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由不役时输庸改为纳资代役。在开元六年以后的制敕中，已不断把资课与庸调或租庸并提。资课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收入。由于充当色役可免征行，色役大部分转化为资课后，只需纳资，连上番服役也免了。不少人便采取假冒勋官或其他办法冒充色役，以逃避征行。色役伪滥也成为影响国家收入的一个因素。
开元九年（721年），宇文融建议检察色役伪滥，搜括逃户。玄宗命融充使推勾。根据唐的《户令》和《唐律·户婚律》，京畿附近和有军府州的农民是不能迁往京畿以外和无军府州的。农民逃亡要受到刑罚的制裁。开始时唐朝政府只是宣布不追究逃亡之罪，只有符合条件的才能就地落籍，其余的都要送回原籍。结果收效甚微。宇文融只是检出“伪勋及诸色役甚众” 。开元十一年，唐政府作了新的规定：逃户自首，听于所在附籍，并且免除他们六年的租调和徭役，只收轻税，括户工作才收到实效。到开元十二年结束时，检括出逃户八十余万户和相应的籍外田。
三、改变地税和户税的征收办法。地税、户税在太宗、高宗时就已开始征收，但户税尚非定制，地税起初只是作为义仓用，亩收二升。后来又改为按户等征收，上上户仅收5石，相当于亩收2升时250亩的地税。地税、户税在当时国家收入中，都不占重要地位。
由于土地日益集中，贫富升降、户口转徙日甚，原来按丁口征收租庸调的办法，越来越不适用了。为了调整租税负担，减少农民逃亡，增加财政收入，开元中唐王朝把地税从按户等征收改为按亩征收，亩收二升。宽乡根据实际垦田数，狭乡根据户籍簿上登记的田亩征收。户税也成为定制，按户税钱，三年一大税，每年一小税，以供军国传驿和邮递之用，每年别税，以充州县官吏月料 。同时每乡开始量放若干丁租调 。天宝时，每年地税约得1240余万石，约为粟米收入的1/2，户税平均约200万贯，折算约当绢布收入的1/3 。地税、户税在财政收入中份额的增加，成为向两税法过渡的先声。
四、改革兵制。高宗以后，战争频繁，不仅勋赏不行，甚至还要夺赐破勋。地主富户开始逃避兵役，最初雇人代替，后来就勾结官吏，伪度为僧，以逃避点拣 。兵役全部落到贫下户身上。贫下户失去土地，无力自备衣粮，出征时往往“多无衣食，皆带饥寒” ，番役更代也多不以时，其家人又不免征徭，因此，卫士在班休之后，“逐渐逃散，年月渐久，逃死者不补，三辅渐寡弱，宿卫之数不给” 。开元十一年（723年），唐政府废弃了府兵番上宿卫的制度，招募强壮男丁12万人，免其征镇赋役，号长从宿卫。十三年，改称彍骑，分隶十二卫。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唐政府又于诸色征行人内及客户中招募丁壮，长充边兵，府兵征行，也从此停止。此后，卫士不再简补，中央禁卫军和边镇兵全由招募而来的雇佣兵组成。府兵制度完全破坏。
高宗、武则天以后，边疆形势越来越严峻，特别是与吐蕃的战事日益胶着，原有镇戍制和临时发兵遣将已不足以应付。从武则天统治时期开始，开始在边地设立军、镇，驻扎重兵，一方面屯田，一方面防守。镇戍和行军制度为屯防制度所代替，最后发展为节度使制度。开元初年，唐王朝在沿边先后设立了安西、北庭、河西、陇右、朔方、河东、范阳、平卢、剑南等九个节度使和岭南经略使，各自总管一个地区的军事。
为了防御吐蕃、突厥、契丹军队的进犯，节度使的兵员不断扩大，天宝元年边镇兵达到49万人。而中央禁卫军只有八九万人，且缺乏训练。一般州县则没有军队。军事布局上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
开元二十二年，唐王朝在国内诸道设采访处置使，管理州县事务。天宝中，边地各道的采访使由节度使兼领 ，节度使获得了专制一道的军政大权。
此外，玄宗还解决了长安的粮食供应问题。在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的情况下，长安的人口不断增加。长安的粮食供应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开元二十二年，宰相裴耀卿兼江南、淮南转运使，对漕运制度加以改善，于黄河、运河和黄河渭水交会处及三门峡东西置仓，使江南之船不入黄河，黄河之船不入渭水，三门峡一段改为陆运。这样，就缩短了舟行的日期，提高了运输的效率，减少了覆溺的损失。在3年之内，运米700万石，省陆运费30万贯。
关中粮储充足以后，唐政府从开元二十五年起，实行了回造纳布与和籴制度，江南郡县的租粟和脚钱一律折价纳布，运往关中，用来向当地人民和籴米粟，作为漕运的补充。当年得粟数百万石，天宝时，各地和籴米粟运到长安的，每年约有百余万石。
开元末，边镇兵的衣粮逐渐改由政府供给，唐王朝军费开支大为增加。天宝以后，每年要用粮食190万石，绢布1000万匹段，所用绢布，约为政府每年绢布收入的一半。唐玄宗“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 ，政府库藏支出经常感到不足。因此，“其时钱谷之司，唯务割剥，回残剩利，名目万端” 。杨慎矜掌管太府出纳，诸州所输布帛，凡有渍污穿破的，皆令州县征收折估钱，转买轻货。天宝时，王 为户口色役使，按照户籍追征戍边死亡而边将没有申牒除籍的丁男的租庸，有并征30年者。
唐王朝加强了国家的力量以后，又不断在边疆进行战争。开元末年，宗室宰相李林甫排挤了宰相张九龄和其他大臣，开始独掌大权。东突厥灭亡后，唐王朝在西北大举用兵。天宝六年，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忠嗣拒攻吐蕃石堡城，李林甫乘机倾陷，王忠嗣被贬逐。此后诸道节度使多由胡人担任。哥舒翰、高仙芝、安思顺、安禄山等受到唐王朝的特别重视，成为唐王朝进行战争的工具。这时候，皇帝的禁卫军已经腐化，羽林、龙武四军和诸卫彍骑多是“市人白徒，富者贩（服）缯彩，食粱肉，壮者角抵拔河，翘木扛铁，日以寝斗，有事乃股慄不能授甲” ，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唐王朝的猛将精兵，都掌握在节度使手中，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哥舒翰等担任节度使后，屡立战功，权位渐高。诸节度使彼此之间以及他们与朝廷大臣之间的矛盾大了起来：哥舒翰与安思顺、安禄山不协，杨国忠与安禄山也有矛盾。
天宝十一年，杨国忠继李林甫独专大权。他一人兼领四十余使，军国机务，“决于私家”，事务“责成胥吏，贿赂公行” 。杨国忠一人所受中外贿赂，积缣达3000万匹，相当于国家一年半的庸调。各种矛盾迅速向前发展。
开元四年（716年），契丹摆脱了突厥贵族的控制，倾向于唐。次年，唐把营州都督府从幽州境内迁回柳城。后来，契丹由于内部的发展，势力强大起来，与唐时战时和，互有胜负。唐一方面通过和亲笼络契丹军事贵族，一方面在营州设平卢节度使，用重兵防守。
突厥在默啜晚年逐渐衰落。开元四年，默啜为回纥所杀，继立的毗伽可汗与唐基本上和好，但也不时犯边，唐设朔方、河东节度使，进行防御。天宝四载（745年），东突厥覆灭。代兴的回纥还不够强大，对唐和好。唐把力量集中到西北边疆，去对付吐蕃的军队。
由于唐在河西、陇右建立了坚强的防务，开元时，唐和吐蕃的相持线推到青海境内石堡城一带。吐蕃在东线不能占据优势，向西侵入了小勃律，企图从西线攻占唐的安西四镇。天宝六载唐将高仙芝将万骑远袭小勃律，俘其王及吐蕃公主，留兵戍守。天宝八载，哥舒翰攻拔石堡城。
唐王朝的军事活动进一步转向中亚，与大食展开了争夺昭武诸国控制权的斗争。天宝九载，高仙芝攻入石国，大肆杀掠，引起中亚各国的愤怒，他们“潜引大食，欲共攻四镇” 。天宝十载，高仙芝将蕃汉兵三万越过碎叶水，在怛罗斯城下与大食遭遇，相持五日，葛罗禄部临阵背叛，与大食夹攻唐军，唐军大败，被俘者二万人。怛罗斯战役以后，唐丧失了对昭武诸国的控制能力，大食也未继续东进。
8世纪初，吐蕃贵族的势力已进入云南，征服了洱河诸部，控制了六诏。唐支持南诏统一六诏以抵御吐蕃。南诏贵族的势力强大起来，向东征服西爨、东爨。唐王朝和南诏统治者为了争夺对东爨、西爨的统治 ，从天宝十载到十三载发生了战争。唐的士兵由强迫而来，又不能适应南方的气候水土，因而遭到大败，唐军死者前后近20万人。
隋唐之际，东突厥复强，拥有战士一百多万人。隋朝末年，突厥支持北方各支武装力量反隋，并授予他们可汗称号。唐朝建立后，突厥贵族支持北边的刘武周等跟唐军作战。唐朝消灭北边各武装集团以后，他们经常直接进犯唐的边疆。武德八年（625年），唐跟突厥恢复互市，从突厥交换很多牲畜，有助于解决耕牛不足的问题 。
颉利可汗（620—630年在位）加紧剥削各族人民，回纥和薛延陀等部相继反抗，摆脱了东突厥的统治，东方的奚、霫、契丹也先后脱离东突厥，投向唐朝。贞观二年（628年），突利可汗降唐。颉利可汗信任粟特（昭武九姓国）商人，引起了突厥贵族的不满。突厥牧民对贵族展开了猛烈的斗争 。被俘的唐人也都“自相啸聚，保据山险” 。在这种情况下，东突厥于贞观四年（630年）为唐所灭。大批突厥人迁到大漠以南。
调露元年（679年），东突厥的贵族阿史德温傅和奉职为了恢复东突厥贵族对本族牧民的最高统治权力，率部起来反对唐王朝的控制，漠南诸州的东突厥贵族纷纷响应。这次反唐事件经过一年多，被唐压服下去。不久以后，骨咄禄建牙于乌德犍山，以黑沙城（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北）为南牙。默啜时，突厥东西拓地万余里，拥有战士40万人，恢复了以前的强盛局面。在南迁的五十多年中，东突厥受唐的影响很大，农业已经有一定的发展。武则天曾经接受默啜的请求，归还了突厥降户数千帐，同时还送给突厥谷种4万斛，杂采5万段，农器3000件，铁4万斤。
由于突厥和被统治民族之间缺乏经济文化上的联系，再建的东突厥政权仍然很不巩固。默啜经常带兵在唐的边疆大事骚扰，圣历元年（698年），突厥军深入到河北定州、赵州境内，所过残杀，不可胜纪，并俘走大批唐人。默啜又不断进攻周围各族。他还“自恃兵威，虐用其众”，终至“部落渐多逃散” 。他死后，突厥的内部矛盾重重，毗伽可汗（716—734年在位）采取了对唐和好的政策。在他统治的20年中，唐和突厥之间很少战争 ，唐人和突厥人“皆得一处养畜资生，种田未作”，并互相交易 。双方的互市规模很大，唐每年用帛数十万匹换取突厥的马 。
东突厥贵族内部不断纷争，各族人民不断反抗，东突厥力量日益削弱。天宝四载（745年）东突厥为回鹘所灭，突厥人大部分入回鹘，一部分西迁中亚，一部分南迁丰州、灵州之间，也有一部分转入河北。
回鹘人是铁勒的一支，住于娑陵水（色楞格河）和嗢昆水（鄂尔浑河）流域，也有一部分住在天山一带。在很长的时间里，他们“无君长，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 。
从6世纪中叶起，回鹘人服属于突厥。突厥统治者经常征发回鹘人打仗，又向他们索取很重的贡赋，引起了回鹃人的不断反抗。隋炀帝初年，回鹘和其他铁勒部落屡次打败西突厥的军队。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他们又以少胜众，击败东突厥的骑兵十万人于马鬣山（当在今甘肃境内），并逐北至于天山。
东突厥灭亡以后，回鹘和另一个铁勒部落薛延陀并为北方强大的势力。贞观二十年（646年），回鹘的军事贵族乘薛延陀内乱的机会，配合唐军攻灭了薛延陀，占领了薛延陀的大部分土地。
武则天时，东突厥占领了铁勒故地，一部分回鹘人被东突厥所破，徙居甘、凉间 ，大部分役属于东突厥贵族。开元中，东突厥衰乱，回鹘逐渐强大。天宝三载（744年），唐玄宗封回鹘首领为怀仁可汗。次年，怀仁可汗灭了东突厥。
回鹘政权组织“皆如突厥故事” 。回鹘统治各族人民的办法也采用突厥旧制，派回鹘监使驻在被征服各族境内，索取贡赋，并监视他们的行动。
隋唐时期，天山以北、金山西南地带是西突厥人、一部分铁勒人和黠戛斯人生活的地区。天山以南是操印欧语系不同语言的焉耆、龟兹、疏勒、于阗人和粟特移民。
西突厥人游牧于乌孙故地（约当今伊犁河流域）。隋时，射匮可汗在龟兹以北的三弥山建牙（即鹰娑，在裕勒都斯河谷），“自玉门以西诸国皆役属之” 。后来，西突厥贵族北并铁勒，西南侵入吐火罗。唐初，西突厥分裂，各部互争雄长，力量在混战中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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