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是我的故乡。
我在这里出生，成长，度过了生命中绝大部分的时光。
我现在的寓所离我出生的地方很近。我常常走过我童年时游戏的大街，经过我的故家和启蒙的小学——那里已经是新的建筑和新的人家。有一天黄昏，我从那条街上走过时，突然一个什么东西向我的头上飞来……呵，原来是一个小足球。我气恼地向还在滚动着的球跑过去，想将球拾起扣压住，再和那个恶作剧者理论。但当我刚弯下身时，两支污黑的小手迅速地将球抢过去了。我的面前站着一个八、九岁的背着书包的小男孩，脸上流着黑汗，瞪大了流露着歉意和惶恐的眼看着我。我还来不及说话，他就转身跑掉了。我生气地望着他的背影，后来却忍不住微笑了，因为从他的身上看到了童年时的自己。而他的飞跑的脚步使我想到了时间的脚步，所以我笑得有一点凄凉。
前几天，收到了上海一位友人为我从一九四一年的《文艺杂志》上抄寄来的一篇题名《邂逅》的散文，那是我当年的习作，记述着我在重庆与武汉时的一个女友的偶遇。文章当然是很幼稚的，但那里所提到的几个友人和记述的当年在武汉的一些情况，却引起了我对遥远的青少年时期的很多回忆。而且看看自己十九岁时是怎样追述着更年轻时的那些岁月，也是很有意味的。我进入初中时，几个高年级的同学给了我很多启发，让我看到了残破的古国和新涌起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风暴。从那以后，我的世界已不再仅仅是所熟悉的那几条街，我热情关注的也不再是明天一场小足球赛的胜负了。我参加了一个读书会，后来又成为一个秘密的救亡组织的成员。在深夜悄悄地聚会，读一些被禁的书刊，骑着自行车在风雪中送信，唱着歌走在示威游行的行列中……浪漫的气息和朦胧的理想，这一切使我兴奋而快乐。受到大人的申斥，受到特务的警告和威胁，被学校开除，在几个友人被捕后不得不转移，转学到外县，……，这一切打击更使我骄傲地感到自己有点像剧本《夜未央》中的革命者了。
“七·七”抗战一周年的那个晚上，我只身登上了到重庆去的轮船。我怅怅于朋友们没有一人来送行，他们已在白天与我话别，现在都去参加火炬大游行了。第二天黎明，船开动了。大江滔滔，汽笛声声。我倚站在栏杆边，望着飘移着的曙光中的城市。童年、家、母親、友人……都渐渐与我远离，我忍不住哭了。
就在那一年的十月，武汉沦陷的第二天，我在课堂上和语文教师大闹了一场，因为他像不知亡国恨的商女一样，还有闲情大声地对我们吟哦“落花人独立……”这是一个可以说明我当年的幼稚和狂放的例子，而且还并不是最典型的例子。但它也表明了我对家乡的感情。作为一个流亡学生（有两年，是作为失学和失业的青年），我在重庆度过了八年。我常常怀念和梦想着武汉。一九四六年的夏天，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我终于在东下的轮船上欣喜若狂地看到了江汉关的大钟。一挤上岸，我就急急地在大街小巷中穿行。但仅仅几天以后，我就消失了兴奋、喜悦的心情。我的故家是一片废墟，我的母親，还有祖母、三叔、几个弟妹，都已死在异乡。而且，我发觉，这个城市不仅好像变小了，它也并不像记忆中的那样美丽，不，勿宁说它是丑恶的。我当时在一篇短文中是这样写的：我在风吹雨打中成长而又回来了，回到了这座孕育了我的童年的城市，回到了这座我用少年的手高举着火炬照耀过、保卫过的城市，却像一个流放的囚徒，在黑色眼光交织成的十字架下，连寻找一片遮雨的屋檐都是如此艰难。我巡礼过这曾是我梦中的城池，我痛苦地发觉，八年的流血都是白废，一切还停留在原来的状况上面，甚至还要更坏。百万人的尸骨上，高叠着少数骄子的繁华，在我们祖先遗留给我们的、被敌人烧毁了的房屋的废墟上，建立了别人的高楼……。
那后面，我还激愤地写着：战争就在百里外进行。我凝望着这座站在黑夜中的危城。我在幽灵们对我的期待中有所期待。
我期待，我渴望一次大火：一次曾经照耀过古罗马的大火，一次建造一个广阔的废墟的大火，一次愤怒的爆烈，一次残酷的破坏。
我期待，我渴望这座大城的为了新生的毁灭。
（引自《战栗的城》）
回来后，那几年中，我除了以教书为职业外，大多时间是在编《大刚报》的文艺副刊《大江》。我是从葛琴同志的手中接过这个副刊的。先后编过这个副刊的还有端木蕻良、天风、王采，年轻的诗人牧星一直协助我们。在那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中，它被说成是一个“反革命的据点”。我只有苦笑。解放初期我在一篇纪念性的短文中谈到过：“《大江》自然只是一个渺小的存在，然而它却是立足在一个伟大的基础上。在反动政治的迫害下面，在荒芜的武汉文坛中间，作为一个据点，团结一批友人，这存在本身就有着某种积极的意义。因为，无论如何，《大江》是与这个时代的命运相结合的，是与英勇的兄弟们的进军相呼应的。”最近，我把那些旧报翻阅了一下，老实说，我惊异的是在那样严酷的政治情势下《大江》还能够吐露出那样一些大胆的呼喊和追求。记得时常受到一些警告和压力，所以我在一则编后记中写着：热心的友人出于爱护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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