诰诏令矣。于是心悦而神悸焉，悦然如入陶朱之室，开宝藏之库，万珍烁灼，文彩夺目，令人应接不暇，又爽然若自失也。乃作而言曰：盖尝大观天地间文而已矣，文即道之著也。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故或识其大，或识其小。大小一文也，一道也。道生天地，文在天地，天地生圣人，文在圣人。是故经乎天而文，纬乎地而文，观乎人而文，三才之道，文而已耳。天之覆帱也，地之持载也，日月之代明也，星辰之朗耀也，云汉之为章也，风雨之润贲也，雷霆之轰烈也，山峙之巍巍也，川流之粼粼也，昆虫之要要也，草木之夭乔也，尧之光被四表也，舜之重华焕乎其文章也，禹汤之文命、之圣谟、之嘉言、之洋洋孔彰也，文武之丕显、丕承也，皆文也。然天地万物所以覆载，所以代明，所以决烈，所以昭章，所以流峙，所以鼓耀夭乔，圣人所以光被，所以重华，所以文命洋洋孔彰，所以显承，其必有所以为之者矣。《诗》曰‘维天之命，于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是故天地圣人文焉尽之矣。知天之所以为天，文王之所以为文，则知钤山之文所以为文矣。或曰：请问其所以。曰：神而已矣。夫神者，道之妙也，文之本也。子不闻钤山之降神乎？吾于留都，已形于咏歌矣。介翁生而神气以灵，疏朗开豁，童言宿生之事，矢口成章之能，应机万变之妙，辛甘调剂之宜，履历于艰难，允媚于天子，良工心苦，人莫与知。然则非公之神之精之为之乎？曰：请问根本之说。曰：子谓参天之木，果外假而为之者哉？所由本根也。得天之气，受地之质，气质合一，生生不测，莫知其然，之谓神。故能申根而干，而枝而叶，而华实以参天。夫华实也者，文之类也。根本也者，所以为华实之神之类也。知木之所以为华实，则知钤山之文所以为文矣。水也年将九十矣，亦伏生言语支离之时，岂复有文乎哉？据案随笔书之，重以报公之礼意之隆也，亦将以来天下之善言。从水也始，巩太平之基，于无穷，而太平一老亦得以安卧于无穷无虞之天也。是故力疾为《钤山堂集叙》。嘉靖三十年，岁在辛亥，夏四月二十一日，赐进士出身、资政大夫、前南京兵部尚书、奉敕参赞机务、国子祭酒、翰林侍读、同修国史、经筵讲官，林下年末八十六甘泉生湛若水顿首谨书。
以钟鸣漏尽之岁，作此寡廉鲜耻之文，宜朱竹太史读之目张，以为讲学者不意贡谀若是也。黄宗羲著《明儒学案》，其《凡例》云：“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独于理学，前代之所不及。”鸣乎！若若水者，前代理学家诚不多觏矣。
◎狩于河阳
刘知几《史通·惑经篇》曰：“狄实灭卫，因桓耻而不书；河阳召王，成文美而称狩。”浚师按：《春秋·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阳”，传曰：“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杜注：“隐其召君之阙，欲以明晋之功德。河阳之狩，赵盾之弑，泄冶之罪，皆违凡变例，以起大义危疑之理，故特称仲尼以明之。”苏氏曰：“明晋侯之德，没其召君，书天子之狩，显其失地，便是褒诸侯、贬天子。所以然者，此亦假其失地之文，欲明王狩所在，非实贬也。若隐其召君，则全没不书，于义为可。必书天王非地之狩者，若全没其文，无以明晋侯尊崇天子之德，故书天子出狩，诸侯往朝。”苏氏之意，与杜氏同。特两家所论，尚有不尽当者。周室既衰，天子微弱，晋文帅九国之师，力图霸业，不合诸侯，不足以取威，不尊天子，不足以正名。其不欲朝周者，非自嫌强大而不敢也，九国聚会于温，设声言朝周，一国不从，便损威重。莫若讽王出狩，以君就臣，遂使各国有不得不朝之势，显示以名义之正，而阴逞其威胁之私。左氏谓非其地，而又继之以明德一语者，盖讽王出狩，而自明其朝王之功德。若曰仲尼既讳为天王狩河阳矣，此而明正其非，不几失夫子修《春秋》之旨乎？故曰“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委婉其辞，褒贬自见。杜氏明晋之功德，与苏氏明晋侯尊崇天子之德，皆不能体会入微也。黄东发引木讷之言，以为河阳之狩非晋文召王，则举三传皆不足信矣。桓谭《新语》：“秦始皇见周室失统，自以当保有九州，见万民碌碌，犹群羊聚猪，皆可以竿而驱之。”襄王之世，非东周以后可比。而齐、鲁、宋、蔡、陈、郑各国，又非晋文所可竿而驱之者，不得已而作挟天子令诸侯之举。河阳一出，有以知晋文之用心矣。善乎伊川先生之言，曰：“晋文公欲率诸侯以朝王，正也。惧其不能，故谲以行之，召王以就焉。人独见其召王之非，而不见其欲朝之本心，是以谲而掩其正也。”
◎烈风雷雨弗迷
“纳于大麓”，孔安国传：“麓，录也，纳舜使大录万机之政，阴阳和，风雨时，各以其节，不有迷错愆伏。明舜之德合于天。”东坡先生《书传》云：“‘烈风雷雨弗迷’，是天有烈风雷雨，而舜弗迷也。今乃以为阴阳和、风雨时，逆其文矣。”浚师按：孔传阴阳和，风雨时，正以各有其节，故无烈风雷雨之迷错愆伏耳。东坡信《史记》，又截去“各以其节”二语，便觉孔传所说不圆。安国盖本《孔丛子》孔子答宰我之间，杨升庵《笔记》采之。升庵曰：“今以大麓为山麓，是尧纳舜于荒险之地，而以狂风霹雳试其命，何异于茅山道士之斗法哉？”语谑而虐，其意在驳蔡沈集传，不知蔡沈实从司马公、东坡先生来也。
◎吴侍郎奏疏
同治甲子秋七月，克复江宁。捷至，霍山吴公有《请加敬惧持以恒永》一疏，得旨嘉奖，并发交弘德殿，俾资省览。一时传抄疏稿，几于纸贵。录其原疏云：
户部左侍郎兼署刑部右侍郎臣吴廷栋跪奏：窃臣恭读本月初三日奉上谕：自古君臣安不忘危，治不忘乱等因，钦此！方今江宁克复，元凶授首，四方指日荡平。普天臣民，同深庆幸。乃圣心犹戒慎恐惧，不自满假。谆戒统兵大臣、督、抚等，及内外大小臣工，慎始图终，无荒无怠。此诚四海臣民万世无疆之福也。而臣窃有虑焉。万方之治乱在朝政，百工之敬肆视君心。事不贵文，贵其实。下不从令，从其所好。敬为皇太后、皇上陈之：夫治乱决于敬肆，敬肆根于喜惧。从古功成志遂，人主喜心一生，而骄心已伏，宦寺即有乘此喜而贡其谄媚者矣，左右即有因此喜而肆其蒙蔽者矣，容悦之臣即有迎此喜而工其谀佞者矣，屏逐之奸即有窥此喜而巧其夤缘者矣。谄媚贡则柄暗窃，蒙蔽肆则权下移，谀佞工则主志惑，夤缘巧则宵小升。于是受蛊惑，塞聪明，恶忠说，远老成。从前戒惧之念，一喜败之；此后肆侈之行，一喜开之。方且矜予智、乐莫违、逞独断、快从容，一人肆之于上，群小煽之于下，流毒苍生，遗祸社稷，稽诸册史，后先一辙。推原其端，只因一念之由喜入骄而已。军兴以来，十余省亿万生灵惨遭锋镝，即倡乱之民，莫非朝廷赤子，大兵所加，尽被诛夷。皇太后、皇上体上天好生之心，必有哀矜而不忍喜者。使万几之余，或有一念之肆，虽纶音告戒，而群臣第奉为故事，多方且视为具文，积习相沿，徒为粉饰；将仍安于怠惰废纵矣。是非坚定刻苦，持之以恒，积数十年之恭俭敬养，有未易培国脉、复元气者矣。夫上行下必效，内治则外安。其道莫大于敬，其几必始于惧。惧天节无常，则不敢恃天；惧民情可畏，则不敢玩民；惧柄暗窃，则谄媚必斥；惧权下移；则蒙蔽必照；惧志易荡，则谀佞必远；惧邪易侵，则夤缘必绝。凡此，皆本于一心之敬。盖惧在敬之始，敬在惧之实。敬则大智愈明，神武益彰。天之明节常顾子目。民之怨咨如闻于耳。一人笃恭于上，盈廷交儆于下。群帅知惧，必协力以靖余氛，残寇无难尽扫；大吏知惧，必竭心以图善后，灾黎得庆再生。而宵旰勤劳仍复其难其慎，曰与二三大臣开诚布公，集思广益，无欲速，无见小，一切抚绥培养之要，无不次第筹其万全。庶几至诚无息，久道化成，绍祖宗富有之大业，开子孙无疆之丕基，是皆由皇心之敬成，而实由皇心之惧始也。要之，存亡决于敬肆，敬肆根于喜惧。唐太宗身乎群寇，贞观之治轶于汉文，而以骄矜致侮。明皇亲定大辞，开元之治等于太宗，而以泰侈召祸。若夫帝舜之治，大禹戒以无傲无慢，而《虞书》首曰“钦”，此所以成中天之运也。武王之治，太保训以玩人玩物，而《周书》首曰“敬”，此所以永八百之祚也。喜而肆者如彼，惧而敬者如此。《易传》曰：“危者使平，满者始倾，惧以终始。其要无咎。”《诗》曰：“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可弗以为承鉴欤？臣不揣冒昧，窃献刍言，披沥渎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按：此疏内阁发抄后，浚师适在倭艮峰相国宅。相国持以谓浚师曰：“足下今日见竹翁所奏否？陆宣公以来有数文字也。”浚师对曰：“程明道王霸之辨，朱晦翁面奏之词，无以过矣。”相国曰：“子以竹翁笃守程、朱，故以洛、闽为比耳。”浚师复对曰：“晦翁面奏子内云：‘伏愿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萌，则必谨而察之：此为天理耶？为人欲耶？果天理也，则敬以扩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阏。果人欲也，则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滞。推而至于言语动作之间，用人处事之际，无不以是裁之。’吴公奏疏，实本此数语，脱化而出，特当日未闻有诏褒晦翁之忠直，而今则德音下逮，且谓其剀切敷陈，深得杜渐防微之意焉。则圣主之圣，与庸主之庸，又岂可同日语哉？”相国笑而颔之曰：“子言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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