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有出土；武帝以后，铁兵器更多，替代了铜兵器所居的主要地位。西汉中期以后，铁制的日用器皿也逐渐增多。
西汉的采铜和铜器手工业也很发达。铜主要产在丹阳郡和西南的蜀、越巂、益州等郡。汉初准许私人仿铸货币，所以铸钱场所分布在一些郡国中，武帝时铸币权集中到中央，在上林苑三官铸钱。西汉货币发现极多，铸币用的铜料、铸范以及铸所遗址也有发现。铜器制造主要属少府和蜀、广汉等郡工官，也有很多出于私人作坊，所制器物种类繁多，其中最著名的是铜镜。
丝织业是西汉的重要手工业之一。当时的临淄（今山东临淄）和襄邑（今河南睢县）设有规模庞大的官营作坊，产品供皇室使用。元帝时，临淄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 。长安的东西织室规模也很大，每年花费各在5000万钱以上。已有了提花织机，钜鹿陈宝光的绫机“用一百二十蹑” ，能织成各式各样的花绫。西汉的精美织物通过馈赠、互市或贩卖，大批输往边陲各地，远至中亚各国和大秦（罗马帝国）。
西汉漆器出自蜀、广汉以及其他各处工官，漆器加鎏金扣或银扣，称为 器。漆器和 器都是名贵的手工业品，《盐铁论》所举当时富人使用的“银口黄耳”，“金错蜀杯” ，就是这类器物。在国内许多地方的墓葬中，出土漆器？？器很多。今朝鲜境内的乐浪王盱墓及其他墓葬中，蒙古境内诺颜乌拉匈奴贵族墓中，也发现了大量的汉代漆器和 器。漆器制作的分工很精细，见于漆器的工名有素工、髹工、上工、铜耳黄涂工、画工、雕工、清工、造工以及各种监工等十几种，这说明《盐铁论》中的“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 的说法，是有一定根据的。
此外，煮盐（包括海盐、池盐、井盐等）、制陶、造船、造车、酿造等业，在西汉时都有发展，生产规模和技术都超过前代。
在上述各种手工业中，官营作坊的劳动者主要是吏、卒、刑徒、官奴婢和少数佣工；私营作坊主要是僮仆、佣工，他们之中很多来自逃亡农民。他们在极度的剥削压迫和极艰苦的条件下所从事的创造性的劳动，使当时的物质文化表现得丰富多彩。
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繁荣起来了。据《史记》记载，西汉时期全国已形成了若干经济区域，每个区域都有大的都会。关中区域膏壤沃野千里，最为富饶，其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首都长安户8万余，口24.6万，是关中的交换中心，也是全国最繁华最富庶的城市。长安城周围65里（据实测，周长25700米，合当时62里强），有9市、16桥、12门，每个城门都有3个宽达6米的门道，以三条并列的道路通向城中。长安城的城市布局规整宏伟，各种建筑物稠密巍峨。长安市面上除有本地和附近的各种物产包括官府手工业的产品以外，还有从全国各地运来的货物出售。
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当时合称五都）、番禺（今广州）等城市，是全国主要的都会。蓟、阳翟、江陵、寿春、合肥、吴，也都是一方的都会。全国各地区、各都会之间，有大道相连。在这些大道上，驿传罗布，车马杂沓，货物转输，络绎相属。江南多水，船和车同是重要的交通工具。今广州、长沙等地的汉墓中，发现有木车、木船和陶船的模型，船有锚、舵，结构坚固，可载重致远。
出现在通都大邑里的商品，有牲畜、毛皮、谷物、果菜、酱醋、水产、帛絮、染料、木材、木器、铜铁器等类。奴隶被当作一种商品，在市场上出卖。高利贷也成为一种重要行业。高利贷者被称作子钱家，列侯封君有时也向他们告贷。
西汉中期以后，对外贸易发达起来了。自河西走廊经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通向中亚、西亚以及更远地区的道路，已经畅通。沿着这条道路，运入各种毛织物和其他奢侈品，运出大宗丝织物。西方人称这条道路为“丝绸之路”。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是番禺。近年来广州、贵港、长沙等地，经常发现玻璃、琥珀、玛瑙等物，其中一部分是从海外运进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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