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每年的额外加役，最多不得超过30天。这也就是租庸调法。
正役之外，还有杂徭，由地方政府临时征发丁男和中男充夫，一般不超过39天，超过时折免其他赋役。赋役令还规定出依照灾情轻重，减收或免收租庸调的具体办法。灾情一般分为水灾、旱灾、虫灾和霜灾，根据灾情严重程度决定蠲免多少。4/10以上受损，免租；6/10以上受损，免租、调；7/10以上受损，课、役俱免。
唐的赋役令规定了役期的最高限度，以庸代役的办法也逐渐成为通常的制度，这些都使农民有较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但是，皇帝可以随时下令“别差科” ，从而使这种规定有时失去实际意义。
租庸调是唐前期国家的主要税源。这种据丁征收同样数额的税制，只有在自耕农大量存在，土地占有比较平均的条件下才能实行。
唐朝建立以后，唐高祖的长子李建成被立为太子，经常留居长安，协助唐高祖处理国事。次子李世民被封为秦王，长年率领军队西征东讨。李世民在削平群雄、统一全国的战争中立下了很大的功勋，实力和威望大大提高。他的一些行动也引起李渊的不快和疑虑。李世民不安心自己的秦王地位，在谋臣房玄龄、杜如晦等人的辅佐下，积极谋取皇位继承权，和太子李建成展开了激烈的明争暗斗。
武德九年（626年），李世民在长安宫城北门玄武门埋下伏兵。他射杀李建成，他的弟弟齐王李元吉也被杀掉。是为玄武门之变。唐高祖李渊只好立他做太子。不久，唐高祖被迫退位，李世民继立为帝，是为唐太宗。
唐太宗继承了唐高祖协调地主阶级内部各集团的利益的办法，兼用关陇、关东和江南的贵族和士族。同时，他抛弃前嫌，大胆起用了李建成集团核心成员，曾经建议李建成及早搞掉自己的魏徵和王珪，并且陆续提拔和重用了一批主要是来自关东的普通地主，如戴胄、马周、李 等。这些人多数参加过隋末农民起义军，对关东复杂的阶级关系和政治形势比较熟悉。他们在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统治秩序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唐太宗还用江南儒生为文学侍从之臣，以备顾问。
太宗即位之初，朝廷展开了一场怎样估计当时形势和如何进行统治的辩论。一些大臣认为三代以后，人渐浇讹，人心越变越坏，必须实行霸道，对百姓进行高压统治。魏徵等大臣则认为，大乱之后人心思安，应实行王道、帝道，对百姓进行教化。唐太宗接受了魏徵的意见。
唐太宗经常和大臣讨论治道政术。他们从历史中吸取了教训，认识到，农民反抗是由于“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引起的，只有“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才能巩固统治。贞观君臣反复引用《荀子·王制篇》中所说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来警励自己。太宗还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
对于如何治理国家，以及如何处理边疆问题，乃至于处理一些突发情况，贞观君臣也都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做出决定。
贞观君臣不仅进行讨论，而且还努力学习。唐太宗命魏徵把历代文献按儒家经典、诸子和历代史书分类摘编为《群书治要》一书，以备学习。他还下令修撰史书，总结历代兴亡教训。贞观君臣讨论现实问题时，言必先王、诸子，语必历代兴亡教训。在理论、历史与现实结合的基础上，以宏观的眼光，发展的观点，君臣之间进行平等的、深入的讨论。这是贞观君臣论治的重要特色，也是能够比较准确分析形势进行正确决策的前提。
唐太宗认识到皇帝一人不能遍知天下之事，因此也不能独断天下之务。贞观四年唐太宗与大臣谈到隋文帝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时说过一段话：“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岂如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因令诸司，若诏敕颁下有未稳便者，必须执奏，不得顺旨便即施行，务尽臣下之意 。这是对贞观君臣治理国家的理论和实践的最好总结。
唐太宗能够广泛听取官僚的意见，集思广益。他还认识到，自己的决断也是会出现错误的，要求臣下经常给自己提出意见，注意纳谏。魏徵长期任职于门下省，更敢于直谏，经常围绕怎样巩固统治，为太宗筹谋划策。他曾对太宗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要太宗兼听广纳，使社会下情得以上通。到唐朝统治巩固的时候，魏徵仍然关心封建国家的命运，不断对太宗进谏，提醒太宗“居安思危”，“慎终如始”。而当时的大臣大多也能从关心国家命运出发，出于公心，没有保留的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是贞观前期能够做出正确决策的最重要的条件。
对于广任贤良，贞观君臣认识到：“为政之要，唯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 “今所以择贤才者，盖为求安百姓也。用人但问堪否，岂以亲故异情？” 并提出，“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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