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读完这篇小说的时候，我们最初的感觉就是：这篇东西不是一口气写的，而是断断续续的凑合起来的。因此，在全部的结构方面，我们不愿意再来详细的批评。例如，这篇小说的开始也许离着满洲事变很远呢，而最后方才很偶然的用满洲事变来点缀一下。照出版的年月推算起来，写这几段“点缀”的时候，最近也总在一九三一年的十月间。而小说结束得这样匆促，简直没有发展对于新起来的反帝国主义高潮的描写的可能。一切都是局促的，一切都带着散漫的痕迹。
《三人行》的题材本来是旧社会的渣滓，而不是革命的主动部队。这并不要紧。革命的部队也需要看一看敌人势力的外围是些什么样的家伙，是个什么样的形势。问题是在于《三人行》的立场是否是革命的立场。
不错。《三人行》里一个姓柯的说：
从前的痛苦是被压迫被榨取的痛苦，现在的，却是英勇的斗争，是产生新社会所不可避免的痛苦的一阶段……你以为新社会是从天上掉下来，是一翻掌之间就……划分
为截然一个天堂一个地狱么？
这是《三人行》作者的立场，作者是从这个立场上企图去批判他所描写的三个人。这是革命的立场，但是，这仅仅是政治上的立场。这固然和作者以前的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的立场不同了，——所以说《三人行》是三部曲的继续或者延长——是不确的。然而仅仅有革命的政治立场是不够的，我们要看这种立场在艺术上的表现是怎样。
《三人行》之中的三个人是谁呢？一个是贵族子弟的中世纪式的侠义主义（姓许的），一个是没落的中国式的资产阶级的虚无主义（叫惠的青年和馨女士），一个是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市侩主义（叫云的青年）。作者要写他们的破产和没有出路，写农民的子弟怎么样转变到革命营垒里去。姑且不论作者的写法，——是脱离着现实的事变，并且没有构造一种假定的事变来代表社会的现实，而只是为着这三个人物描写一些布景，这本来是机械主义的公式的写法，而且是没有中心的，没有骨干的。这姑且不去说它。
只说作者所要写的“三个人”罢。
第一个“人”是侠义主义。这里的姓许的算是要“为着正义而斗争”，他用他个人的力量去救几个苦人，他还想暗杀摆烟灯放印子钱的陆麻子。作者把他的无聊、可笑、讨厌，他那种崩溃的书香人家的颓伤精神，都还写得露骨，相当的透澈[彻]。这种英雄好汉的侠义主义，在现在的中国的确有些妨碍着群众的阶级的动员和斗争，在群众之中散布一些等待主义——等待英雄好汉。这是应当暴露的。
可是，第一，这种侠义主义，并没有发生在现实的崩溃的中国贵族子弟之中，而在于平民小资产阶级的浪漫青年，尤其是在失业破产的流氓无产阶级，各种各式的秘密结社，——畸形的侠义主义表现在现实的所谓下流人的帮口里面。而中国的贵族并没有忏悔，并没有干什么侠义的行动（勉强的说起来，除非是五四时期的“往民间去运动”，那可是和“九一八”事变隔着两重高山呢）。中国的贵族子弟至多只会梦想要做诸葛亮和岳飞，想把骚动起来的民众重新用什么精忠贤能的名义压下去。第二，因此，作者描写的姓许的截然分做两段：一段是颓废而无聊的讨厌家伙，一段是干起侠义行为来的傻瓜，这两段中间差不多看不出什么转变的过程。即使有，也是勉强的。中国的书香贵族子弟本来就只会颓伤，不会侠义。勉强要他侠义，他也就决不会去暗杀皇帝和总长（像民意党那样），而只会想去暗杀什么燕子窠的老板。多么可怜！《三人行》之中的姓许的可怜，而《三人行》的作者就在这方面也是部分的失败了。
第二个“人”是虚无主义。中国式的资产阶级，所谓商人，当然不是现代式的上海工厂和公司的老板，而是莫名其妙的“商界”：也许是钱庄当铺老板，也许是做南货业洋广杂货业的，也许是什么小作坊的店东……他们之中大部分是在没落的过程之中，他们愿意人家用“小”字称呼他们，这是“小”老婆的“小”字，也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小”字。这种商界子弟，看看生意经轮不着他们这一辈人做了，世界上的一切都黯淡下来……自己的力量是异常的小（这可是真正的“小”了），而又要在“夹攻中奋斗”！所以由他们看来，两边都不好：
一切都破弃了罢，一切的存在都不是真的，一切好名词都只是骗人。……一切都应当改造，但是谁也不能被委托去执行。
这就是惠的虚无主义。对于他，旧社会是应当改造，而革命又太丑恶。那种笑骂一切的态度，可以用来“安慰”一下群众，也正可以堵住革命的出路，因为革命也“只是骗人”罢了。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因此拼命的发展着这种虚无主义，企图笼络住群众（谁大致看过民国元年直到现在的礼拜六派李涵秋之流的小说，他就可以知道）。
这种虚无主义是用打破一切信仰的“高超”态度来巩固对于现在制度的信仰。这的确是值得严重注意的，值得用力来打击的。
可是，《三人行》之中对于虚无主义的攻击太没有力量了，仿佛是打人家一个巴掌，反而把自己的手心打痛了似的。第一，作者描写惠和馨，写得叫人怜惜起来，这是最粗浅的读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