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汉社会中，基本的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包括皇帝、贵族、官僚以及一般的地主，他们是统治阶级。农民阶级包括自耕农、佃农和雇农。手工业者的经济地位相当于农民。他们是被统治阶级。商人的经济地位比较复杂。大商人一般都是大地主，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小商人虽然不是劳动群众，但其经济地位类似手工业者和自耕农，是被统治阶级的一部分。除此以外，还有数量颇大的奴婢，他们的身份和经济地位最为低下。
在西汉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各个阶级都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变化。地主阶级和大商人迅速扩充势力，强占民田，役使和盘剥农民，掠夺财货奴婢，其中一部分逐步发展成豪强大族。农民阶级中的自耕农，经过汉初一个短暂的较稳定的发展时期后，少数上升为地主，多数则逐步陷入破产流亡的境地，从中分离出大量的人，成为“游食”的小商小贩，或者补充着原有的佃农、佣工和奴婢的队伍。
地主阶级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居于这个阶级最上层的，是以皇帝为首，包括诸侯王、列侯和大官僚（很多大官僚也有列侯或其他封号）的贵族地主。参加过反秦战争，在汉初获得官、爵的军功地主，是地主阶级中的一个重要阶层。皇帝在直辖郡内，诸侯王在王国内，列侯和其他军功地主在封域或食邑内，凭借国家机器，强迫农民缴纳租赋，提供无偿劳役。中央政权的租赋所入，由大司农掌管，用来养活官吏和军队。皇帝、诸侯王、列侯等在辖区或封域内，还以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入作为“私奉养”。皇帝的私奉养，置少府官主领。最晚到汉武帝时，少府开始向贫民出假公田，收取地租 。武帝置水衡都尉统一铸币，得利亦入少府。元帝时，国家和皇帝每岁收入，计百姓赋钱藏于都内（大司农属官）者40万万，水衡钱25万万，少府钱18万万 。少府、水衡钱供皇帝私奉养者数目十分巨大。
地主阶级掠夺土地日趋严重，官僚地主更为突出。萧何在关中“贱强买民田宅数千万” ，田蚡向窦婴强索长安城南田 ，霍去病为生父中孺“买民宅奴婢” ，淮南王安后荼、太子迁、女陵和衡山王赐，都侵夺民田宅 ，甚至汉成帝也“置私田于民间” 。西汉中期以后，拥有土地三四百顷的大地主为数不少，个别大地主的土地甚或至千顷以上。如武帝时酷吏宁成买陂田千余顷，哀帝宠臣董贤得哀帝所赐苑田竟至2000余顷。
西汉政权继续用名籍制度控制民户。举凡姓名、年纪、籍贯（郡、县、里）、爵级、肤色、身长、家口、财产（田宅、奴婢、牛马、车辆等及其所值），都要在名籍上一一载明 。在列入名籍的编户齐民中，人数最多的是自耕农民。自耕农民是当时农业生产的主力。
西汉政府对自耕农的剥削，较之秦代有所减轻。但是按照西汉生产力水平估计，农民租赋负担仍然沉重。据《汉书·食货志》所载，五口之家的农户，种地百亩，不计副业收入，每年约收粟150石 ，除去食用和田租，约剩50余石。汉制，民年15—56，岁纳120钱，叫做算赋；7—14岁的儿童，岁纳20钱（武帝时增至23钱），叫做口赋。通常的农户，每户应服徭役的男丁约为二口，为了不误耕作，就要以每人一月300钱的代价雇人代役，叫做更赋。农家卖粟纳口赋、算赋和雇人代役，所收之粟就所余无几甚至没有剩余。为了进行再生产所需的种子、耕畜、农具等项支出，以及农民衣着、杂用所费，还未计算在内，这些支出就要视副业（主要是蚕桑）收入的有无多寡而定了。如果碰上歉年，农民生活困难更大。所以《盐铁论》中贤良、文学叙述农家入不敷出的情况说，田虽三十税一，如果“加之以口赋更徭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农夫悉其所得，或假贷而益之。是以百姓疾耕力作而饥寒遂及己也” 。
西汉时期，粮食和土地价格因时因地而有不同，甚至相差悬殊，但一般说来是偏贱的。粮价如前所述，文景时每石高不足百钱，低则十余钱。田价据《九章算术》资料，善田每亩300钱，恶田70余钱。居延边地，每亩约值百钱。关中善田，每亩千余钱 。但是农民所需耕牛，一头值千余钱至数千钱。马当时也是耕畜，由于战争的需要，更为昂贵，每匹低则4000，高则20万 。铜铁器物和食盐，价格都不贱。物价的这种不平衡状态，对于地主、商人的剥削兼并有利，对于农民极为不利。农民贱价出卖谷物，甚至出卖土地，高价购买耕畜、农具和其他必需品，进出之间，损失很大。何况纳税季节，地主、商人乘农民之急，还要将粟价压而又压。这也是农民生活困苦的重要原因。
还在号称“无兼并之害”的文景时期，晁错就尖锐地指明这种危及国家统治秩序的现象。他说，农家终年辛苦，除了纳税服役之外，还有“送往迎来、吊死问疾”之费；“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价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 。这种情况，到武帝以后更为严重。
破产的农民，多数被迫依附于地主作佃客。《盐铁论》说：“大抵逋流皆在大家，吏正畏惮，不敢督责，刻急细民。细民不堪，流亡远去，中家为之色出，后亡者为先亡者服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