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绅商，中国“孔孙道统”的忠实信徒，不是说和平是中国的民族性么？然而社会斗争太剧烈了，短兵相接的阵势太紧张了。这种和平主义的假面具是不能够不揭穿的了。因此，战争变成了民族性。看是什么样的战争？
现在，帝国主义的列强和中国各地方各派各系的绅商需要战争，需要势力范围，也就是抢夺民众膏血的剧烈斗争。现在，中国的红白战争一天天的剧烈，所谓剿匪更是中国天字第一号的要紧事情。而剿杀世界的匪头——尤其是中国绅商的太上皇的意旨。这就更需要杀人放火，更需要战争。“凡是必需的，都是合理的”，这是哲学家的话头。文学家就要说：“凡是必需的，都是神圣的。”这样的神圣战争就要有狗样的英雄。
因此，中国绅商就定做一批鼓吹战争的小说，定做一种鼓吹杀人放火的文学。这叫做民族主义的文学。读者先生听见我这句话，也许会怀疑：“怎么！杀人放火是共匪呀！怎么又是……？”哼！绅商所要杀的并不是“人”，而是奴隶、牛马，并不是“中国民族”，而是别一个民族。请你放心好了。
每天晚上站在那闪烁的群星之下，手里执着马枪，耳中听着虫鸣，四周飞动着无数的蚊子，样样都使人想到法国“客车”在非洲沙漠里与阿拉伯人斗争流血的生活。
——《前锋》第五期《陇海线上》
这真是神来之笔！中国“中央”政府的军队驻扎在陇海线上，居然和法国殖民家（colonisateur）的“客军”驻扎在非洲——有如此之相同的情调。这是不打自招的供状。他们自己认为是“客军”，而把民众当做野蛮的阿拉伯人看待。这是的确的事实。他要杀的正是这些“阿拉伯人”。他们所以和冯玉祥阎锡山打仗的缘故，也在于争这一口气：“究竟是你们来杀，还是我们来杀。”因此，打胜了冯阎之后，这支民族主义的军队立刻就去打猎了。打什么猎呢？——就是把战场附近的小百姓当做野兽，而去打他们了。于是乎“人”和“野兽”这两种民族之间的战争就开始了。请看民族主义文学家自己的描写：
一方面是所谓阿拉伯人，“这里老百姓们的脸上都罩着一层阴恶的表示，屡次杀气腾腾地偷望着我，他们这些人真可怜，什么都不晓得……老百姓对于屠杀焚烧奸淫掳拐的故事，都已经看得不要看，一望见穿上制服的人，就发生同仇敌忾之心，马上想动手收拾掉他。……他们对于国家没有丝毫的了解，尤其是看见了中央军也发生厌恶之心。”这是一个民族。
别方面是所谓中央军，雇用着德国的凶哥儿（Junker）顾问，豢养着白俄的哥什哈（Cossack）。这样的七个人驻扎在村落里：“这自命为英雄的七个人就是（一）巴格罗夫（前两天吃醉酒跛了腿），（二） 任林（拿一把无用的好刀，据他说可以威吓），（三）庄克明，（四）张维新，（五）罗敏（十七岁的孩子），（六）驾雀罗夫，（七）我自己。”这是另外一个民族，——中国的“黄埔少年”，保镖世家，俄国的哥什哈，德国的凶哥儿混合组成的一种民族——孙逸仙所谓国族。
这两个民族之间发生战争了，说得清楚些，是国族的猎狗去巡逻“野兽”了：
七人的远征队全副武装的到四围的村落里去巡逻一周……走到一个很好的村落之前，我发了“散开”的口令，大家马上构成一条散兵线，向村落搜索进去。这天晚上七点钟的时候，我们才狼狈不堪地回来。罗敏已经战死了。张维新的屁股上中了枪，我的帽子丢在一个坟场里。……失败本是意中之事，世界上又安有以七人的实力继续去搜索三个村落的豪举？况且这三个村落的老百姓又是久欲得我等而甘心的土匪呢。
读者先生不要奇怪：七个良民和三村土匪——这土匪似乎太多了！其实，土匪的匪字已经不是《康熙字典》上那样的解释。现在的匪字是一个“民族”的名称。总之，这是七个人的中华国族和三个村落的“土匪民族”之间的战争。
这只是民族主义的战争文学里面的一个小小的插话。不过插话虽然小，却把民族主义文学的原身完全显露了出来。
至于民族主义的战争文学的正面题材，却是《陇海线上》的“为民族而战的尚武精神”。军阀混战之中，两方面都要自己说是“为民族而战”。民族主义的文学，不过在那些四六电报宣言布告之外，替军阀添一种欧化文艺的宣传品，去歌颂这种中世纪式的战争，叫几声“亲爱的同志”，唱几句“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哼几声：
可是，朋友们——
你可闻过号筒的雄音？
你可闻过战马的悲壮？
在朔风凛烈的天然里，
你可听见前进的步伐声？
呜呼，先驱者呵！先驱者的心！
一点不错！你们是绅商地主高利贷资产阶级的杀人的号筒，你们的声音是多么雄壮，多么壮烈！中世纪式的战争是多么浪漫谛克呵！你们这些号筒想号召民众来帮助军阀混战，但是，他们却“久欲得你们而甘心”。因此，你们不能不狼狈不堪的逃回去了。自然，民族主义的文学更加注重的是：鼓吹屠杀民众的剿匪战争了。首先出现的是剿杀“苏联红匪”的小说，叫做什么《国门之战》。这里，假造一些谣言，描写民族主义者杀老婆的本领。那又是多么英雄气概。神话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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