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利……舍利无刃，舍刃无利。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 范缜唯物地论证了形和神的统一，判明了神是形的产物，神的存亡系于形的存亡，没有形的实体，就不会有神的作用。这种犀利而又严密的论证，不但给佛教的神不灭思想以沉重的打击，而且还在论证方法上克服了汉代先进思想家桓谭、王充以薪、火比喻形、神的某些缺陷，使中国的唯物主义哲学前进了一大步。
在《神灭论》的攻击下，梁武帝属意臣僚六十余人著论反扑，但是范缜“辩摧众口，日服千人” ，始终没有在理论上退却。
范缜继承了无鬼论的思想遗产，拨开了弥漫一时的宗教迷信，为玄学、佛学中长期论争的形神因果问题作出了比较正确的答案，丰富了唯物主义哲学。但是由于当时自然科学水平的低下，范缜只能用偶然论来反对因果论，把器官的差异当做凡圣之分的根源，这在理论上显然是错误的。范缜没有力量触动儒家名教的根本，并且还承袭儒道两家的社会政治观点，主张“小人甘其垄亩，君子保其恬素……下有余以奉其上，上无为以待其下”。这些是他的阶级限制和时代限制的表现，是他的光辉思想中的严重缺陷。
黄巾起义失败后，道教仍在南北各地流传。道士于吉据说曾往来江东，为孙策“助军作福，医护将士” ，得到吴人的尊奉。道士李宽由蜀入吴，以符水治病，“避役之吏民依宽为弟子者恒近千人”；李宽“弟子转相教授，布满江表，动有千许” 。道教的符咒，在北方民间的影响仍然很大，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北方大疫，“愚民悬符厌之” 。曹操曾招致方术之士甘始、左慈、郤俭等集中于魏国，据曹植说，这是为了防止他们“挟奸宄以欺众，行妖慝以惑民” 。
道教在统治阶级中发展，形成了一些与民间道教有所不同的内容。两晋之际，葛洪宣扬道教和儒学，著有《抱朴子》一书，内篇言道，外篇属儒，认为“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 。他在道教方面主张养心颐神，采炼丹药，认为这样可以禳祸得福，益寿延年。他反对牺牲祭祀和符水治病之法，主张以药石治病，这从医学上说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葛洪却借此对东汉以来用符水治病的民间道教领袖进行政治攻击，他说：“曩者有张角、柳根、王歆、李申之徒，或称千岁，假托小术……诳眩黎庶，纠合群愚，进不以延年益寿为务，退不以消灾治病为业，遂以招集奸党，称合逆乱。” 对于这些人，他主张“王者更峻其刑制，犯无轻重，致之大辟” 。葛洪的目的，在于使道教完全依附于帝王的礼法权威，消除道教中可以被农民利用来组织起义的教义和仪式，使之成为统治者的长生之术和奴役人民的更可靠的工具。
东晋南朝时期，道教在南方广泛传播，三吴及滨海地区特别盛行。东晋南朝的士族大姓，世奉道教的人很多。道士许迈与王羲之“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 。孙泰师事出于道教世家的吴郡钱塘杜子恭，百姓对孙泰“敬之如神，皆竭财产，进子女，以求福庆” 。东晋南朝的道教有丹鼎、符箓两派，前者以葛洪、陶弘景为代表，后者以杨羲、许谧为代表。
宋齐之间，道教经典大出，顾欢加以搜求，编为《真迹》；陶弘景又重新编次增饰，甚或抄袭佛教的《四十二章经》，成为现存的《真诰》20卷。陶弘景通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地理、医术、本草，隐居句容茅山，采药炼丹，并屡次进丹给梁武帝。陶弘景的《真灵位业图》把王朝的官僚等级制度引入神仙世界，反映了道教与地主阶级统治的进一步契合。
十六国时期，北方汉人常托言老君当治，李弘出世，聚众起兵，反对胡族的统治。北魏道武帝笃信道教，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炼百药。太武帝时，道士寇谦之自言受太上老君《云中音诵新科之诫》，辅佐太平真君“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服食闭练” 。太武帝和司徒崔浩都敬信寇谦之，崔浩还著论陈述“古治乱之迹” 以帮助他。寇谦之在道教中增加了礼法的内容，摈弃了可以被农民利用来进行斗争的教义，达到了葛洪早先提出的改革道教的目的。寇谦之还劝说太武帝登坛受箓，此后北魏诸帝虽多奉佛，但是躬受符箓却成为北魏传统。
北齐时期，道教继续发展，寺观遍于各地，“黄服之徒，数过于正户” ，糜财病民与佛教相等。天保六年（555年），齐文宣帝下令灭道教，令道士剃发为沙门。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年）禁断佛道，道士也同沙门一起强令还俗。大象元年（579年），北周复立佛像和天尊像，恢复佛道二教。
道教产生于中国社会，它的某些教义与儒家思想契合，所以具有较佛教更易传播的特点。它一方面吸取了佛教的一些教理和诫规，模仿佛寺组织建立了道观；另一方面又用儒家的一些思想武器，对佛教进行攻击，以图树立宗教上的正统地位。不过道教教理杂乱，哲学思想较为贫乏，在麻醉人民的作用上不如佛教，所以势力也不如佛教那样巨大。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比较发达，私家修史之风很盛。所修史书按时代分，主要有后汉史、三国史、晋史、十六国史、南北朝史等五类，每一类都有若干种。
现存《后汉书》是宋范晔所著。范晔以前，已有纪传体后汉史九家，编年体二家，其中除《东观汉记》成于东汉外，其余都是三国两晋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司马彪《续汉书》、华峤《汉后书》和袁宏《后汉纪》较为有名。范书出后，诸家之书除《后汉纪》、《续汉书》的八志以及《东观汉记》的一部分以外，都陆续散失了。
现存的《三国志》，是西晋陈寿所著，在陈寿前后，魏史、蜀史、吴史的著述都很多，以后也陆续亡佚了。
两晋南北朝时期，撰述晋史的共有20余家，其中臧荣绪《晋书》较为翔实，唐初重修《晋书》，即以臧书为蓝本。诸家晋史到唐初只剩18家，以后更全部散失。
关于十六国的史书也接踵而出，不下20余种。北魏崔鸿汇集诸书，除烦补阙，成《十六国春秋》。唐修《晋书》多采《十六国春秋》以为《载记》，各家十六国史和《十六国春秋》都散佚了。
关于南朝和北朝的史书，隋以前近20种，其中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和魏收《魏书》尚存。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成书的史学著作，思想性都不足取。史料价值较高的是范晔《后汉书》、陈寿《三国志》和沈约《宋书》。范晔《后汉书》删削各家后汉史的繁复，吸取其中的精华，是我国的一部史学名著。范晔自谓其书“体大而思精” ，刘知几则说它“简而且周，疏而不漏” 。《后汉书》辞采可观，议论放纵，在文学上也有一定的价值。《后汉书》志未完成，梁代刘昭取司马彪《续汉书》的八志补入，并为作注，才使《后汉书》成为一部完整的史学著作。
陈寿《三国志》也是我国史学名著之一，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四史。《三国志》以列传为主，无表志，叙事简要，文字质直。宋文帝时裴松之本着补阙、备异、惩妄、论辩的宗旨，兼采众书150种，为《三国志》作注。裴松之《注》为《三国志》补充了大量史料，保存了诸家三国著作的许多部分，贡献不下于《三国志》。
沈约《宋书》详赡有法，其中八志概括地叙述了汉代以来某些典章制度的变化，补充了《三国志》无志的一些史实缺陷。
魏晋以来，由于封建割据倾向的加剧和依地域区划而设的九品中正制的推行，出现了许多刘知几称之为“郡书”的一方人物的传记集，如《汝南先贤传》、《襄阳耆旧传》等；也出现了许多有关一方风物、史地的书籍，如《洛阳记》、《吴郡记》、《汉水记》、《庐山记》以及今天还存在的《华阳国志》、《洛阳伽蓝记》等。常璩《华阳国志》记载了汉晋时期巴、蜀、汉中、南中的历史、风土和人物，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记载了北魏末年洛阳的佛寺和其他史实，都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郦道元《水经注》是这个时期的又一名著，它以汉代著作《水经》为底本，详记全国以及邻国水道，著录河流千余条，引用史书、地记以及其他著作四百余种。《水经注》于水道所经之处，历叙山陵、城市、遗迹和地理变迁，旁及风俗、物产、人物等史实，有较高的史学和地理学价值。
与地记、方志的发达相应，还出现了许多地图。西晋地理学家裴秀绘制《禹贡地域图》18篇，即《地形方丈图》；宋代谢庄“制木方丈图，天下山川土地，各有分理，离之则州郡殊，合之则寓内为一” 。裴秀论制图之体有六，即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其中分率以定比例，准望以正方位，道里以定交通距离，高下、方邪、迂直以正地势。裴秀的制图六体为地图绘制学提供了当时条件下所能提供的科学基础，在世界地图学史和地理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承先启后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中，诗、文、小说和文学批评都有重大发展。
以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的建安诗人，直接继承了汉代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生动地描写了动乱时期的社会面貌，在文学史上开创了后人称之为“建安风骨”的传统。曹操的乐府诗风格悲凉慷慨，语言古朴自然，其中《蒿里行》、《薤露》等篇描述汉末社会的残破景象，暴露了人民的疾苦。曹操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名句，表现了他自己的抱负。
曹丕和曹植都是出色的诗人，曹丕的七言乐府独创新体，曹植则集五言诗的大成。黄初以后，曹植受到曹丕的疑忌和压抑，所以他的诗篇情思悲愤，深刻地暴露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
在曹操父子周围，聚集了一批才华洋溢的诗人，其中较著名的是所谓“建安七子”，即孔融、王粲、刘桢、陈琳、阮瑀、徐幹、应瑒。王粲的《七哀诗》和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描述了人民的苦难，是建安七子的代表作品。女诗人蔡琰（文姬）也是建安时期的重要诗人。蔡琰曾为匈奴所掳，后被曹操赎回。她在《悲愤诗》中控诉割据者的凶残，叙述流离的惨痛，是传诵至今的名作。
魏晋之际，以阮籍、嵇康为代表，又出现了一个诗文创作高潮。阮、嵇都是反对司马氏的玄学家，所以他们的诗文都带有一定的庄老思想色彩和浓厚的愤世嫉俗的感情。
西晋时期，文学作品内容贫乏，并且出现了片面追求辞藻和对仗的不良倾向，走上了形式主义的道路。太康年间的著名作家，有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陆机是这一代文风的代表，但是较有成就的文学家则是左思。左思出身寒微，政治上受门阀大族的压抑，所以他在《咏史诗》中借古人抒发自己的情怀，对现实极表不满。
西晋末年以至东晋时期，玄学思想侵入文学领域，出现了盛行一时的“理过其词，淡乎寡味” 的“玄言诗”。晋末宋初，陶渊明在诗坛上异军突起，才给诗坛带来了清新的空气。
陶渊明，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境）人，曾任州郡僚属和彭泽令，中年时（义熙元年，405年）归隐田园，盘桓陇亩，至死不仕。陶渊明在诗赋和其他作品中，表现了自己不齿流俗的情怀。他用主要的创作精力写田园诗，在诗中描写如画的农村风光，赞美田园生活。他参加了一些生产劳动，这使他的田园诗比较真实动人。他的名作《桃花源诗》和诗序《桃花源记》，虚构了一个人人怡然自乐、不纳王税的理想境界，作为自己精神寄托之所，以与现实世界的剥削压迫制度对立。
陶诗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它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对于后世诗歌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陶诗中乐天知命的思想和自我陶醉的人生态度，也对后人传播了消极影响。
在陶渊明之后，较有成就的诗人是宋代的鲍照。鲍照的乐府诗辞藻华丽，骨力强劲，题材广泛。鲍照采用不为人所重视的七言体作诗，是七言诗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宋齐以来，出现了以描写景物风光为主的山水诗，这种诗在内容上部分地摈弃了玄言，形式上也比较新颖。山水诗以谢灵运为祖，但成熟则在谢朓的时候。
齐永明年间，谢朓、沈约等人在诗歌注重对偶雕琢的风尚中，归纳了诗歌声律方面的特点，把平、上、去、入四声运用于诗歌中，并提出诗歌声律应当避免的所谓“八病”。他们开创的这种诗体，被称作永明体，是中国诗歌走向格律化的开端，是古体诗过渡到近体诗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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