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等大城市升起红旗以后，武汉也临近解放。从可靠的方面得到消息，特务将逮捕我。于是，我通过组织的联系，于５月１日由一交通员带路，化装成一商人到了孝感——当时那里已经解放。离开武汉前，我没有通知报社。只是留下了一些选用的稿子，交给了《大江》的经常撰稿者蒲汀，请他代我到报社发稿。５月１６日武汉解放，我于５月２０日连夜赶回武汉。从此，《大江》扩充了篇幅，增加了许多新的作者，以新的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
抗战以前，我也曾编过汉口《时代日报》的杂文副刊《偶语》。和我同编的还有蒋文高。我们都是初中学生，十分幼稚。副刊的稿子大都是我们自己和朋友写的。而那家报纸的发行量也少得可怜，谈不上什么影响。我们编了一个短时期以后就罢手了。而《大江》是一家有声誉的大报的副刊。当我接手的时候，葛琴已为这一副刊建立了风格，具有相当高的质量，在读者中享有信誉。这使我不得不慎重从事，至少希望使这一副刊保持已有的风格和水平。同时，那正是解放战争进行的时期。我意识到这一副刊所应担负的任务和自己所应尽的责任。我是怀着战斗的心情来从事编辑工作的。一如我在解放初期所写的一篇纪念性的短文所说：《大江》自然只是一个渺小的存在，然而它却是立足在一个伟大的基础上——即争取那个人们在以血肉换取的战斗的目标。在反动政治的迫害下面，在荒芜的武汉文坛中间，作为争取一个据点，团结一批友人，这存在本身就有着某种积极的意义。因为，无论如何，《大江》是与这个时代的命运相结合的，是与兄弟们的进军相呼应的。
当然，我们的工作会受到限制。我们一方面希望能反映真实的现实生活，传达人民的呼声，一方面又不能不考虑到实际的政治环境，在选稿时不能不采取有所克制的态度。但即使这样，也还是受到反动派的注意，好几次报社负责人转达了警告。而另一面，又遭受少数在政治上比较单纯的读者和作者的误解。譬如，有一位名叫周澄的作者写了一首抨击黑暗现实的诗来，因为过于显露，我只好退回了。作者因而写信来愤怒地质问：“你有没有良心？”并要求公开答复。我理解他的心情，而且知道可能还有别的读者和作者也会有类似的不满，于是我就公开答复了：
热心的友人出于爱护本刊的心，投寄来的壮烈的呼喊，血泪的控诉，却有些没有能够刊出。为什么？千言万语一句话：不能不考虑到现实情况。赤膊上阵有时是必要的，但也要看一看代价，“两害相权取其轻”，对《大江》的不足之处，我愿承担一切责备。
……我们是在夹缝中匍匐着爬行。有时候，在异常悲愤的心情中，我想，那么倒不如沉默好吧：“于无声处听惊雷！”
我还写过这样的话：
文字的效用是有限的，当人们在以生命写史诗的时候，文字就更显得无力……好几次，我都想推开这劳什子副刊不编了。
事实上，这也是对反动统治的一种暴露和抗议。这些答复也是过于直露了。但当时我也是二十多岁的青年，难以抑制自己的愤懑和渴求的。
以上所引的这些话，都是发表在“编辑地位”的栏目内。这个栏目经常保持。有时配合发表的作品写一点读后感，对作品进行分析；有时谈一些文艺观点；有时是与作者的通信。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可行的方式，得到了很好的反响，在编者、作者、读者中形成了親切的交流。现已６０多岁的周代，回忆解放前他在武汉大学念书时，就很喜爱《大江》。他特别提到：“人们还常常注意一块比豆腐干还小的‘编辑地位’。”我在《大江》上发表过长诗《母親》的第一部，那是署名曾卓。而为了现实斗争的需要，为了抒发在生活中的一些感受，我还在《大江》上发表过不少杂文和散文，那就用的是各种笔名了，如柳江、方亮、方洛、林薇、马莱等等。解放初期，我曾从中选编了一部分，编了一个小集子《痛苦与欢乐》出版。通过几次“浩劫”，我已丧失了这本小书，多方寻觅也没有能够找到。那些短文倒是很能反映我在那一段时期的心情，也多少留下了那个时代的侧影，所以我是感到一些惋惜的。
在《大江》创刊的时候，葛琴在“发刊词”中就着重提出了发现和培养新作者的任务。在她担任主编的那一时期，她很注意做好这一方面的工作。在副刊上，出现过不少新作者的名字。当我接手以后，她好几次对我说过，一个副刊，需要知名作家的支持，这样可以保证副刊的质量，建立副刊的信誉；但更要注意从自由来稿中发现新的作者，即使作者还不是那样成熟，但只要看出还有发展的苗头，就应该与他们多联系，给予鼓励。这样既可以培养新生力量，扩大作者的队伍；同时副刊也会显得更有生气，能更广泛地反映现实生活。我记住了她的话，在这方面作过一些努力。我认真阅读来稿，只要是真正从生活中来，有着真情实感的作品，虽然在表达能力上还不是那样熟练，也大都给予发表的机会。有时还在“编辑地位”的栏目内，对作品给予推荐，并适当指出其不足之处。有一些我不认识的投稿者，后来都成了《大江》的基本作者，而且明显地可以感觉到他们在逐渐进步和成熟。譬如周代、犁夫、彭勃、李致远、葛苓……现在，他们还没有和我失去联系。前几天，我收到葛苓一封信，他在署名前写着“一个《大江》的老作者”，使我这个老编辑感到親切，并得到安慰和温暖。
荃麟、葛琴夫婦于１９４６年春来到武汉，当然是肩负着党的使命的。《大江》的创刊，可以看作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他们离开以后，虽然换过了几个编辑，《大江》一直坚持着他们创刊时的宗旨，保持着原有的风格。还应该指出，当时《大刚报》的几个负责人，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态度，有时还为我们承担了一些压力。他们是大致了解荃麟、葛琴的身分的，也知道后来的几位编辑的政治倾向。特别是在武汉解放前的那半年中，他们可能已怀疑我地下党员的身分，但是对《大江》的编辑工作依然是放手的。另外，《大江》也得到了不少友人的支持和帮助，它才得以在黑暗、险恶的处境中艰难地跋涉，终于欢乐地看到，红旗在这座大城飘扬！
现在，四十多年的岁月已随着长江流走了，当我回顾编辑《大江》的那一段日子，有些激动也有一些感慨。当时，曾有读者来信说：“《大江》是武汉的一点光。”我在一篇短文中答复说：“这对我们不仅是值得欣慰的赞语，而是沉重的鞭策。光么？那是只有在‘有一分热’的解释下，我们才敢承担的。”是的，正是凭着这一分“热”，才得以经受黑暗统治的煎熬，才能具有对胜利的渴望。当我赶写这一篇小文时，在我眼前，还时时浮现出当年并肩战斗过的友人们的身影。其中有的已去世，如蒲汀；有的已不知下落；即使还健在者，也大都垂垂老矣。让我在这里向他们表达我的怀念和问候。我相信，他们也记得并珍惜那一段岁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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