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帝在国内统一战争中，利用农民战争造成的有利形势，于建武二年至十四年（公元26年一38年）连续六次颁布释放奴婢的诏令。诏令规定：凡属王莽以来吏民被没为奴婢而不符合西汉法律的，青、徐、凉、益等割据区域吏民被略卖为奴的，吏民遭饥乱嫁妻卖子为奴而要求离去的，一律免为庶人；奴婢主人如果拘执不放，按西汉的“卖人法”和“略人法”治罪。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光武帝又连续颁令：杀奴婢的不·减罪；灸灼奴婢的按法律治罪，免被灸灼者为庶民；废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西汉后期和王莽统治以来，“卖人法”和“略人法”已成具文，收孥相坐律得到恢复，奴隶问题的严重性增加了。光武帝的这些诏令，缓解了奴婢问题，也起了动摇青、徐、凉、益等州割据势力的作用。这对农民处境的改善，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都是有利的。
光武帝对于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没有也不可能提出解决办法。那时地主阶级仍然保有大量土地和依附农民，以光武帝为首的新的统治集团，也大肆搜括土地，洛阳地区和南阳地区尤为严重。但是在农民战争之后，腐败的政治有所刷新，农民“七死”、“七亡”的情况多少有了改变，东汉统治集团还能注重生产。由于这些原因，农业和手工业在东汉前期得以向前发展一步。
东汉时的农业生产比西汉时有了提高。北方出土的东汉铁农具 、锸、锄、镰、铧等，数量之多，大大超过西汉。犁的铁刃加宽，尖部角度缩小，较过去的犁铧坚固耐用，便于深耕。大型铧比较普遍，其他农具，一般也比过去宽大。东汉出土的曲柄锄和大镰，便于中耕、收获。回转不便的耦犁在某些地方已被比较轻便的一牛挽犁所代替。比较落后的淮河流域和边远地区，也在推广牛耕和铁铧犁。南方的一些地方还发展了蚕桑业。
黄河的修治，是促进东汉前期北方农业恢复和发展的一件大事。平帝时黄河决口，河水大量灌入汴渠，泛滥数十县。东汉初年，国家无力修治；河北的官僚地主为了使自己的田园免除河患，乐于以邻为壑，又力阻修治汴渠。因此黄河以南的兖、豫等地人民，受灾达60年之久。明帝时，以治水见长的王景和王吴，用堰流法修作浚仪渠。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王景与王吴又率卒几十万修治黄河、汴渠。王景、王吴在从荥阳东到千乘（今山东利津）海口的地段内勘察地势，开凿山阜，直截沟涧，疏决壅积；还在汴河堤上每十里立一水门，控制水流。他们用这个办法终于使河汴分流，消除了水患，使黄泛地区广大土地重新得到耕种。河工告成后，明帝还把“滨渠下田赋与贫人，无令豪右得固其利” 。
关东地区以至于长江以南，陂池灌溉工程也陆续兴建起来。汝南太守邓晨修复了鸿郤陂，以后鲍昱继续修整，用石闸蓄水，水量充足。南阳太守杜诗修治陂池，广拓土田。渔阳太守张堪在狐奴（今北京顺义境）引水溉田，开辟稻田八千多顷。章帝时，王景为庐江太守，修复芍陂（在今安徽寿县），境内得以丰稔。在芍陂旧址发现过一处东汉水利工程，可能就是王景修筑芍陂闸坝的遗存。这项工程采用夹草的泥土修筑闸坝，是我国水利技术史上的一项重要成就。江南的会稽郡在稍晚的时候修起了镜湖，周围筑塘三百多里，溉田九千多顷。巴蜀地区的东汉墓葬中，有许多池塘、水田的陶制模型出土，池塘和水田之间，连以渠道，这是巴蜀地区水利灌溉发达的实证。此外，各地兴复或修建的陂湖渠道还有不少。
最晚到两汉之际，我国出现了水碓，它在谷物加工方面的功效，比用足践碓高十倍，比杵臼高百倍 。东汉末年，出现了提水工具翻车、渴乌，翻车“设机车以引水”，渴乌“为曲筒以气引水” 。
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改进，使农产品的亩产量显著提高。据《东观汉记》记载，章帝时张禹在徐县开蒲阳旧陂，垦田四千余顷，得谷百万余斛，每亩产量在两三斛之间 。这比《汉书·食货志》所记西汉的亩产量高出一倍以上。史籍记载东汉户口数和垦田数都比西汉的最高数字略少 ，这是由于东汉地主隐匿的土地和人口大大超过西汉，不能据以判断东汉农业水平。
东汉时期，手工业也同农业一样，比西汉时提高了。东汉铁器出土地点，建国以来陆续发现的达百余处，远比西汉为多。西汉时冶铁不发达的南方地区，也逐渐出现了冶铁和铁器制造业。桂阳郡的耒阳出铁，东汉初年，别郡的人常聚集在这里冶铸；卫飒任桂阳太守，“上起铁官，罢斥私铸，岁所增入五百余万” 。今南京、杭州、绍兴、南昌等地，都有东汉铁器出土。这个时期，主要兵器全为铁制品，铜兵器出土极少。和铁农具一样，铁兵器外形也比西汉时期加大。铁制的生活日用品，在南北各地都有发现。这种种情况，都说明铁的总产量比过去大为增加了。
东汉初年，杜诗在产铁地南阳任太守，他推广水力鼓风用的水排，用力少，见功多，是冶铁技术史上一项重大改革。
和帝时罢盐铁之禁，自此以后，大地主和大商贾又重新公开冶铁制器。据桓帝时曾任五原太守的崔寔说：“边民敢斗健士，皆自作私兵，不肯用官器” 。可见那时连兵器也可以私造了。
炼铜和铜器制作，在长江以南的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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