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有自且兰浮周水以入牂柯江者。自巴入鄨以至且兰，其道更较自僰道通夜郎易。而浮周水至番禺亦较浮右江为近。则巴贾人岂遂不能致蜀枸酱于番禺乎？窃疑唐蒙所食之枸酱，实自且兰来。但蒙至长安所访之贾人，只是蜀贾人耳。设其能访及巴贾人，则汉用二十三年精力以经营之「制越一奇」，应已成熟。直浮融江出番禺，与出零陵之军合力，唐蒙之功斯全美矣。
汉世，自司马迁记牂柯江外，学人入南夷者少，续言牂牁江者只桑钦《水经》。《水经》言：「牂牁水东至郁林广郁县为郁水，南流入交址。」末句已错误。宁州陷没后，历隋、唐、宋、元，无能考牂牁江为何水者。明、清世，云南、贵州建省，方志家开始加以考订。其下游为广东之西江；在广西者称为郁江，大体一致。上游是何水，则言人人殊。虽皆依据《史记》「夜郎临牂牁江」一语，而订夜郎位置不同，所指牂牁江亦异。
郑珍《遵义府志》定夜郎于綦江县夜郎坝，则指綦江水为牂牁江。田雯《黔书》，定夜郎在桐梓县，则指乌江为牂牁江。莫与俦《牂牁考》，萦回于此二说间，明知其水道不通番禺，亦缘订夜郎于遵义附近，而强为之说。此则当弃者也。
郭子章《黔记》，指蒙江（罗甸河）为牂牁江。郑旻《牂牁江解》，定北盘江为牂牁江。意谓夜郎在今黔西南盘江之北。汪士铎《汉书地理志稽疑》主之，而定夜郎为「郎岱」。依西江干流立说，有可取，亦有难通处。
《明一统志》、《都匀府志》，定夜郎于荔波。以金城江为牂柯江。黄宗羲《今水经》改为大韦河（惠水）。俱由贵州建省后，贵阳附近地理渐明，竞为新说。惜于水道言之有据，只夜郎位置未合耳。洪亮吉《贵州水道考》，定夜郎于三角屯（今三都县），以都柳江为牂牁江。吴振棫《黔语》遵之。较盘江说与荔波说有进步。洪氏为贵州学使，得遍历各县，故其见解较高一筹。惜其未得为云南学使，不知夜郎在贵州外矣。
陈澧《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定夜郎为今广西凌云县。始肯定广西之盘江（红水河）为牂牁江。
程封《牂牁考》，始定夜郎于云南罗平县，而以南盘江为牂牁江。屈大钧《广东新语》，曹树翘《滇南杂志》从之。皆干嘉以后人，始留心于滇中求夜郎者也。
童振藻《牂牁江考》（载《岭南学报》一卷四期），始推夜郎在云南之沾益、曲靖间。唐钺《水经存、温、水条文举疑》（载《东方杂志三十九卷九期》），定其位置在沾益。此皆近世学人，由地理实际作出判断。故能远胜前人也。
此外，尚多有徒据书本，昧于地理实际，及只片面的地理考察而昧于古史文义之妄推，即无庸列举矣。
最后考订牂牁与夜郎之名义，说明牂牁与夜郎在含义上的区别。
牂牁之名，最先见于《管子小匡篇》：「桓公曰：余乘车之会三，兵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南至吴、越、巴、牂柯、、不庾、雕题、黑齿、荆夷之国，莫违寡人之命。」今按：《小匡篇》多记管仲死后事。此称「桓公」，亦可知桓公死后文。盖管仲信徒所撰，最早不能过战国，晚可能出于秦汉间之方士，与《山海经》作者同时；所言与史实不合，然所举九国则皆实有，如雕题、黑齿，皆南夷部落习俗，为方士远探者所曾见（●，疑是辰字，辰水区产汞，方士所至。不庾音丕，即大庾。山越之古国也，大庾岭困以为名），非虚构。牂柯叙列于巴、●之间，足知其位置。当时自吴、越、巴、荆外，其中五国实尚未能建成国家。「牂柯」，只当是氏族之称，如神农氏、轩辕氏、有虞氏之类。《常志》谓夜郎王族「氏以竹」。竹，夷语译音，其声本为「牂牁」，促读之则为竹也。《小匡》所记，是常璩之前四百年南夷语，时无「夜郎」之称也。《常志》所传，是四百年后，已建成夜郎国时之南夷语，固当微有不同也。
夜郎语今不可考。然就此地区古今地名推寻，汉有夜郎，且兰，头兰，越嶲郡有白狼，皆只因时地异而译字不同。音则同矣。今西昌县地名多有「郎」音（如樟郎），《西昌县志》云：皆古夷官驻牧地。又今雷波海畔之「黄螂」亦古马国邑，汉置鄢县处也。由此推之，「郎」者，盖南夷语统治者驻地之义。元明杂剧，恒称夷王为「
狼主」，当是借南夷语，非羌胡语也。「夜」字在汉语非吉祥字，其为译南夷音所用字无疑；在南夷语，则当是崇高之威权含义。史迁文：「窃闻夜郎精兵可得十万。」则其所辖之民户、胜兵役者（「胜兵」）数量可知。非其本国即已具此人力也。《史》又谓唐蒙「见夜郎侯多同（多、毒、竺、竹亦是一音异译）。蒙厚赏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乃且听蒙约。」所谓「旁小邑」，盖如句町、漏卧、且兰、头兰、宛温、同师之类，多是牂牁氏之支分，或夜郎所能役属之经济领域以内，故夜郎受抚后，诸旁小邑亦即受抚，后遂以此地区置牂牁郡。
唐蒙问枸酱所从来。南越人答曰「道西北牂牁。」此牂牁，为夜郎国与其旁小邑之统称，即旧牂牁氏地所发展成为大夜郎领域之代称。与夜郎本国微有区别；正如夏后氏国之与华夏，周王畿之与周朝全境。汉置郡名牂牁，而夜郎、且兰、句町、漏卧皆为县。且兰国已灭，则称「故且兰」。其王存者，则皆只置吏，以其子或近臣为令。迨诛灭其王，乃派中土人为令长矣。
滇池初亦夜郎地，为劳深、靡莫部落。后以分与庄蹻，遂发展为一大国，其地西接哀牢，奄有叶榆。「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故世人嘲「夜郎自大」。然就大夜郎言，实包有今云南东南部，贵州全省及广西之一小部，与蜀、巴、南越面积相当；而山水险阻，行程艰苦，或数十日乃能竟其境界。就落后夷国言之，亦可谓大矣。
附三
蜀布、邛竹杖入大夏考
《史记西南夷传》：「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王然于、吕越人皆建元中司马相如通西夷时副使。见《相如传》。）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大宛传》略同，而较翔致。云：「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筰，南方闭嶲、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
今按，「大夏」，今阿富汗。「身毒」，今印度。古今地理形势皆合，更无异议。「滇越」，旧时无作考订者。《史记正义》曾用滇与越嶲二义谬拟为国内地名，不能有所指。史迁既称为「乘象国」则可定为滇、缅或印、缅间地。余初拟为缅甸之八莫，后改拟为密支那。常璩《南中志永昌郡》云，「有闽濮、鸠獠、僄越、裸濮、身毒之民。」其下续举「黄金、光珠、虎魄、翡翠、犀、象……罽、旄、帛迭、水精、琉璃、轲虫、蚌珠」，皆当时国际市易之珍贵商品。足知当时永昌地界，确曾有中、印、缅各民族贾人会聚之市场，未开南夷置郡县前，蜀贾人称之为「滇越。」秦汉世，泛称南方民族为越，对其族落或国家，不能详其本称者亦漫称为越。此称滇越，盖谓其在滇国西界，或尚与滇有政治或经济上之联系也。「闽濮」之闽，对音，当即后之「孟人」，历世聚居云南省西南境，亦曰蒙族，曾于唐代建成南诏国家者也。其语言属泰语支。最古之哀牢人与近世尚广泛居于中缅边界之掸族，俱当是其别支。「鸠獠」之鸠，对音，当即明清方志所称之「夷」。今云「克钦族」，历世聚居于哀牢西界，为一大民族，属藏缅语支。「僄越」当即是缅甸族之古称。隋、唐世建成骠国，都城在曼德勒，即古人所称之「八莫。」其后乃称缅甸国。今仍为缅国人口最多，文化最高之核心民族。「裸越」盖即苏（洛素），即《西南夷传》所谓「嶲、昆明」之嶲，《后汉书南蛮传》所谓「乌浒」，《唐书》所谓「东爨」，近世所称之「彝族」也。与怒族、僳、纳西、普米同属于藏语支。今尚有大部住居云南，小部住居缅甸、老挝、越南边界。晋时，此诸部族皆尚未建成国家，当时漫以越、濮称之，仅有如此区别而已。至于「身毒」，显然指印度商贾之居于此者。此足为秦汉时哀牢地区已有汉族贾人与印度贾人及哀牢附近诸民族贾人，互以各所有珍奇商品市易于此所谓「滇越」地点之明证。当时中印海道未通，「奸出物」之商贾，惟有遵陆自蜀出邛，或出夜郎，经滇国，过叶榆，入哀牢，至伊洛瓦底江上游地区，与此诸民族市易，可得珍异之商品，运回内地以博厚利。印度商贾于时尚不能出远海，亦惟依布拉马普特拉河东入阿萨密（亚山），缘伊洛瓦底上游诸支流河谷间浅山小道，进入此所谓「滇越」市场，与我国内地贾人及哀牢附近诸民族部落市易。张骞所侦得之大夏「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之「蜀贾人市」（滇越），必在此滇缅间伊洛瓦底上游诸支流地区，为可定矣。
余初定其地于八莫者，为当时南洋商品必由此入于我国；犀角、象牙、帛迭（木棉布）、水晶、琉璃、轲虫、蚌珠与「邛竹杖」皆是也。然其地去中、印商路为远。中印商路当在其北，与近世中美开辟之中印公路接近。故又估计在密支那与南里。密支那在克钦族住区中心，亦有掸人与怒族、僳杂处，在晋世为永昌郡之永寿县。永昌吕氏，于闽濮叛乱后曾徙郡治于此，必缘其市场繁盛故也。其地东距滇国，西距阿萨密，道里略相当；东距邛、蜀、中原地区，西距东印度、中印度与大夏，道里亦略各相当。上古文化发展进程约略相当之中、印两国，其「奸出物」之贾人，互市于此，自然合理。虽无其他文献足证，但从地理条件估订，应非毫无疑义。
所谓「蜀贾奸出物」者，谓偷越关徼，避关徼稽征者。字亦作「
间出物」，与上引之「使间出西夷西」之间字含义相同，谓觅间隙而进。关徼外本无道路，但有间隙可通即赴之也。凡原始民族部落之间，本无通路，但因人民流动，每得造成间隙相通之路。商贾逐利，用之往来，形成流通货物之商道。各国政府因之而推进军事与政治，纳入版图。商路无隙不入。往往商路远达数千、万里，政府尚无所觉。政治军事之推进，落后于商路开通数千年后者多有之。例如「丝绸之路」虽在唐代乃盛传于时，实则远自殷周已成大道，即周穆王西访西王母之路也。其商贾间通时间，又当在周穆王前数千年。否则流沙瀚海之间，穆王虽有善马，苟无可靠之商贾为之向导，安敢轻尝试哉？穆王既已通行于前，而张骞、堂邑父等乃不能得间以脱匈奴之拘留者，恃在官使遵大道，非求间也。仍得逃逸，完成其使命，并再被留仍得逃归者，能求间也。太伯入吴，枸酱入番禺，皆是间出数千里外之明证。蜀贾人市，仅在滇外数百里，为中印间民间市场，固无足怪。
汉武以全盛之时，发间使四出，滇王又助之求道，而竟未能通者，亦为其为官使也。设能募商贾人乘间，则必能得通矣。商贾人之「
间出物」者，每入一民族势力统治区，即分出其财货以赂势者，保其在该区内行动安全。再入一区亦然。故能只身远行，利多于害。近世大小凉山彝族区尚行此制，称为「保哨」。故解放前官吏不能入彝区一步，而奸出商贾则能输入鎗弹盐布，兑换鸦片山货而出，穿其境可以平安无事。汉武虽发间使，使人所至招摇，为土着民所恶，则安能得通身毒哉？民族地域，已进入国家或氏族公社者，其君长畏汉，不敢不云助求。其内心实不愿之。若在嶲昆明与氐莋之原始社会，并无君长约束，而无商贾方式之诱结，故虽「百余辈」，无益矣。
然则不可募商贾乎？亦不可能。凡间出之商贾，皆自知其为犯法者也，孰敢自暴其罪于政府，以易不可知之爵禄哉？惟有讳莫如深而已。即如长安贾人，以私谊告唐蒙夜郎路，亦不泄其运致枸酱之路，故徒能误八校尉之师行而已。汉世贱商贾，士大夫羞与往还，此亦其终不能得通往身毒之路之一原因。
友人张毅，习英、法、印、藏文，治中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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