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以来，江南是各种社会矛盾交织的地方。阶级矛盾，地主阶级内部的各种矛盾，南北的民族矛盾，在这里错综纷纭地结在一起，形成非常复杂的政治局面。
西晋灭吴以后，江南的豪族士大夫被西晋统治者看作“亡国之余” ，在朝廷中无所依托，得不到过去在江东拥有的政治特权。西晋大军在长江南北防守，又增加了他们的疑虑。所以他们曾屡次起兵反晋。西晋末年北方各族人民和汉族流民起义时，江南豪族徘徊观望，寻找自保的途径。
接着，斗争的浪潮席卷江南，义阳蛮张昌的别帅石冰，于太安二年（303年）占领江、扬等州，威胁着江南豪族的切身利益。江南豪族各领私兵，推举吴郡顾秘为都督扬州九郡诸军事，围攻石冰的义师。广陵度支陈敏，也率领运兵参加镇压，首先攻入建康，消灭了石冰的力量。
永兴二年（305年），陈敏据历阳（今安徽和县）起兵反晋，占领扬、江等州。他礼召江南豪族名士，署为官属。但是江南豪族认为陈敏是江北人，又是小吏出身，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因此他们在永嘉元年（307年）并力把陈敏消灭了。
就在这一年，西晋琅琊王司马睿受命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偕同北方名士王导等人进驻建康。西晋官僚在此前后陆续南渡的，都与司马睿合流。北方人民也向南迁徙，规模很大。江南豪族受过流民起义的打击，又觉察到北方胡族活动对他们的威胁，于是对司马睿的态度从观望转向支持。王导在他们之间尽力周旋，授给他们各种官职，保障他们的利益，因此南北士族集团的合作就比较稳固起来了。永嘉六年（312年），羯人石勒兵临淮颍，准备南犯，民族矛盾顿形尖锐。那时带兵击退石勒的，就是江南豪族纪瞻。
316年，晋愍帝出降刘曜，西晋灭亡。317年，司马睿在南北士族拥戴下自称晋王，第二年（大兴元年）称帝，这就是东晋元帝（317—322年在位）。
东晋初年，司马睿陆续控制或消灭了一些心怀不满的南方豪族武装，稳定了自己在江南的统治。北方各族统治者之间混战频仍，南侵的可能性也暂时减少了。在这个时候，南迁地主中又出现了新的矛盾，爆发了争夺东晋统治权力的斗争。永昌元年（322年），掌握荆州重兵的王敦为了反对晋元帝对他的防制，在其从弟王导的纵容和南方大族沈充的援助下，一度攻入建康，逼死晋元帝。成帝咸和二年（327年），历阳内史苏峻拒绝征调，联合豫州刺史祖约，举兵反叛。这些叛乱事件，由于失掉多数南迁士族的支持，先后归于失败，东晋政权才得以转危为安，勉强维持下去。
西晋末年的腐败政治和内战，以及十六国时北方的混乱，引起了北方人民的外迁。他们或走辽西，或走陇右，但是最大量的还是渡江南徙。南渡的人通常是按籍贯聚集若干家，节节迁移，形成一个又一个的流民群。南渡官僚也往往随带宗族部曲，并且沿途收集流散，以扩大自己的部曲队伍。
南迁人民达到长江流域的，总数至少有70万人，还有约20万南迁人民没有达到长江，聚居在今山东和江苏北部地区。南迁人民中，也有一部分越过长江以后，继续南进，达到今浙江和皖南，甚至深入闽广；还有一些分散在长江中游州郡。据《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等有关记载估计，刘宋时有户籍的南迁人口约占西晋北方人口的1/8，约占刘宋时南方人口的1/6。扬州所集南迁的人最多，占全部南迁人总数半数以上。
到达南方的北人被称为侨人，他们除了已经沦为奴客的一部分以外，剩下来的或者占荒耕种，或者逐食流移，当时都没有编入国家户籍，称为“浮浪人”。为了控制他们，东晋在侨人集中的地方，陆续建立许多与侨人旧土同名的侨州、侨郡、侨县，使侨人著籍。这些侨州、侨郡、侨县没有实土而又时合时分，情况复杂异常。侨立州郡内并不全是侨人，南徐州侨人比例最大，占州内侨、旧人口总数42万中的22万。旧有郡县内也有一部分侨人。被大地主招纳为奴为客的侨人，因为多未著籍，其数量难以估计。
著籍的侨人，起先可以获得优复，这对于招徕北方流民，稳定他们于农业生产，阻止他们无限度地流入私门，都起着一定的作用。
侨立郡县越来越多。由于侨人在南方历久年深，他们同南方土著农民在经济地位上的差别越来越小。国家为了榨取侨人的租赋力役，驱迫他们当兵，从成帝咸和年间（326—334年）开始，一再用“土断”的办法来加强对侨人的控制。土断有的是把散居侨人断入所在籍贯；有的是并省没有实土的或民户太少的侨郡县；有的则是整顿版籍，把侨人立为白籍，以与旧人的黄籍相区别。兴宁二年（364年）由桓温主持的庚戌土断，成效比较显著。桓温在执行土断时严格禁止豪强大族隐匿侨人，彭城王司马玄隐匿五户，发觉后被收付廷尉论罪。
当江南的统治集团纠缠在各种矛盾中的时候，从洛阳南来寄居京口（今江苏镇江）的祖逖，慨然“以中原为己任” ，首先要求向北进军。祖逖在上司马睿书中，陈述了北方人民反对民族压迫的迫切愿望，也估计到北方汉族地主可以合作抗“胡”。建兴元年（313年），祖逖率领百余家部曲，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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