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引水灌溉，开渠排涝。
唐代前期，南方各地也都开凿湖塘，蓄水灌溉。根据《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当时的水利事业，已经推广到福州和泉州境内。
经过农民一百多年的辛勤劳动，农业生产有很大发展。耕地面积扩大了，史称“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 。人户增加了，天宝十三年（754年）唐王朝所控制的户口达到906万户，5288万口。而据杜佑估计，当时实有人户当有一千三四百万户。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垦田的扩大，出现了许多新的居民区，唐政府在福建、四川、江南等地新增设了一批州县。
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耕地面积的扩大，大大提高了粮食的总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社会财富迅速积累起来，史称“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校量” 。政府仓储的粮食，天宝八年（749年）约有一万万石 。物价长期稳定，从开元十三年到天宝年间，长安和洛阳的米价始终保持在每斗15文到20文上下，最贱时达13文；青、齐米1斗5文，最贱时3文。绢价也一直保持在200文左右。
在这个基础上，社会分工进一步扩大，私人手工业、商业、城市有了巨大发展。
纺织是唐代主要的手工业部门 。丝织业的中心仍在河南、河北地区，那里人民向政府缴纳的庸调，一般都是绫、绢、绝。宋州（今河南商丘）和亳州（今安徽亳州）民间织的绢，质量居全国之首。定州每年常贡的细绫、瑞绫和特种花纹的绫，达到一千五百多匹，较之其他的州，高出百倍左右，是一个重要的丝织工艺品的产地。剑南诸州，普遍出产丝织品。益州的锦，尤负盛誉。山南、淮南和江南的一些州县，丝织业也比较发达。扬州的锦袍，最为驰名。但这三个地区和关内、河东、陇右一样，一般民间织品仍以火麻、赀布和苎布等麻织品为主。此外，岭南的桂州（今广西桂林）一带和西北的西州（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则出产棉织品。
镂版印染的夹缬法已经发明，由宫廷而“遍于天下，乃为至贱所服” 。涂蜡印染的蜡缬法，这时也已流行。
冶铁业在南北朝时期冲破了官府的控制，在民间普及。唐朝政府允许采矿、冶铁由私人经营，官收其税。唐代铁冶分布很广，据《新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统计，在山东、河北、河东和剑南，铁矿有四十余处。兖州莱芜县西北的韶山，自汉至唐，鼓铸不绝，是一个重要的铁产地。江南铁冶有二十余处，产量也有很大增加。这对于铁农具的广泛使用和在一些地区的普及具有重要意义，对农业生产发生了重大影响。唐政府还对铁农具采取免税政策。
铜矿主要分布在河东、淮南、江南和剑南，蔚州的飞狐（今河北涞源）和润州的句容，产量最大。
瓷器的制作技术在唐代有很大进步。越州的青瓷类玉类冰，邢州的白瓷类银类雪。洪州的名瓷酒器和茶具，也深得人们的喜爱 。《元和郡县志》记载河南府开元贡白瓷，现在巩县窑址中就发现了唐代的白瓷。杜甫曾说邛州大邑的白瓷碗胜过霜雪，现在在大邑也发现了唐代窑址。饶州浮梁昌南镇（今江西景德镇）的瓷器，从唐初以来，相传有假玉器之称。据考古发现，早期景德镇的瓷器是青白兼有的。特别是在胜梅亭发现的唐代白瓷，经化验后得知，瓷胎白度已达到70%，接近于现代细瓷的水平 。
铜器的主要产地有扬州、并州、越州、桂州等。扬州的铜镜尤为著名，有百炼镜之称。在两京和中原唐墓出土的器物中，铜镜是最常见的。花纹装饰的种类很多，构图自由奔放，线条刻画流畅。同时，还有螺铀镶嵌的铜镜 。
益州的麻纸，杭、婺（今浙江金华）、衢、越、信（今江西上饶）等州的藤纸，蒲州（今山西永济）的薄白纸，最为驰名。其他如宣州（今安徽宣城）、常州、均州（今湖北丹江口）等地，也都盛产纸张。名墨的产地有绛州、潞州、易州等。虢州（今河南灵宝）出产名砚。宣州溧水出的兔毫笔，最称精妙 。
天宝末年（754年），唐政府管口总约5300万，所收庸调绢、布和回造纳布总约1.1亿丈 ，诸色资课和勾剥还不在其内，平均每人每年向政府缴纳的绢、布在二丈以上，可见作为农村家庭手工业的绢、布产量之大。
一般民间的手工业者，通常还是同土地牢固地联系着。唐的田令和赋役令规定，以工商为业的人，在宽乡的，永业、口分田依照农民减半给授，只有在狭乡的不给。凡受田的，也要向政府缴纳租调。那时候，甚至从诸州挑选出来的“材力强壮，技能工巧”的短番匠，也还没有完全脱离农耕 。
在城市，特别是在较大的城市里，存在着相当数量的不同种类的手工业作坊，如纸坊、毡坊、酒坊、铜坊、染坊、绫锦坊等。作坊的主人有的是师傅，他们与家属、学徒在一起劳动；有的则为地主、官僚和大商人。在作坊劳动的，有不少是短期的雇工和按件领取报酬的工匠。此外，也还有一些依靠自己的简单工具以求取衣食的个体劳动者。他们大抵还与农业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个别的作坊规模很大，如定州何明远家有绫机500张，即为一例。
少府监和将作监是掌管官手工业的机构。监下有署，是直接管理生产的。诸署所属的作坊，规模很大，内部分工也很细。官手工业所用原料，一部分来自地方贡品，另一部分则由自己生产。少府监掌管百工技巧，主要是制造精致手工艺品和贵族官僚的器用服饰。将作监掌修建宫殿、坛庙、官署和陵寝等土木工程。它所领的甄官署，除打石烧砖以外，还制作供贵族、官僚丧葬之用的明器。唐墓出土的三彩陶俑，大多是甄官署里烧造出来的。少府监和将作监诸作坊生产的手工业品，不在市场出售。
兵器的制作，在唐前期一般归少府监的左尚署掌铸，有时专设军器监司其事。唐代还在铜、铁、木料的产地设置铸钱监、冶监和就谷（在陕西周至）监等。这些官手工业的规模都很大。
官手工业作坊中的劳动者，有官奴婢、官户杂户、刑徒和工匠四类。
官奴婢长役无番，经过一次赦宥，改为官户，二次改为杂户，三次改为良人。官户每年上番三次，杂户每二年上番五次，每番的期限皆为一月。如不上番，可以纳资课代替。
每年十月，刑部都官司在官奴婢和官户中挑选一部分人为工户，送到少府监学习细镂、车辂、乐器制造等精细手艺。业成以后，依照官户例分番上下 。
被判徒刑的男子，在京城的送将作监服劳役，女子送少府监缝作；在外州的，供当处官役。被判流刑的，在配所居作一年，加役流居作三年。在州县设置的手工业作坊中，也有不少刑徒在里面劳动，如扬州的钱坊，就包括囚徒和工匠两类劳动者 。刑徒居作，都带钳或盘枷，做的是苦重的劳动。在官手工业作坊的劳动者中，他们占的比例也较大。
工匠可分为杂匠、短番匠、明资匠和长上匠四种，他们的身份是良人。杂匠是民间的各种工匠，他们与均田农民相同，每年须服役20天，不役则收其庸。唐初，杂匠还需要到官手工业作坊中服役，以后，一般都纳庸代替。短番匠是由官府挑选杂匠中“材力强壮，技能工巧” 的人，让他们到官府作坊去做工，免除他们的课役和杂徭，但延长其番期为每年一月。明资匠和长上匠都是官府“和雇”的工匠。明资匠轮流上番，通常每年做工三个月。长上匠则经常在官手工业作坊中劳动 。武则天时，少府监内的绫锦坊巧儿、内作使绫匠、掖庭绫匠、内作巧儿等，就是明资匠或长上匠。
由于工商业的发展，一些地方性的政治军事中心和水陆交通的要冲，成为较大的商业城市。唐代最著名的城市有长安、洛阳、扬州、益州、广州、荆州、相州、幽州、汴州、宋州、凉州等，其中最大的是长安和洛阳。
当时的长安城规模很大，周围70里。长安城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个部分。宫城为宫殿区，皇城为中央衙署区，这是长安城的核心。在外郭城中，列置着108坊，由11条南北大街和14条东西大街分割而成 。坊主要是住宅区，四周围以高墙，其中遍布王侯勋贵和大小官员的宅第。外郭城内还有一百多座寺观，最大的寺观，占据一坊之地。坊以外有东西两市，对称地坐落在皇城外的东南和西南。市是手工业和商业的场所，两市共占有四坊大小的面积。
在市内，出售同类货物的店肆，集中排列在同一区域里，叫做行。堆放商货的货栈，叫做邸。邸招徕外地的商客，并替他们代办大宗批发的交易。长安东市有“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 。西市较东市更为繁华。
各州治和多数的县治，都设有市。市有市令，“主执钥”，按时启闭市门。唐的关市令规定：“凡市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人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 市令掌管市内交易之事。市的各行都有行头，负责一行的事务，主持对官府纳税和交涉其他事项。行头与官府有联系，官府通过他们控制各个行户 。
当时城市的商业和手工业主要为贵族、官僚和地主服务。城市手工业作坊的产品如铜镜、毡毯、绫锦、锦袍、乐器、金银器、酒类和其他手工艺品等，也大多供应本城和其他城市，而与农民的需要很少关联。当时最大的商人是经营珠宝珍玩的。
市场上商品品种的变化和行业的增多，是唐代商业发展的显著特征。市上商品过去除了生产和生活必需的盐、铁之外，主要是满足贵族高官奢侈生活需要的珠宝和高级工艺品。唐代城市里一般地主官僚增多，他们所需要的各种日用物品多取给于市场。市里出现了生产铜镜、毡毯、绫锦、锦袍、靴帽、乐器、金银器、酒类、车辆和文具纸张等的私营手工作坊，以及许多饭馆、酒店和小食铺。长安、扬州等大城市还有胡人开设的酒店。各地的名产、特产乃至外国货物也充满了市场。《唐国史补》记载开元至元和（713—820年）时的情况：“凡货贿之物，侈于用者，不可胜纪。丝布为衣，麻布为囊，毡帽为盖，革皮为带，内邱白瓷器，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这样，在城市中就出现了众多的行业。据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题记，唐幽州、涿州有绢行、彩帛行、布行、染行、幞头行、靴行、大米行、粳米行、油行、果子行、肉行、炭行、生铁行、杂货行等。
唐代的富商大贾有的富可敌国，有的“邸店园宅，遍满海内” 。他们与贵族、官僚和地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亚洲各国人来中国经商的很多，尤以昭武诸国人、波斯人和大食人为最，几乎在所有的较大的城市里都有他们的足迹，最集中的则为长安、洛阳、扬州和广州。
随着商业的繁荣，铸钱数量不断增加。唐初废隋五铢钱，铸开元通宝。开元通宝每十钱重一两，钱上不记重量。此后钱成为两以下的重量单位。钱币从此改称通宝、元宝或重宝，不再以重量命名。天宝时，全国有99铸钱炉，每年用铜200万斤，铸钱32万贯。
运输货物的道路贯通全国。在宽广的驿道上，每隔30里有一所驿站。驿道交通情况是，以长安为中心，“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 。
水路运输也很发达，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发挥了很大作用。在南方，更有许多河流、湖泊构成巨大的水道网，把各个城市联结起来。唐前期水路运输的情况是：“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
唐初，在生产发达、地狭人稠的地区，自耕农民每丁约可营种30亩地上下 ，就全国说，一个六口之家的自耕农户，平均占田约为六七十亩 。唐代亩产，平均约为五斗到一石 。农民收获以后，除去赋税、口粮、籽种和其他生产费用，所剩还不足以应付天灾人祸和政府突然的征发。因此，自耕农民的经济地位很不稳定，贫富分化日益迅速。
高宗以后，战争频繁，兴建日多。地主不愿当兵出赋，史载当时“征科赋役，差点兵防，无钱则贫弱先充，行货则富强获免” ，繁急的赋役差科大多转嫁到农民身上。
咸亨、垂拱（670—688年）以后，地方吏治日益败坏。各地地主和官吏勾结起来，对于人民的土地、财物，肆意取夺 。在财产诉讼中，官吏们受请托，纳贿赂，使贫苦农民“有理者不申”，“合得者被夺” 。
高宗末年，西有吐蕃军犯边，北有突厥贵族反唐，唐先后调动了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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