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伍禾正是从读者中，从“声气相投”的作者中汲取了力量，从对自己工作意义的认识，从对人民、对时代的责任感中汲取力量的。他在艰危的处境中，在清贫的生活中，勤劳地而且是乐观地工作着。诚然，《长江》上面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作，即使从当时整个斗争的形势看，《长江》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也是有限的。然而，它曾经团结了一批作者，它曾经照亮了黑暗的一角，它曾经温暖和鼓舞了许多读者的心……武汉终于解放了，全国终于解放了。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各自忙于自己的工作，能够畅谈的机会不多。偶尔见面，感到他心情健旺，身体也比过去好了。而且，在生活上也开始摆脱了贫困。
没有想到，一九五五年的夏天，我们都被卷入了一阵突然而来的旋风中。我们完全被隔绝了。两年后，我才知道原来和他在一起工作的郑思已离开了人间，那么，伍禾的命运呢？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呢？我无从打听。
一九五七年的秋天，我们偶然相遇了，那是在一家医院的门诊部里。分手两年，却恍如隔世。有多少话要倾吐，却只是简单地交换了一点彼此的情况。他告诉我，他现在一家出版社当普通的编辑，即将下乡去劳动。那以后不久，我却偶然听说，在乡下，他又戴上了“右派”的帽子，那时“反右”的gāocháo早已过去，他是“补划”的。
我们再见面已经是一九六二年了。他已从乡下调回武汉，工作关系转到了省图书馆。他原就有肺病，一九五五年受审查期间，房间当西晒，又不通风，他就只有睡在泼过水的水泥地上，这样度过了酷暑，却因而得了风濕性心脏病。在乡下劳动，使病加重了。现在不能上班，就在家里整理关于鲁迅的资料。他还是那样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地工作着。
他的问题并未解决，所以来看他的朋友很少。我的处境当然不会比他好，只能偶尔到他家去坐坐。虽然我们在态度上还是親切的，但却又可以感到某种无形的距离，我们不能也不愿深谈，只是一般地聊聊天，从中得到一点温暖。这也是“相濡以沫”吧。他当时开始研究围棋。当我们相对无言时，他就要我和他对弈。我完全是外行，而且对此道并无兴趣，但为了不让他扫兴，有时就陪他下一盘。同时我感到了他内心的深深的寂寞……
后来，就是那动蕩混乱的时期。一九六七年的春天，我去看过他一次，他已病得很严重了，不能出门走动。我简单地谈了谈自己的情况和一些见闻。他流露出对现状的某种困惑和迷茫，后来激动起来了，说：“看来，我要戴着‘帽子’去见马克思了。哈哈！……”我打断了他的话，提议来下一盘棋。他同意了。但一反常例，下棋时心不在焉，一下子谈到解放前的某些遭遇，一下子谈到对某个友人的不满。后来，他突然说：“你看需不需要我再为你写一点材料？那对你或者有点好处的……”他的话使我感到意外，而且，老实说，我不相信材料可以决定或改变我的命运，因为，我以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这里。
所以我含含糊糊地答复了他，而且立即转变了话题。两三年后，我在“牛棚”中，从一个审讯我的“小将”口中得知了他的死讯。又过了几年，我才从一位友人那里得知他死的详情：他不但心脏病严重，而且由于受到各种摧残，死前已经精神失常了……
在一九八○年，他的问题得到了平反。我参加了他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哀乐声中，在他的遗像前，过去交往的种种情景都浮上了心头。我从他的親切的目光中感到了他的欣慰：他曾经以他的生命的热发出他的光，就算那只是“一点萤火，一支烛光”吧，但已融合在时代的光华中。此外何所求呢？我也从他親切的目光中，感到了他对我——一个老朋友的期望：为了珍惜幸存的生命，要让它更旺地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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