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家，而多巫觋杂语” 。今存的《太平经》残本，即是从《太平清领书》演化而来，是道教的主要经典。《太平经》推尊图谶，多以阴阳之说解释治国之道，还采摭了一些佛教义理加以缘饰。《太平经》中有一些地方宣扬散财救穷、自食其力，这些经义易于为农民所理解和接受。东汉后期被称为“妖贼”的许多次农民暴动，就是农民用道教作为组织手段而发动的。
灵帝时，巨鹿张角奉《太平清领书》，在冀州传教，号为太平道，自称“大贤良师”，“蓄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呪说以疗病”；并且派遣弟子“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 ，组织徒众举行了黄巾暴动。
与太平道形成和传布同时，还出现了道教的另一派，即五斗米道。顺帝时，张陵学道于蜀地鹄鸣山中，以道书招致信徒，信道者出米五斗，有病则令自首其过。这就是五斗米道。张陵死，子张衡、孙张鲁世传其道。张鲁为益州牧刘焉督义司马，保据汉中 。张鲁自号师君，置祭酒以治民，不置长吏。诸祭酒于途次作义舍，置义米肉，行路者量腹取足。民犯法，三原然后行刑。张鲁保据汉中的30年中，人民生活比较安定。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灭张鲁。此后五斗米道继续流传，后世以张陵为教主的天师道，主要就是从五斗米道发展而来的。
官府撰修本朝历史的传统，在秦汉时期被继承下来了。汉武帝时政治的发展，提出了“通古今之变” 的要求，这就需要整理古今历史，用以说明当代社会的状况。太史令司马谈次第旧闻，裁剪论著，开始了这一项繁重的工作，但是没有完成。
司马迁是司马谈之子，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或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死年不详。司马迁幼年从孔安国受《古文尚书》，20岁后遍游长江中下游和中原各地，还曾出使巴、蜀、邛、筰、昆明，并随汉武帝四出巡幸，有很广泛的社会见识。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为太史令。他继承父业，“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网罗天下放失旧闻” ，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正式开始撰修《史记》。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败降匈奴，司马迁在朝廷为李陵辩护，被武帝处以腐刑。他效法古代“倜傥非常之人” 在困厄中发愤著书的先例，完成了不朽的著作《史记》。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包括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共130卷。它是一部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汉武帝时期的中国通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完整、结构周密的历史著作。《史记》以人物传记为主，吸收了编年、记事等体裁的长处，创造了历史书籍的纪传体的新体裁，这种体裁，成为此后2000年中编写王朝历史的规范。
《史记》作为一部不朽的名著，可贵之处首先在它敢于正视社会实际，按当时的认识水平，尽可能如实地勾画出了社会历史面貌。《史记》一方面把历史上的社会经济、意识形态、天文历法、水利工程等方面的制度与大事，同政治制度、政治大事并于一书，广泛地反映了历史面貌；另一方面，它又把医生、学者、商贾、游侠、农民领袖等人物的传记，与帝王将相并于一书，反映了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历史动态。《史记》把许多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写成列传，更增加了历史的完整性。
《史记》在记载某些人物时所持的褒贬态度，表现了这一著作的杰出的思想价值。它把项羽同秦始皇、汉高祖一起列入本纪，把农民领袖陈涉（胜）同诸侯一起列入世家。它不但敢于斥责历史上的暴君，而且还敢于“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 。它在称赞武帝功德的同时，也斥责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 。他赞扬了游侠的某些侠义行为，揭露了酷吏对人民的残暴统治。由于这种悖背传统的褒贬态度，《史记》曾经被后世史学家视为“是非颇谬于圣人” ，并且被诬为“谤书” ，不见容于某些统治者。
《史记》概括了大量的经过选择的历史资料，包括他亲身采访所得的古老传闻。它叙事讲求实事求是，不强不知以为知，不轻下断语。所以刘向、扬雄、班固等人都称赞《史记》，认为它“不虚美，不隐善，故谓之实录” 。
司马迁作《史记》，自比于孔子作《春秋》，在写作方法上，力图遵循据传为孔子所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的原则。《史记》写作以叙事为主，是非褒贬一般寓于叙事之间。顾炎武认为“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 。
《史记》采用以人物传记为主的体裁，这种体裁使司马迁能够充分发挥文学才能，使《史记》同时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辉煌著作。
司马迁相信天命，认为秦的统一是“天所助焉” ，认为刘邦是“受命而帝” 。此外，《史记》在叙事上也“甚多疏略，或有抵牾” 。这些缺陷除了叙事不当是创始之作难于避免的以外，主要是由于时代局限造成的。
东汉班固所撰《汉书》，是继《史记》之后的又一部史学名著。班固的父亲班彪作《后传》数十篇，拟将《史记》续至西汉末年为止。班固继承父业，用了二十余年时间，完成了这一著作的绝大部分。班固由于外戚窦宪之狱的牵连，和帝时下狱死。据说和帝命班固之妹班昭补写八《表》，马续补写《天文志》，最后完成了《汉书》的编撰。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断代史，它基本上因袭《史记》的体裁，但比《史记》更为严密。《汉书》的《百官公卿表》、《刑法志》、《地理志》、《艺文志》等，是《史记》的《表》、《书》里所没有的。《汉书》叙事周密详尽，“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 ，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但是班固生活在儒家伦常完全定型的东汉时期，历史观受到儒家尊君思想的严密束缚，所以《汉书》中“论国体则饰朝阙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 ，缺乏批判性，比《史记》逊色。
东汉时期修成的史书，还有荀悦《汉纪》（成于建安时）、赵晔《吴越春秋》和佚名的《越绝书》等，前一种系改编《汉书》而成的编年史，后二种专记一方之事，开后代地方史志之始。东汉史官所修的《东观汉记》是当代史的著述，为后世各家后汉书的重要根据。
汉代的文学作品，主要有赋、散文、乐府诗三种形式。
赋是散文韵文并用、“铺采擒文，体物写志” 的一种文体，是直接从骚体演变而来的。西汉早期的赋，如贾谊的《吊屈原赋》、《鹏鸟赋》等，都是借物抒怀，文词朴实，与骚体诗还很接近。赋的出现，也与战国诸子的散文有重要的关系。章学诚说：“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征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 。
汉初的赋家枚乘，以《七发》著名。汉武帝之世，是赋的成熟时期，赋家接踵而出，其中最著名的有司马相如、东方朔等人。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是这个时期赋的代表作。这些赋都是气势恢廓，景物迷离，辞藻华丽而奇僻，反映了西汉国家的宏伟辽阔和物质世界的丰富多彩。西汉后期，最著名的赋家是扬雄；东汉时期，则以班固、张衡最有名。除了他们之外，两汉重要的思想家、文学家，几乎都是赋的重要作者。但是汉武帝以来的赋，以文字的雕琢和辞藻的堆砌取胜，思想内容贫乏。有些赋家企图以赋作为讽谏的工具，但是结果往往是“劝而不止”。武帝好神仙，司马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讽），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 。所以有些赋家对自己的文学生活颇为不满，赋家枚皋“自悔类倡” ，赋家扬雄也慨叹“童子雕虫篆刻……壮大不为也” 。
东汉后期，大赋稍趋衰歇，各种抒情写物的小赋代之而兴，这类小赋多少摆脱了大赋的铺张刻板的格式，意境较为清新，但是仍然缺乏充沛的生命力。
两汉的散文文学，有很大的成就。西汉初年贾谊、晁错的政论文，如《陈政事疏》、《过秦论》和《论贵粟疏》等，都是言辞激切，有声有色，感情充沛，富于文采，对后代散文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汉代散文的最高成就，是司马迁的《史记》一书。司马迁在《史记》的人物传记中，刻画了社会各方面许多人物的有血有肉的形象，贯注了他自己爱憎的感情。《史记》叙事带有强烈的故事性，善于使用绘声绘影的人物对话，来暴露人物的性格。司马迁的这些文学手法，大大加强了他的以叙事表现历史的史学方法的效果。《史记》在文学上的成就，同在史学上的成就一样重要，所以鲁迅把《史记》评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
汉代的乐府民歌，是我国文学宝库中极有价值的遗产。乐府本来是政府的音乐机构，汉武帝始设乐府，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编制庙堂乐歌。乐府也广泛地在民间采风配乐，“代赵之讴，秦楚之风” ，都在乐府采集之列。乐府采集的民歌，经过加工配乐，后来就称为乐府诗或乐府。
乐府诗大部分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的民间优秀作品，它们的内容，广泛而深入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如《战城南》、《十五从军征》反映了人民被迫当兵服役的痛苦，《平陵东》、《思悲翁》反映了官府对人民的横暴掠夺，《东门行》描写了贫民为饥饿所迫铤而走险的复杂心情，《上山采蘼芜》、《有所思》表现了妇女命运的悲惨和受到遗弃后的愤怒，《陌上桑》、《上邪》描绘了妇女忠贞的爱情和坚强的性格。这些篇章，有完整的故事性和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感情发自内心，既细腻而又深刻，所以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强。
东汉时期，在乐府民歌的影响下，还出现了一些模仿乐府写成的五言诗。这些作品比乐府诗篇幅长，叙事较曲折。《文选》所录《古诗十九首》的大部分，都是东汉的五言诗（其余是入乐的乐府歌词）。《古诗十九首》的思想内容很复杂，其中有的是离情怨语，如《冉冉孤生竹》等；有的是抒发爱情的诗篇，如《迢迢牵牛星》等；有的是宦途不顺的遣怀之作，如《青青陵上柏》等。这些诗都没有接触最尖锐最根本的社会矛盾，所反映的生活是狭窄的。至于另外一部分哀叹人生短促，要求早获荣华和及时行乐的作品，更是反映了一些士大夫在东汉腐朽统治下蝇营狗苟而又惶惑不安的庸俗感情，是十九首中的糟粕。从艺术价值看来，《古诗十九首》吸取了乐府的技巧，词句平易动人，意境隽永，可以和乐府媲美。
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是汉代诗歌中最杰出的作品。它描写的是建安时期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兰芝为焦母所迫还家，其兄逼嫁权贵，兰芝、仲卿殉情自杀的故事。在这首诗中，宁死不屈的刘兰芝、焦仲卿和代表家族宗法势力的焦母、刘兄，形象都非常鲜明；刘兰芝勤劳、纯洁、倔强，更是我国古典文学中光辉的妇女形象之一。
西汉以来，装饰性的壁画非常流行，宫殿邸舍到处都有壁画。宫殿壁画题材，大抵如《鲁灵光殿赋》所说：“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人们以这类人物鬼神入画，其目的在于“恶以诫世，善以示后” ，宣扬伦常道德。汉代黄门令（少府属宫）官署中有许多画工。汉元帝时画工毛延寿善“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画工陈敞、刘白、龚宽等“并工为牛马飞鸟众势”；画工阳望、樊育等则以“善布色” 著称。东汉画工种类更多，邓后诏令中，曾提到画工39种。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画，幅长205厘米，画面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分别表现天上、人间和地下的情景，描绘细致，色彩绚烂，极其珍贵。
汉代坟墓壁画，保存到现在的为数不少，其中以平陆、望都、辽阳等处的东汉彩色壁画，艺术价值较高。这些壁画的线条刚劲有力，色彩浓淡有度，画面的立体感很强。壁画内容多为人物车马、饮宴祭祀等，是东汉官僚地主生活的反映。东汉时期，官僚地主常用石材修建坟墓或祠堂，在石材画像上施以阴线或阳线的雕刻，一般称之为画像石。现存的画像石以嘉祥武氏祠、肥城孝堂山的石祠和沂南的石刻画像最为著名。画像石的题材丰富，有渔猎、耕织、宴飨、作战、伎乐、舞蹈等场面，以及许多历史故事。此外，在四川境内出土的一种画像砖，表现了生产和生活的情景，线条清晰，形态逼真，与画像石同是宝贵的艺术遗产和重要史料。
汉代的立体雕刻艺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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