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荫得官，垄断政权，对关东士族的高自标置，都深为不满。他们希望在政治上也得到相应的地位，没有做官的希望能够获得一官半职，已经做官的希望能够升到高位，以便通过政治权势来保护和发展他们的经济利益。形势的变化，要求唐朝政府改变国策。
上元元年八月，唐高宗和武则天称天皇、天后。十二月（675年1月），武则天上表建言十二事 ，建议“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劝农桑，薄赋徭”，“省功费力役”，提出了停止战争，在边地由进攻转为防守，在内地实行无为而治这样一个基本国策转变的重大问题。提出“上元（674—676年）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承认上元以前前方军将所授勋宫；“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增加八品以上官吏的俸禄和迁升久滞低位的有才能的官吏。唐高宗接受了武则天的建议，把建言十二事付诸实施。九年后，高宗临终前在《改元弘道诏》中还特别申明：“比来天后事条，深有益于为政，言近而意远，事少而功多，务令崇用，式遵无怠。”而武则天也因此提高了威望。高宗末年，出现了“隆平日久，户口滋多”的局面。武则天在《改元光宅诏》中赞扬高宗“富贵宁人” 是有所本的。
弘道元年（683年），高宗死，太子李显立。第二年，武则天废李显，改立豫王李旦，自己临朝称制。天授元年（690年），她改唐为周，正式称帝，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武则天称制后，受到许多贵族、官僚和一些在政治上失意的人的反对。光宅元年（684年），徐敬业、骆宾王等人以拥戴李显为号召，从扬州起兵反对武则天。垂拱四年（683年），唐宗室诸王又在博州（今山东聊城）、豫州（今河南汝南）等地发动变乱。这两次变乱都迅速归于失败。
从徐敬业起兵以后，武则天“任威刑以禁异议”，任用酷吏，奖励告密，对抱有反抗意图的唐宗室、贵族和官僚施以严厉的镇压，“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武则天诛杀的范围相当宽泛，但其中也包括了一批关陇军事贵族。经过武则天的严重打击，他们在政治上就不起很大作用了。
为了收揽人心，巩固自己的统治，武则天在称制称帝期间，大力求访人才，广开入仕之门，“进用不疑，求访不倦”。她大开制科，使优秀人才能脱颖而出。除了经常督令朝臣推荐才能以外，还允许官吏和一般人自举其才。有一次，她对十道存抚使所举送的一百三十多人，一律用为三省的官员，正额安置不下，就给予“试官”的名义。臣下举荐的人才和自举其才者，只要考试合格，立即加以任用。她虽然常常破格用人，但同时进行严格的考核，对于有些不称职的官员，一旦发现，立即罢免，甚至诛杀；有才能的则迅速提拔到负责的岗位上去。
武则天能够做到明察善断，务取真才实学，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能把当时最杰出的人才吸引到自己的周围，如李昭德、狄仁杰、娄师德、李峤、徐有功等。武则天还为开元之治储备了人才。开元时期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人都是在武则天时期培养和提拔上来的。
武则天在朝堂设置铜匦，奖励臣民上书言事，对于“人（民）间善恶事，多所知悉”。在武则天统治的50年中，户口增加得很快。在她握权前夕的永徽三年（652年），全国有380万户，到她退位的神龙元年（705年），增加到615万户。
武则天在巩固国家的边疆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
咸亨元年（670年），吐蕃贵族陷龟兹拨换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此后，唐军又连为吐蕃军所败。为了对吐蕃军作战的需要，唐在鄯州（今青海乐都）、甘州、凉州一带兴置了大量的屯田。永隆（680年）前后，鄯州河源军的屯田达五千多顷，岁收谷百余万石。武则天时，甘州、凉州的屯田连岁丰收，所积军粮可支数十年。垂拱二年（686年），吐蕃占领安西四镇。长寿元年（692年），唐军在王孝杰的指挥下，击败吐蕃军，夺回了龟兹、碎叶、于阗、疏勒等安西四镇 。唐再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从内地发兵前往驻守，长期保证了西域地区的稳定。
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契丹军事贵族率领部众进入河北，圣历元年（698年）突厥的军队深入定、赵，也先后被唐打败。
由于官僚机构的膨胀，关中漕运不继，高宗后期，常常带领百官就粮于东都洛阳。武则天称制称帝期间，更经常住在洛阳。他们在那里修建了很多宫殿。武则天还在洛阳修造明堂、天堂，铸造天枢，规模都极宏壮。铸造天枢时，因为买铜铁不能足，竟至“赋民间农器以足之”。此外，她还到处大修佛寺、佛像，使百姓劳弊。
武则天晚年，河北地区人民先后遭受契丹军事贵族和东突厥军的骚扰杀掠，损失极为惨重，而唐王朝却在这里大量调发军事供应，使他们“家道悉破”，“四壁皆空”，以至“剔屋卖田，人不为售”。州县官吏又威逼他们“修筑城池，缮造兵甲”。徭役的苦重，更甚于军事的调发。对于被契丹和突厥贵族驱掠的人民，还要处以反罪，这就逼使他们“露宿草行，潜窜山泽” 。与此同时，在蜀中诸州，也由于防御吐蕃军，大量征发壮丁运输军粮，有三万多户逃亡在山林之中，结成武装力量。他们攻城破县，势力发展得很大 。这两度紧张形势都以武则天及时采取了措施而缓和下来。
神龙元年（705年），宰相张柬之等联合禁军将领李多祚，杀掉武则天身边的亲信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拥戴李显复位，是为中宗。武则天被迫徙居上阳宫。
中宗时，韦后、安乐公主、上官婕妤和武则天之侄武三思勾结，操纵朝政，把政治弄得混乱不堪。
韦后等人竞起宅第，恣情奢纵，以侈丽相高，使“帑藏为之空竭” 。纳贿卖官，只要纳钱30万，他们就以墨敕除官，斜封付中书，称为斜封官。于是，员外同正、试、摄、检校、判、知官达到数千人，造成了员外置官数倍正员的现象。
权贵们还盛造佛寺。纳钱三万，便可度为僧尼。针对当时盛兴佛寺，百姓劳弊，帑藏为之空竭的情况，左拾遗辛替否上疏指出：“当今出财依势者尽度为沙门，避役奸讹者尽度为沙门；其所未度，唯贫穷与善人。将何以作范乎？将何以役力乎？”“今天下之寺盖无其数，一寺当陛下一宫，壮丽之甚矣！用度过之矣！是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
唐初，开国功臣有封爵兼得食实封的，只有二三十家。中宗景龙（707—710年）中，食封家总数达到140以上。食封的人多指射富实地区的高赀多丁户充封户，封户遍及54州，包括60万以上的封丁。食封的人派遣官吏或奴仆直接向封户征索租调，督迫严急，甚于战时。收租人还要多索“裹头”“中物”。有的更用租调作买卖，放高利贷，制造事端，进行讹诈。水旱之年，食封家还要阻挠政府减免灾区人民的租税。在这种情况下，封户往往流散逃亡。
皇后、皇子、公主、外戚都想夺取皇位，互相倾轧。涌进朝廷的大批官吏分别依附他们，并协助他们从事秘密攫取皇位的勾当，政变就频繁起来了。中宗太子重俊非韦后所生，受到安乐公主凌逼，于景龙元年（707年）发羽林军杀武三思，以未能攻下玄武门败死。景云元年（710年）安乐公主谋为皇太女，怂恿韦后毒杀了中宗。中宗子重茂为帝，韦后临朝称制。接着，李旦子李隆基、妹太平公主合谋，利用万骑兵杀掉韦后和安乐公主，拥李旦即位，是为睿宗。睿宗立李隆基为太子。不久，中宗子谯王重福谋从东都起兵，自立为帝，事败投水死。太平公主企图动摇李隆基的太子位，睿宗怕再度发生政变，于先天元年（712年）传位给李隆基，是为玄宗。太平公主仍不甘心，于先天二年谋以羽林军发动政变，事为玄宗获悉，捕杀了与她同谋的宰相和羽林军将领，太平公主被迫自杀。从神龙元年张柬之推翻武则天起，到开元元年（713年）太平公主谋废玄宗止，前后不过八年半的时间，政变就发生了七次，皇帝就更换四次，政局极为动荡不安。
唐玄宗杀掉太平公主以后，立即起用姚崇做宰相，他们在稳定统治秩序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
玄宗认为，协助他夺取皇位和压平太平公主叛乱的功臣郭元振、刘幽求、张说、王琚等人，是一些阴谋家，“可与履危，不可得志” 。因此，他利用种种借口，把他们相继贬逐到远方。玄宗觉得他的几个兄弟可能危及他的皇位，就从开元二年起，先后任命他们作外州刺史，不让他们长期留居长安，又规定他们把州中政务委于长史、司马，这样就堵塞了从京城或地方发动政变的道路。
为了安定地方，玄宗对于地方官吏的人选，给予了比较多的重视。左拾遗内供奉张九龄上疏言：“县令、刺史，陛下所与共理，尤亲于民者也。今京官出外，乃反以为斥逐，非少重其选不可。”为了强调地方官的重要，纠正重京官，轻地方官的风气，开元三年六月诏，县令、州刺史有业绩者可调任京官，“京官不曾任州县官者，不得拟为台省官” 。在科举日益成为高级官员主要来源的情况下，强调台省官员要有州县基层工作的经历，是有深远意义的。
同时，对地方官员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也开始提出更高的要求。开元四年，唐玄宗在宣政殿召见全体新授县令，问以治人之策，把其中全不合格的45人斥退，放归学问。
针对富户强丁多削发为僧以避徭役的事实，开元二年，玄宗命令沙汰天下僧尼。这次以伪妄被勒令还俗的，有一万二千余人。玄宗又规定，自此以后，各地不得新建佛寺；旧寺颓坏了，也要报请官府查实，才许加以修葺。
睿宗时，曾经罢黜斜封官数千人，但在太平公主等人的影响下，不久又命令：先停任者，并量材叙用。开元二年，玄宗悉罢员外、试、检校官，规定此后非有战功及别敕，吏部和兵部不得注拟这三项宫。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了长期以来官员冗滥的现象。
开元三年，唐廷作出规定：封户的租调，改由政府统一征收；征收未完时，封主不得派人到出封州直接向封户催索，也不得出放高利贷；而只能等到征收完毕后，到京城或州治领取。于是封户严重受害的问题，也多少得到了解决。
开元三年和四年，关东连续发生严重的蝗灾。在姚崇的主持下，朝廷派出专使，督察州县官吏大力捕蝗，并规定他们把各州县捕蝗勤惰的情况上报。这才使“连岁蝗灾，不至大饥”。
在姚崇的辅佐下，经过数年的努力，稳定了政局，为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开元四年，姚崇罢相，继任的宰相宋璟坚守姚崇所制订的政策，并在防止边将贪功生事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
开元八年、九年，政局稳定，生产发展，唐王朝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出现了“家给人足，人无苦寙，四夷来同，海内晏然”的局面。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开元之治”。
根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唐代的犁有了改进。犁铧上部加宽，装有犁壁。耕田时，犁壁可以推开犁铧翻起的土块，便于深耕。犁辕不论曲直，都较前减短很多，短辕犁没有“回转相妨” 的缺点，因而提高了耕作的速度。这种改进了的犁比较省力，一般是用单牛曳引的。
有齿的耙和砺礋，有觚棱的磟碡，在唐代已经普遍使用。耕后使用这些农具来松土碎土，平整田面，对于抗旱保墒，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有很大作用。唐代的镰刀，两头窄，中间宽，较之前代前窄后宽的镰刀，更便于收割。
唐代除了桔槔、辘轳以外，在北方，“以木桶相连汲于井中”的水车 ，已经开始应用于农田灌溉。在长江流域，还出现了筒车。筒车的形状类似纺车，四周缚以竹筒，随水流自行旋转，由竹筒将水汲至高处。
唐朝统治者比较重视兴修水利和管理灌溉设施。国家制定“水部式”，其中包括灌溉法规。隋朝开凿的大运河，对沿途的水利灌溉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唐代的水利工程70%兴筑于前期，比较大的工程大多分布在北方。唐初，在关内的同州、华州，殽函的虢州、陕州，河东的蒲州、晋州、并州等地，兴建了一些水利工程。此后，在河南道的汴水、睢水、颍水、汝水、淮水、泗水流域和青州、兖州、沂州一带，在河北的永济渠及其他河流附近，又陆续修建了许多渠道、陂塘。河北道，不仅在靠近太行山区的恒、赵、相等州，建置了一些地方性的灌溉系统，而且还在近海的沧州，筑堤捍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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