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可是他的价值还是不错。所以我们现在不必模仿古文，亦不必作那种图案的文章，凡是记述说明必要用白话才对。虽现在白话的组织不完全，可是我们决不可错了这个趋势。现在高等师范联合会通过“用国语”一条；这边高师，亦有国语班；听说教育部决定中学国文兼采白话文；将来白话文的发达，很有希望了。
第二问题，是国文和外国文的关系。严又陵作《天演论》的序，曾说道：“英国名学家穆勒约翰有言，欲考一国之文字语言而能见其理极，非谙晓数国之文字语言者不能也。”这可见研究外国语，是很有益于国文的。治国文的人，不能不研究文字源流。试问文字都是从简单的起，为什么“一” “二”“三”的古文反作“”“”“”呢？我从前也很不明白。后来在法国贝尔惹所著的《古代文字史》中看见秘鲁的绳文，才恍然大悟。他摹了两种绳文：一是在一根木棍上挂了许多平行的绳子。其中几根是有结的，结有大有小（原注参看第一图，兹从略）。我国《易经》说，“上古结绳而治”，郑康成的注说是“大事大结其绳，小事小结其绳”，就是这个绳文的样子了。一是在一根带着粗枝的木棍上挂了许多丝束。丝有红黄蓝绿紫各种颜色，也有一束中用两种颜色的。有挂在棍上的，也有挂在枝上的（原注参看第二图，兹从略）。这带着粗枝的木棍我们叫做“弋”。“”“”“”等字，就是弋上挂一束两束三束的样子，这就是我国的绳文。那时候或者也有画到十几束的和秘鲁一样，但流传到许叔重时代，止有这三个，所以“四”，字下止有古文“卯”和籀文“三”，便没有从“弋”的了。又如治国文的人，不能不研究文法。但是国文的第一部文法书，便是二十年前马眉叔先生著的《文通》，以前是没有的。马先生因学了法文和拉丁文，把那种文法应用在国文上，才能著这《文通》。要是学国文的人永远不学外国文，怕就永远没有文法书。这不是国文和外国文很有密切的关系么？
第三问题，是国文和科学的关系。我知道高等师范学校，除国文和外国语外，尚有史地、数理、化学、博物等部，这都是科学，都是和国文有重要关系的。我不是说实用文有记述和说明两种么？记述什么？就是科学的现象；说明什么？就是科学的理论。照旧法学国文的人若是单读几本《唐宋八大家文钞》，便止能作几篇空架子的文，要是多读了《史记》一类的史书，《水经注》一类的地理书，《周髀》一类的数学书，《考工记》一类的理学书，《尔雅》释草木鸟兽虫鱼等篇和《本草纲目》一类的博物书，便能作内容丰富的文了。何况新出的科学书和研究科学的方法，比古书丰富得多，岂不更有益于国文么？况科学的作用，不但可以扩充国文的内容，并且可以锻炼国文家的头脑。近代文学家查拉（Zola）主张科学的文学。他因为科学本有两种：一是观察的，如星学等；一是实验的，如化学等。而断定文艺的性质，与实验的科学一样。又如英国最有名的文学家，是莎士比亚（ShakeSpeare），但有人考出，这些戏剧，全是实验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作的。德国最有名的文学家是鞠台（Goethe），他是治哲学和植物学、动物学，发明生物进化公例的。文学和科学的关系，不是很有证据么？
高等师范学校分了国文、外国语、科学等部，是分工的意义，也是通力合作的意义。既不是互有高下。譬如眼、耳、鼻、舌，各有各的能力，血脉自相贯通，价值也是平等。若说会了国文，就可以菲薄外国文和科学，难道有了眼，就可以菲薄耳鼻舌么？我想国文部诸君必不如此，我不过说个笑话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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