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万军队作战。紧接着，关东和关中又都发生严重的水旱灾荒。于是灾区的人民死亡流散，十有四五 。武则天晚年，河北地区人民先后遭受契丹军事贵族和东突厥军的骚扰杀掠，唐王朝的大量军事调发，使他们“家道悉破”，“四壁皆空”，以至“剔屋卖田，人不为售”。由于防御吐蕃军，大量征发壮丁运输军粮，蜀中“诸州逃走户，有三万余在蓬、渠、果、合、遂等州山林之中，不属州县，土豪大族，阿隐相容” 。大足元年（701年），李峤概括当时的情况说，“天下编户，贫弱者众，亦有佣力客作，以济糇粮；亦有卖舍贴田，以供王役” 。农民不得不典田卖地，佃种、佣耕地主的土地。还有大量的农民“弃其井邑，逋窜外州”，他们有的逃入山林之中，辟地营种，有的转入城市，“专事末游” ，更多的“或因人而止，或佣力自资” ，转成被地主隐匿起来的佃户和佣保。
开元年间，在赋税繁苛，兵役日重的情况下，农民更加贫困，有的农民“虽有垅亩，或无牛力”，耕种十分困难；有的“农桑之际，多阙粮种，咸求倍息” ，落入地主富户高利贷的罗网。地主、官僚乘机大肆兼并，有的用借荒的名义侵夺熟田，有的以置牧为借口占据山谷；还有的用私改籍书或典贴等方式向农民掠买土地。唐玄宗在天宝十一载（752年）诏中也不得不承认，“如闻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致令百姓无处安置，乃别停客户，使其佃食” 。史称“开元之季，天宝以来，法令弛坏，兼并之弊，有踰于汉成哀之间” 。地主隐蔽的佃户以及流落他乡不在籍的农民达到四五百万户以上 。半自耕农、佃户和佣保在总人口中所占的分量，大大增加。
地主集中在一个地方的田产，称为庄、庄田、或庄园。庄有小到几亩的，也有大到数十顷的。唐代的庄不是一个经济上的生产单位。唐代地主一般是把庄田租给农民耕种，“坐食租税”，即收取地租。不少庄居的地主经常督责佣保，城居的地主在农时也常下乡监视生产 。贵族、大官僚、大地主的庄则或派专人管理，或定期派人巡视收租。
租种地主庄田的农民，一般被称为“庄客”、“田客”。地主对佃户的人身控制比豪强大族对佃客要松弛一些，没有世袭的人身依附关系。地租一般称作“庄租”“租课”。庄客除了要把收获的粮食一半以上作为地租交给地主，还要交纳油、柴等其他生产物，以满足地主的需要。此外，还要为地主服一些临时性的劳役，如修房、打墙、护院等。庄客除了租种地主的土地外，往往还要向地主租借种子、粮食、农具和房屋，陷入地主高利贷的罗网。除了佃客以外，在庄田上劳动的，特别是在庄舍毗连的园中劳动的，多半是奴婢和佣保。园中种植蔬菜，多用于自给，有余也在市上出售，以换取其他日用品。
唐玄宗在开元之治形成以后，进行了检括户口，改变地税、户税征收办法和改革兵制等工作，以求符合政治经济方面发生的新情况。
一、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唐初的三省体制，谋议决策和行政明确分离，尚书省六部，机构简单，职掌固定，少有弹性，主要是处理日常政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边疆形势的紧张，出现了有些事情无部门负责，无令式可循的情况，只能奏请皇帝定夺。皇帝需要亲自处理的奏章越来越多。唐高宗后期，把一些文士招到禁中，帮助阅读处理这些奏章。这些文士被称为“北门学士”。武则天时期，开始把奏章交给中书省来处理。
为了解决新出现的军事、财政等各种问题，武则天以后往往派遣官吏出使，处理各种新出现的问题，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临时差遣。与此同时，朝廷也不断颁发解决具体问题的制敕。制敕中多为临时处置办法，而指明“以为永式”的部分则成为令式的一部分。作为临时差遣的使职则逐渐发展为固定的使职，包括节度使等常设的使职。使职的广泛设立，在原来尚书省六部之外又出现了一些行政机构。
从武则天时期开始，中书省开始直接参与政务的处理。宰相不仅参与政事堂的讨论决策，而且负责具体政务的运行。为了从制度上把决策与行政合一肯定下来，同时把尚书省六部和使职这两个系统统一起来，开元十一年（723年）唐玄宗接受张说的建议，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下设吏、枢机、兵、户、刑礼五房，分掌庶政。中书门下正式成为最高决策兼行政机构。开元后期，宰相人数减少，并且往往兼任尚书仆射或六部首长职务。
二、检括户口。武则天以来农民大量逃亡，有的成为地主潜停的客户，有的则在外乡开垦荒地。进入开元以后，尽管土地不断开垦，人口不断增加，但由于大量逃户的存在，政府控制的户口却不见增加，严重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入。
唐朝前期，在正役和杂徭之外，不同身份、年龄和具有各种技能的也要服各种不同的役。其中最主要的是勋官番上、杂匠、白丁供官府和各级官吏驱使。开元时统称为色役。他们定期到官府和官手工业作坊服役。不服役时，纳资代役，称为资课。开元时期，由于民间手工业和商业的巨大发展，官僚对货币的需求增加，官府作坊也普遍使用和雇的工匠。白丁担任的，主要供各级官吏役使的各种色役普遍改为纳资课，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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