从不失尺寸云。公佩带之物，率铜质、硝石，无贵重品。朝珠一串，价不过数千，冬夏均不更换。袍惟用蓝，绝不用杂样花色。一生寒素，至无余资乘轿。罗顺德尚书辄叹为操守第一人。戊辰，浚师外擢，濒行，辞公于邸，且乞训言。公曰：“汝无他，心直口快，亦君子之一病。昨汝属老夫书楹联，已加墨。”手持以示，阅之，乃“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十六字。浚师拜而受之，愿终身记公之诲焉。今者，公往矣，浚师学不加进，又奉职无状，徒抱兹孤直之衷，恐不克副公期许也。噫！
◎尚书疏证中论状元
阎百诗《尚书古文疏证》六卷中一条云：“有杭州人至局中（时设局洞庭东山，撰辑《一统志》），首问余曰：‘闻新志人物项别立一状元项，有是事否？’余笑曰：‘俗不至此。’越两月，偶阅景泰间陈循撰《寰宇通志》，果有状元一项，传讹以此。语局中诸公曰：‘状元三年一人，何啻车载。循当日曷不立状元兼宰相者一项，以自位置，不尤夸乎？所谓“姚涞、杨维聪只会中状元，更无余物”，今世岂复有道著耶？”姜西溟曰：‘此说见钱氏《列朝诗集》，诬罔之甚。某亲遇姚氏后人，授《明山存集》刻本，中有《赠衡山先生南归序》，曲尽向往之志，揄扬之词。其知衡山也深矣，乌得有相轻语？’亟呼仆‘取我箧衍此序来。’既至，余读其首幅云‘自唐承隋后，设科第以笼天下士，而士失自重之节者几八百余年。然犹幸而有独行之士出，其时如唐之元鲁山、司空表圣、陆鲁望，宋之孙明复’云云。指曰：‘《新唐书·卓行传》元德秀少举进士擢第，司空图咸通末进士，岂不从科第者耶？有明状元，乃不读《新唐书》！’胡フ明从旁赞曰：‘惟不读《新唐书》，方中状元，若读《新唐书》，状元中不得矣。’哄堂大笑。”浚师按：此一则直是骂状元，骂《明山文集》，并骂姜西溟耳，于《尚书》古文有何疏证？有何干涉？令人不直一噱（序引元鲁山、司空表圣不过谓此二人虽得科第，而犹为独行之士。即陆鲁望亦何尝不应进士科而未第者？以此当考据，且讥其不读《新唐书》，岂非迂谬）。
◎相如四壁
司马相如以訾为郎。师古注曰：“以家财多，得拜为郎也。”病免游梁，归而家贫。不过宦游后家渐清贫，不如前之多财耳。观其赴卓王孙之召，亦复车骑雍容，闲雅甚都，何至与文君归成都，竟家徒四壁立耶？即曰家真四壁，更无资产，不知其从人车骑作何安置？及其再至临邛，卖车骑，买酒舍，自著犊鼻与佣保杂作。稍知自爱者不为，而谓长卿为之乎？此与颜子在陋巷箪食瓢饮，而有负郭五十亩田，同一谎语。吾于此等处，不能无惑。
◎明堂
解明堂者众矣，或曰九室，或曰五室，或辨其户若干，牖若干，上如何圆，下如何方，东西南北如何殊位，太庙、世室如何同异。自汉迄今，纷如聚讼。讲考据者矜其渊博，作时文者奉为秘本。究竟古人不曾留下图样，当日建造之工匠，又不曾以其建法贻之子孙。身未亲历其地，目未亲见其制，而于数千年后凭其臆断，曰“我之说实确切不易”焉，是何异瞽者谓与离朱同眼，而不知己之不能视也。林芗溪学博《三礼通释》叙明堂始末至数千百言，独推阮元《明堂图说》、江藩《明堂议》为确得古人规制。余读《孟子·明堂》章，果周天子明堂耶，诸侯安得居天子明堂？国人请毁，独孟子对以欲行王政则勿毁，是将启齐宣行天子之政矣。果诸侯不应有明堂耶，齐本侯国，擅建明堂，国人请毁，独孟子对以欲行王政则勿毁，是不特启齐宣行天子之政，直将使齐宣居天子之位矣。孟子大贤，何至出此。赵岐注：“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东巡狩朝诸侯处，齐侵地得而有之。”盖泥于诸侯不应有明堂，齐之明堂必是侵周地而有。朱子集注引赵说，添入“汉时遗址尚在”六字，又泥于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愚意明堂之当毁不当毁，与齐宣之可毁不可毁，应以诸侯当有明堂不当有明堂为断。齐之明堂，鲁之明堂也。孟子所对，指诸侯而言，非指天子而言也。其义吾征诸《礼》矣。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郑注：“周公摄王位，以明堂礼仪朝诸侯。”此言最当。至“天子负斧依南乡而立”，注：“天子，周公也。”则误。周公摄政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公虽居摄，臣也，成王虽幼，君也。故建明堂之仪，而使成王负斧依南乡而立，所以尊天子也。若云周公以天子自居，岂不谬甚）。七年致政，成王以公勋劳，封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故太庙如天子之明堂，而“鲁公之庙，文世室也，武公之庙，武世室也。”郑注：“此二庙象周文、武之庙。世室者，不毁之名。”是故，鲁王礼也，凡四代之服、器、官，鲁兼有之，岂仅明堂一事哉（王石梁云《明堂位》多诬，尤谬）？田氏，其先田常割安平以东至琅牙自为封邑，已大于平公所食。及为诸侯，齐疆日辟，楚、宋、魏、赵诸地，悉为邻壤，鲁地尽入于齐，鲁之明堂，遂为齐有。观宣王击魏后，三晋之王皆因田婴朝齐王于博望，其势颇张，明堂一问，夸大可知。故孟子对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吕氏谓王者不专指天子，凡诸侯能行王政者便是，极有见地。欲行王政，明明告以善行诸侯之政。夫善行诸侯之政，孰有如鲁之先公乎？鲁先君周公，相王室，有勋劳于天下，得备王礼，立明堂，今者归于齐国，王诚居鲁之明堂，思周公之善政，则必晓然于不行王政，虽毁无益，苟行王政，虽勿毁无伤矣。文王治岐，公刘好货，太王好色，皆就诸侯布政出令，一一透发，见得行王政在此，励臣节亦在此。正假明堂一问，隐抑其急功好利之心。《左传·文公二年》彭衙之役，狼覃曰：“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正与孟子所言事异而义同，未可以杜预之注为然也。考据家不知命义所在，哓哓不休，徒争论于屋宇之方位，尺寸之广狭。呜乎！何举世之多工匠哉！至杨氏谓孟子之对，有以识其非曲学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复礼之端，则又迂儒腐论，无足道矣。
附录李恢垣同年书
阅大著谓孟子之言明堂，当指诸侯，不属天子。其言创获，有关世道。今为详考地理，以复左右。按：《论语》闵子对使曰：“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注云：“如若再来召我，则当去之齐。”是齐、鲁以汶为界也。考今图经，汶水出山东泰安府莱芜县，西流右合泮河，折而南，新泰县之水从东来，合而西南流，经汶上县西北，又南入于运河。而《春秋》时汶自入济。《水经注》：“汶水所经，出自莱芜县原山，西南流径嬴县、奉高，右合北汶，径徂徕山、博县龙乡亭、亭山、巨平至鲁国汶阳县，径蛇丘、冈县至东平、章县、桃乡、寿张至安民亭，入于济。”大抵今泰安以东逾汶即为齐，而泰安之西汶阳仍为鲁地。故《鲁颂》曰：“泰山岩岩，鲁邦所詹。”毛传以为鲁境所至，孔疏则云泰山在齐、鲁之界，故云所詹。是泰山之东北为齐，西南为鲁。今之莱芜、泰安、宁阳、肥城、东平、汶上，皆鲁境也。《史记封禅书》云：“天子封泰山，泰山东北址古时有明堂处，处险不敞。”《汉书·武帝纪》：“元封元年夏四月癸卯，上还，登封泰山，降坐明堂。”此即注所云“汉时遗址尚在”者。此泰山之址，地属奉高，为今泰安县，正属鲁地。其后得济南人公玉带《明堂图》，令奉高作明堂汶上。《汉书》亦云：“二年秋，作明堂于泰山下。”此特汉之明堂耳。又程春海《国策地名考》：“战国之齐，南至徐、泗，邻楚；西南至曹县，邻宋；西至阳武，邻魏；东北至天津，邻燕；北至任丘，邻赵。”疆土日辟，已全举鲁地。盖楚虽灭鲁，而地入于齐，故明堂亦在其境。窃疑明堂本周初东巡之所，昭王以后，久废不治。鲁自惠公得请于朝，用天子礼乐追周公所自出，上祀文王。既于境内建为周庙，又见《诗》有宗祀之文，即巡守明堂，稍复故观，以祀文王而配上帝；与许田为周公礻方同其夸大，此固事理所有也。齐既并鲁，文王之祀废，堂亦虚悬，故人以为可毁。孟子告以法文王，皆据事迹为言，不同臆说。不然齐方据十二之雄，西向思逞，而故导以问鼎兴甲之举，如梁武之襄阳，神尧之汾晋，启篡弑而勤战伐，岂复成孟子语哉？若夫巡守必有明堂，说不可废，幸为详论，以定折衷可耳。
◎记田督事
田文镜，汉军正黄旗人，由福建长乐县县丞历官巡抚、总督，雍正元年以内阁侍读学士告祭华岳，回京时面奏山西荒歉情形，直言无隐。命赴山西赈济平定等四州县，即授山西藩司，旋调河南。久之，特授河南、山东总督。眷遇之厚，同时疆吏罕有其比。及卒，赐谥端肃，于河南省城建立专祠，并准入祀豫省贤良祠。文镜在豫治吏严，一疏参劾辄十数员。临川李绂方为直隶总督，过河南，见文镜，一揖未毕，即厉声问曰：“公身任封疆，有心蹂践读书人，何耶？”文镜即密以绂语奏。绂入觐，亦首劾文镜负国殃民，又连疏纠劾。文镜复劾绂乖张数事，下绂于司败议斩。两次决囚，上命缚绂诣菜市口，刀置于颈，问：“此时知田文镜好否？”绂奏：“臣愚，虽死实不知田文镜好处也。”乾隆五年，河南巡抚雅尔图奏：“文镜在豫，百姓至今怨恨。豫省贤良祠不应列入”。奉上谕：“此等事，何须亟亟为之。若行撤去，岂不有悖于前旨乎？使田文镜尚在，朕不难去之、罪之，今已没矣，在祠与不在祠，何碍于事？况今日之在祠，将来应撤者正不知其几何也，何必亟亟于一田文镜。若出于识见之迂，尚可；若出于逢迎与彼不合之人之意，则朕所望于汝者又成虚矣。朕观雅尔图此奏并不从田文镜起见，伊见朕降旨令李卫入贤良祠，其意以为李卫与大学士鄂尔泰素不相合，特借田文镜之应撤，以见李卫之不应入耳。当日王士俊请将田文镜入贤良祠，系奉皇考谕旨允行者，今若又将撤出，是翻从前之案矣。试思田文镜留于祠中，于国计民生有何关系？而此时必欲行此翻案之事乎？又如前日查克旦奏请弘章迎养嫡母一事，弘章系获重罪之人，朕所以给与红带子者，诚恐日久之后，漫无分别，多有未便，乃事之不得不如此办理者。至于迎养伊母之奏，朕若允行，在伊一家自必感激朕恩，然以今日之迎养为恩，必以从前之治罪为怨，似此市恩翻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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