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在家乡进行农业生产，农闲时受军事训练，其主要任务之一是轮番到京城宿卫，谓之番上。遇有战事发生，卫士要应征作战；战事结束，即解甲归农。卫士不服徭役，不纳租调，但是要番上、出征，并自备兵甲衣粮。征发兵士的规定极其严格，只有在军情紧急，不及奏闻的情况下，方许灵活征调。这是一种极为周密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军事制度。遇有战争，临时委派将领率兵出征，战事结束，将归于朝，兵归于农。由于大将很少与兵士联系，他们不能专兵干政。
唐初政府规定，拣点卫士，“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 。这种征发制度使府兵中保有相当数量的富裕农民和中小地主，府兵就能更有力地执行其对内镇压对外防御和征服的职能。
遇有大的战事，唐政府则不仅征调府兵，而且临时招募士兵，令其出征。这些非卫士，临时募行者，称为“征人”。这种招募实际上是强制性的拣点，其拣点标准与卫士同。征发时巧诈以避征役者，要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
府兵以外，唐朝又有禁军，其任务是守卫皇宫。唐高祖留太原从兵三万人充宿卫，称为“元从禁军”（又称“屯营兵”），守卫宫城北门。唐太宗贞观十二年于玄武门置左右屯营，其兵名飞骑。又于飞骑中选才力骁健善骑射者，号为百骑，作为皇帝的侍卫。高宗龙朔二年（662年）改左右屯营为左右羽林军。武则天时，百骑扩大为千骑，中宗时扩大为万骑。左右万骑与左右飞骑均隶属左右羽林军，开元以后称为“北门四军”。
十二卫所领卫士驻屯于皇城南门朱雀门内，称为“南衙”，禁军守卫宫城北门，称为“北衙”。通过北门，可以进入皇帝居住之所，唐前期历次宫廷政变，其成败均与北衙禁军的向背有关。
尚书兵部是军事行政机关，只负责武官任免及地图、军卫、兵器等军事行政事务，不参与战争的指挥。唐朝初年没有专门的作战指挥机关。战争的决策由政事堂和皇帝作出。遇有战事，由皇帝临时遣将发兵。领兵出征的亲王称“元帅”，而文武官统帅则称“大总管”、“总管”。
为了鼓励将士英勇作战，唐朝设置了勋官，授予作战有功人员。勋官共分十二转，十二转上柱国，比正二品；十一转柱国，比从二品；七转轻车都尉，比从四品；五转骑都尉，比从五品；三转飞骑尉，比从六品；一转武骑尉，比从七品。勋官有勋田。勋官的笏和服饰以及犯罪后的减、赎与同品的职事官、散官相同。上柱国、柱国并享有门荫的特权。勋官在兵部或地方服役期满，由兵部送吏部或留在兵部应选，铨试合格还可以获得官职。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户籍簿、差科簿中不少人即具有上柱国、柱国等勋官身份。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唐永淳元年汜德达飞骑尉告身》、《武周延载元年汜德达轻车都尉告身》 ，具体记载了汜德达参加战争获得勋级的情况。勋官制度在唐朝前期对吸引百姓从军，提高军队战斗力起了有力的作用。
唐朝的法，有律、令、格、式四类。“律以正刑定罪” ，就是刑法典。唐律在太宗时修订完成，高宗时又制定了疏议，以解释律文的内容。《唐律疏议》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成文法典。
《唐律》篇目及其次序源自隋《开皇律》，分《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盗贼》、《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等12篇，律条共有502 。刑名有五：笞、杖、徒、流、死。在量刑定罪上，唐律比隋律又有减轻。贞观元年（627年），把绞刑50条改为加役流，贞观十一年颁行新律，比隋代旧律减大辟者92条，减流入徒者71条，其余变重为轻的还很多。
这样的安排，把总则《名例》列为首篇，把维护皇权和保证政府机构正常有效地运转放到了首要地位，把对百姓的控制放到了突出地位，然后再涉及到民事和刑事的各个方面，完全突破了李悝《法经》以来贼盗为首的格局。这在以往各朝的律中是从来没有的。唐律的基本精神是保护专制主义的统治，维护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和伦理道德，因此，在《名例》中，把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定为十恶，“特标篇首”。罪入十恶，刑等虽有不同，但大多不能减、赎，有的且为常赦所不原。保护公私财产，保持社会稳定等原则，也都贯彻在唐律的各篇律条之中。
唐律对于隐匿户口、诳报年龄、私度入道以及不按期纳租调、服徭役的人，定出轻重不等的刑罚。唐律对于谋反、大逆和逃亡山泽，抗拒追捕者，都要处以死刑，他们的家属也要分别处死、流放和没为官奴隶。
贵族、官僚、良人、部曲、奴婢的不同身份在唐律中也有反映。贵族、官僚犯罪可以减、赎、官当。平民侵犯贵族官僚，要加等处罪。主人有随意殴打部曲的权力；部曲有愆犯，主人殴之致死，也不算犯罪。奴婢“律比畜产”，主人只要报请官府，就可以杀死他们。
律以外有令。“令以设范立制” ，其内容是对于各种制度所作的规定。如《三师三公台省职员令》、《户令》、《田令》等，共30卷。唐令早已散佚，日本学者曾努力进行了复原工作，其成果体现在《唐令拾遗》和《唐令拾遗补》两部书中，最近，一部明抄本北宋《天圣令》附唐令在天一阁被发现，为我们了解甚至复原唐令原貌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唐朝的法，又别有格、式二种。“格以禁违正邪”，是律的补充和各种具体禁令。“式以轨物程事” ，是各项行政法规和办事细则，是对令的补充。唐王朝不断以制敕的形式，对律、令加以某些补充和修改。这些制敕经过整理、删订，按其性质，分别编为格、式。垂拱元年在删改格式的同时，又以武德以来、垂拱以前诏敕便于时者，编为新格2卷，其律令惟改24条，又有不便者，大抵依旧。这说明唐朝政府已经开始放弃对律、令的修订。制敕和新格成为最便于时用的法律文件。格也开始被赋予全新的意义，即《新唐书·刑法志》所云“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神龙元年，又删定垂拱格及格后敕，把制敕对律令、式的补充和修改，另编为新格和格后敕，把格的内容加以扩大。唐代的格、式都已不复存在，我们今天可以从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看到其中的一些片断 。
唐朝初年运用制度和法律来保证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规定了公文处理的程序和办事的天数限制，并且设立了专门的官员来负责督促和检查。还按照在政务处理过程中地位和作用的不同，把官吏分为长官、通判官、判官和主典四等，即四等官。对官吏失职、违法乱纪、贪赃枉法等，从法律上规定了具体的处分办法。
唐朝初年，社会经济凋敝。武德晚年，户不满300万，约当隋盛时900万户的1/3弱。黄河下游地区，“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 。直到贞观时期，当地户籍簿上登记的户数还不到70万，约为隋大业初年470余万户的1/7 。
面临着这样残破的社会经济，唐王朝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促使生产恢复，以保证租税的收入。武德七年（624年）四月，颁新律令，其中包括田令、赋役令和户令，即《资治通鉴》所谓的均田租庸调法。
唐的田令规定：
一、丁男和18岁以上的中男，给田一顷，其中永业田（世业田）20亩，口分田80亩；老男、笃疾人、废疾人 各给口分田40亩，寡妻妾各给口分田30亩，他们或他们的丈夫原有的永业田，纳入户内口分田数额里计算。丁男和18岁以上中男以外的人，凡作户主的，则各给永业田20亩，口分田30亩。
二、有封爵的贵族和五品以上的官员，可以依照品级请受永业田5顷至100顷。有战功受勋的人，可以依照勋级请受勋田60亩至30顷。
三、受田足的叫宽乡，不足的叫狭乡。狭乡的口分田减半给授。狭乡的人准许在宽乡遥受田亩。官人永业田和勋田只能在宽乡授给，但准许在狭乡买荫赐田充。
四、永业田皆传子孙，不再收还。
五、庶人有身死家贫无以供葬的，准许出卖永业田；迁往宽乡和卖充住宅、邸店、碾硙的，并准许出卖口分田。官人永业田、勋田和赐田可以出卖。买入的田地不能超过应受田限额；狭乡的人买地，准许依照宽乡的限额。
六、在职官，依照内外、官品和职务性质的不同，有80亩至12顷的职分田，以其地租充作俸禄的一部分。离职时，要把职分田移交下一任的官员。内外各官署还有多少不等的公廨田，其地租充办公费用。
田令上的“给田”、“授田”，不是由国家按每丁百亩或若干亩把土地平均分给农民，也不是由国家主动把荒地分给农民。田令中所规定的“给田”、“授田”数量，指的是户籍上的“应授田”，是百姓可以占有或请垦田的最高限额。官员和百姓可以根据这个限额向国家请受荒地、无主田以及绝户田、没官田和还公田。还可以在限额以内购买土地。北齐河清三年（564年）令：“职事及百姓请垦田者名为永业田。”唐令规定：“所给五品以上永业田，皆不得狭乡受，任于宽乡隔越射无主荒地充（即买荫赐田充者，虽狭乡亦听）。其六品以下永业，即听本乡取还公田充。”唐的田令还规定：“诸买地者，不得过本制。” 在狭乡，占田是禁止过限的，但在宽乡有剩田之处，只需经过申牒立案的手续，“所占虽多，律不与罪” 。
户籍簿上的“已受田”，则是农民实际占有的土地。国家根据农民申报的手实，将这些土地登记在户籍上，承认该户对这些土地的产权。唐的田令规定：“凡授田，先课后不课，先贫后富，先无后少。”根据敦煌、吐鲁番出土户籍簿和文献记载，已受田远远不足应授田之数，且与应授田没有任何对应关系，也说明给田并不是实授。因此，给田、授田的基本含义就是限田和公田，包括荒地的请受，以及对官人和百姓实际占有土地的产权的认定。
至于还田，唐田令规定，身死“口分田则收入官”。《唐律·户婚律》也规定里正“若应受而不授，应还而不收，应课而不课，如此事类违法者，失一事笞四十”。在敦煌、吐鲁番民户占地不足的情况下，一般都传给子孙。在中原，唐初尽管荒地很多，且宽乡占田不限，但农民都是按自己的实际耕种能力去占有土地的，一般是每丁30亩。唐朝前期一个六口之家的自耕农，平均占地六七十亩，均不足受田数。一般土地都传给子孙。同时，口分田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出卖，因此只有在绝户、逃死的情况下，才会发生还田问题。在吐鲁番退田、给田文书中，官府从农民那里收回的土地，主要有还公、逃死、户绝三大类。 因此单纯口分田收入官，一般不会发生。
所以，永业田、口分田的区分，只是在户籍登记上才有意义，而实际上没有区别。在《唐律·户婚律》中，永业田、口分田、墓田的占有者都称为“本主”“地主”，一律视为私田而加以保护。对于“盗耕种公私田”、妄认盗卖公私田、“在官侵夺私田”“盗耕人墓田”者，都要视情节轻重，处以刑罚。就产权而言，法律上强调的是公田和私田，而不是永业与口分。公田在唐代大体包括政府经营的官田（职田、公廨田、屯田、驿田）、还公田（绝户、逃死、罪没、自动退还）、荒地。对此，国家拥有最高主权，可以直接进行处分。私田即民间所有的土地，包括永业、口分和宽乡的籍外田。
唐的田令取消了奴婢、部曲和耕牛的受田，降低了农户的受田限额 ，并且禁止在狭乡“占田过限”。这些都反映了自耕农民和中小地主的经济在唐初占据着优势地位。
唐的田令规定狭乡买地听依宽制和宽乡田地可以限外更占的规定，以及勋官可以占有勋田和勋级给授的广泛，给新地主合法地多占田地提供了可能。在隋末唐初长达十几年的战乱中，人口死亡逃散的很多，土地大量荒废。唐朝初年，原来无地或少地的农民都已占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农民根据田令和户令，向国家呈报户口和田地。国家通过户籍，承认农民对这些田地的占有。唐田令也使那些回到本乡本土的农民可以依令向国家请受荒田，进行耕种。因此，田令和户令的颁行，对于唐初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唐的赋役令规定：每丁每年向国家缴纳租粟2石；调随乡土所出，每年缴纳绢（或绫、 ）2丈，绵3两；不产丝绵的地方，则纳布2丈5尺，麻3斤。此外，每丁每年还要服徭役20日，闰月加2日；如无徭役，则纳绢或布替代，每天折合绢3尺或布3尺7寸5分，叫做庸。如果政府额外加役，加役15天，免调；加役30天，租调全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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