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天，接到一个朋友的信，里面提到另一个朋友的死讯。当时我颇有一点惆怅。在目前的中国，一两个人的死自然不值得惊奇，我虽离中年的大门还颇有一段距离，这几年也就默默地经历过好几次死别的悲哀了。但这一次却想写下一点哀悼的文字。我和死者有十多年的交往也应该有这一点情谊。但我提笔的原因，有一半却是为了生者：现在还健在的友人和我自己。
死者的名字是蒋良华，我初中时的同学，一个非常——用老师的话说——调皮的学生。上课不用功不必说了，而且常常要做出一些小小的恶作剧。他的小足球踢得很好，在初中一年级时已经是校内出名的球员了。另外，他又是很出色的话剧演员，代表学校出席讲演比赛的选手。总之，在课外活动中他往往占一个显要的位置，成为我的和别的同学们心目中的英雄。
因为住处的相邻，也由于性格的相近，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谁起得较早时就去邀约另外一个，一道骑着自行车上学，晚上又一道回家。我还能非常清晰地记得那些大雪的冬日，天还没有大亮，他就站在我家的窗口低声地呼唤。低声，是为了怕惊醒我的祖父（祖父不喜欢蒋良华，老是说他把我“带坏了”）。他的声音虽然那样低，我还是在警觉地期待中被惊醒了，悄悄地爬起床，因为寒冷而颤抖着，披上衣服，走向窗口向他做手势，一面忙乱地扣衣服。他也做手势回答我，意思是要我快一点。我们表现得紧张而又神秘，那景象现在想来还非常生动。很快地我就穿着好了，轻步下楼。一到门外，我们就跳上各人自己的车子，飞快地骑走了，同时吹着口哨，唱着歌……
蒋良华的家庭曾经富有过，后来衰落下来了。他的父親曾经是政界的红人，因为风云的变幻，加上一点别的什么打击，倒了台，在家里闲住着。他看去很苍老，很少说话。良华是他最小的、也是仅剩下来的儿子，受着老人衷心的爱抚和严厉的管束。他的母親（老人的第三个姨太太）的出身听说不大值得尊重，因为她的善良和慈祥，我是非常欢喜她的。再加上一个远房的孀居的姑母，就组成了他们冷清的家了。——他们的屋外是一个没有人经管的废园，有着几棵高大的法国梧桐树，阳光不易射到屋内。那高大幽暗的房中，常常寂静得只听见窗外鸟雀的喧叫声。后来，我想，也许正因为在家中是这样的局促，所以，一跑到外面，良华才反叛地变得那样顽皮吧。
那个失意的老人，在凄凉的暮年，给予他安慰的，除了独子外，就是书籍。他收藏了好几柜子的书，大都是线装的，也有一些文学读物。因为在家里不能胡闹，良华就只能在书本中来开拓他的天地了。他后来喜爱文学，这种孕育是很有关系的。常常，在晚间，我和他站在椅子上在大书橱中东翻西找，有图画的，故事性的，就都取了来看。开初我们还轻声说话，后来就都沉默了，两人都沉进了悲哀的或是美丽的故事中间，一直到他母親再三来催促他去睡觉。
在我们读到初中二年级时，北方学生运动的狂澜卷到了我们所生活的城市。在几个高年级的同学的影响下面，我们参加了一个读书会，参与了几次全市学生的示威游行。良华很少出现在球场上了，他常常埋头啃着一些厚厚的理论书籍，开始成熟起来。初中毕业的那一年，芦沟桥的炮声在北方震响。良华异常地狂热和激动。他参加了一个流动宣传队，到邻近的县城和乡下去进行各种救亡宣传活动。常常，深夜他来敲我家的门，告诉我他们工作的情况和遇到的问题。一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在灯光下他的燃烧着热情的脸。
战局激剧地转变，我们所生活的城市已处在紧急的状态中。他家决定搬迁到桂林。临走的前一天晚上，他来向我辞行。我们在街上边走边谈。他显得有些忧郁、焦躁，说他原来准备到遥远的北方去，但又觉得完全丢开父母不顾是不对的，想等他们安顿下来以后再说。他向我说了将来的打算和计划。那时候，他是有着迫不及待地为这个时代献身的[jī]情。我们热情地谈着，一直到深夜。店铺的大门一家一家地关上了，街上行人已逐渐稀少。我们沿着幽静的街道走着，哪一家窗口飘吹过来一个少女的歌声，唱的是忧愤的《松花江上》。最后我送他到家，紧紧地握手，两人都流泪，相互叮咛永不相忘。当他走进去后，我还站在隂暗中，久久地凝视在夜色中的荒凉的废园和楼上窗口不安的灯光。……不久后，我沿江西上到了重庆。有三年多没有得到他的消息。后来他从另外一个朋友处打听到了我所进的学校，给了我一封很长的信，告知了他这几年的情况：他的父親在一年前去世了，家境非常困难。他原也进了学校，现在已经辍学，打算先将母親安顿在一家親戚处，他好走自己的路云云。信的语气已不像过去那样爽朗，甚至有一点隂郁，但还迫望着进步。我想，这个社会的某一面的现实已在他面前揭开了。这是残酷的，也是不可免的。而在一个充满幻想的热情的少年的发展道路上，一点痛苦和一点折磨也正是养料吧。我很快地给了他一封信，却没有收到回信。我想，也许他已离开了原地，而开始了悲壮的飘流了吧！我为他祝福。这样不知音讯地又过了两年多，我们却在一个意外的场合下重逢。
一个秋天的黄昏，我搭公共汽车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