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说，记忆是有选择的。那么，我相信：我将永远记得我所听到的一个“家庭小合唱”，和他们所唱的新的歌。
我从厦门过海到鼓浪屿，去看望两个老朋友：白文和他的妻子舒波。我们已三十多年没见了。原来还保持着断断续续的通信，在那“史无前例”的岁月里，断绝了消息。一年前，白文通过一家登载了我的作品的刊物转了一封信给我，这才恢复了联系。
鼓浪屿是一个美丽的小岛，到处是高大的榕树和其他各种各样的树木、花朵。顺着山坡矗立着形形色色的、已经显得有些古旧的西式楼房。当我转入铺着青石板路的安静的小巷时，不知哪一家窗口传来了小提琴演奏的舒曼的《梦幻曲》，我真像是走在一个梦境里面。
按照他给我的地址，我找到一幢石砌的、古老的三层楼房，上了二楼。敲门，应声而出的是一位中年婦女。我一眼就认出了她是舒波，虽然她的发式变了，而且添了一些银丝；脸上已经有了皱纹，也“发福”了，体态不像当年那样轻盈……她愣愣地望着我，接着，惊喜地喊出了我的名字。她知道我最近会来厦门，否则她是根本不会认出我的，我的变化比她要大得多。
她领我穿过仅有一张大床的房子，走向里间。那里也只有一张大床，一个小圆桌，一架堆放着书籍和曲谱的缝纫机，两张凳子和一张藤圈椅。这样几件简单的家具，使这不算太小的房间显得有些空落。
她让我坐在藤圈椅上，而自己坐在床边。她笑嘻嘻地告诉我，搬家到这里来还不久。又说，原来的住处是多么隂暗、狭窄，找到这么一个新居是多么不容易。看得出，她很满意这两间现在还显得空落的房子。“而且，这里可以看到海。”我向窗外望去，是的，不远就是大海，现在它正在夕阳的余晖里闪烁着彩色的光芒。
当我简单地谈了我的情况以后，她为说到了他们一家这些年来的遭遇，那是白文在信中曾简略地告诉了我的。他们在三十年前来到厦门，都在一个专科学校里教音乐。在那场浩劫中，白文被判了二十年徒刑，罪名是“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事实是，白文因为有一点历史问题曾受过审查，“文革”中又因为几件小事被无限上纲成“恶毒攻击”。白文当年五十岁，他坐了十年牢，去年复查，这桩冤案平反了，才回到原校继续教书。那些年，舒波作为“反革命家属”，下放到一个山区的中学，工资也降了两级。四个孩子都分别被下放到“广阔天地”去，一家六口人分散在六个不同的地方，依靠着她的一点微薄的收入，度过了那漫长的艰难的岁月。“四人帮”垮台以后，她才回到了厦门，现在已经退休，但还在从事业余的音乐活动。——她平静地，而且常常是微笑着叙述着这一切，还告诉我，孩子们也都先后有了工作岗位。
我无言地听着，心情却不能平静。她的安详和微笑使我不能够深入地看到她的内心。在年轻时，她是活泼、开朗，而又有一点嬌弱的。我很难想象，她怎么能够面对那些灾难的岁月，在生活上，而且，在感情上，肩负起那样沉重的担子。
白文回来了。见到我，他没有流露出强烈的喜悦。但我从他对我的手的紧握中，从他的眼睛的闪光中，理解了他的感情。他的第一句话是：“我们总还是又见面了。”
我仔细地端详着他：头发已经花白了，黑瘦的方型的脸，一副宽边眼镜，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话语平静，舒缓，还是有着艺术家的风度。我在他身上只看到了岁月的磨损，而没有感觉到风雨的摧折，这真是有一点令人惊异的。
他又简略地说到了他的情况。说着说着，他的舒缓的语调中渐渐有了一种迫人心弦的感情。
他是在一次万人公审大会上被捕的。在这个中等城市中，这当是轰动全城的大事。
“我也被命令去参加了那次公审大会，就坐在台前面。我简直不敢抬头看他。”舒波微笑着说。
我问到白文当时的心情。
“我完全没有想到对我会采取那样大规模的方式。当我被拉到台上时，简直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好像是在做一场恶梦。只希望这一切快点结束，只希望舒波和孩子们没有来参加这次宣判大会。我被架着坐‘飞机’，头俯向地面，看着那一滩从我的鼻子和口中流出的血。除了对我的宣判书外，我连那样震天的口号似乎都没有听清楚，似乎只是什么遥远的地方有人在呼喊……我回到拘留所，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有一个同监的悄悄地问我判了多少年。我伸出两个指头。那个人说：‘两年？那不算重，你该快出去了，恭喜你呀！’我这才放声哭了。
“在劳改场中，我总怀着一个希望：会突然宣布我是无罪的。我知道这是一个渺茫的希望，但又无端相信这是可能的。这一点渺茫的希望帮助我活了下来。另外，我觉得我必须坚持，不应该再为舒波和孩子们增添任何痛苦……在那十年中，像攀登高山一样，我不仰望前面，而只让自己看到面前的那几级石阶，一步一步跨着。跨一步，是一步，过一天，算一天，就这样熬过了三千多天……”
他的声音有一点颤抖，爱笑的舒波也低头沉默着，玩弄着桌上的一根火柴。我看看窗外，暮色已落了下来。我听到了轻微的涛声，忽然想到了少年时读过的一本小说的第一句话：“外面该是海和夜。”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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