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的是西方作家写的，其中有关于中国的旅游指南和游记，也有关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书籍，其中还有一本德国出版的中国漫画家的漫画集。我曾经问过他，为什么对中国这样有兴趣并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说：“我到过世界许多国家，我原先对法国入迷，每年都要去旅游一次。至于中国，在我年轻时，那在我是一个谜一样的国家，那么古老、神秘，离我们那样遥远，所以我很想去看看。我终于有机会去了。有一个德国作家到中国去后写了一本书，书名是《我在中国感到陌生》。而我在中国一点也没有感到陌生。相反地，正像我当初对法国入迷一样，我又对中国入迷了。”停顿了一会，他又加了一句说：“我想，我再也不会迷恋别的国家，因为我年龄已经太大了。”
是的，他的年龄不算小，已７６岁，整整大我十岁。但他看上去并不显得比我老，如果说不是显得比我年轻的话。头发灰白，还没有怎么脱落。长型的脸上并没有很多皱纹。中等个子，身体不胖，肚子微凸。走起路来很有精神，头脑反应也很灵敏。他是博士，懂三种外语：英语、法语、俄语。当过教员，他的夫人就是他在大学教书时的学生。当过化工厂的厂长，后来长期在杜伊斯堡的炼铜厂负责“专利”工作。十年前退休。他只有一个女儿，是画家，已结婚，住在另一个城市里。平时在他那宽大的房屋里只有他和夫人相依为命。他当然有一些积蓄，还享有退休金。有自己的房屋，自己的汽车。已不担负任何工作，应该是很清闲的，但他总还是忙忙碌碌。每年都要外出旅游。在家则担任采购，打电话和朋友联系，参加某些社会活动。他有一个作坊，存放着各种工具，修理和制作一些小型的家庭用具。他的木工活做得不错，我看见了他送给小外孙女的两尺高的木制的房屋模型，里面还摆设着各种家具。每天要抽出相当多的时间读书报。知识面很广，也喜欢文学艺术。所以我们有许多共同的话题。——虽然已退休了，他的生活是充实的。他对自己目前的状况很满足。他的书房中，有一幅他很欢喜的静物油画，画的是一杯酒、一块面包、一本书。他说：“有了这三者，余愿足矣！当然，还要加上爱情。”他笑着向他夫人挤了挤眼。
他热情、健谈、富有风趣，常常说一些幽默、甚至是带有童趣的话。譬如，有一次，在火车上，他仔细地研究那种可以灵活地翻倒的烟灰盒。他说：“发明这种烟灰盒的人是聪明的，否则，为了倒烟灰，就必须把整个火车倒过来了。”他的这种性格就更使他显得年轻。但是，办起事来又是十分认真，一丝不苟的。关于我的活动日程表，他就仔细地画了几次。当埋头坐在书桌前，他是一个严肃的学者。而一站起来，他就是一个谈笑风生的人了。不过，究竟年事已高，容易忘事。出门时，已发动汽车，他往往又要下车回屋取应该携带的物件。有时，他怕要带出门的东西忘了，就时常提醒自己。有一次，他将一张他夫人开的购物单不时从衣袋中取出来看看，而当他到了商店时，才发觉终于被他看丢了。
特别难忘的是要离开他家的前一夜。平时，我们大家都是在晚上九点多钟就互道晚安各自回房看书写东西了。这一天却谈得很晚。主要是他谈他的经历。他曾有好几年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而且不知道妻子和女儿的下落。是依靠自己的努力学习和刻苦地工作，也随着德国逐渐富强，他才得以站住脚跟，为自己的家带来了温暖和安乐。他有些感慨，也有一种自豪和自慰。谈话的中途，他突然急匆匆地走出去了。好一会，在门外大声喊：“你们看吧！”我和他的夫人望向门口，他一进来，我们就忍不住大笑了。原来他换了一身当年在劳动时穿过的服装：棉帽和棉衣棉褲。他还表演了劳动的样子。后来，他又出去了，先后换了阿拉伯的服装、非洲的服装、美国西部的牛仔服装……接连换了五六次，每一次都带表演，维妙维肖，显示了演员的天才，而且显示了他内心的青春。我在大笑中又深深感动。一时忘了他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一位知名的博士了。至于那些服装，是他旅游的纪念品，有的是友人送他的。
我也问过他对中国的看法。他告诉我，他曾应武汉政协之邀作过一次报告：《一个德国人看中国》。可惜我没有听到。他对我谈过这样两点：他说，中国有一种活动扳手，可以拧各种不同型号的螺丝钉。而德国对各种不同型号的螺丝钉都有不同的专用扳手。中国人显得很灵活，但活动扳手对每一种螺丝钉都不可能拧得那么紧；德国人似乎笨拙些，但专用扳手拧得更精密。还有一次，他说：“德国多的东西，中国少。而中国多的东西，德国少。”他没有进行具体的解释，这样倒反引起了我多方面的揣度深思。
相处短短的一个月，我们已像是老朋友了。我很高兴，在我老年时，能够结交这样一个长者，一个对中国入迷的异邦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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