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年（779年）在西川边境击退了吐蕃和南诏军队的联合进攻，唐王朝又派使臣到吐蕃，改善了双方的关系，边疆形势得到缓和。唐德宗乘此机会，开始裁抑藩镇的活动。
建中二年（781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自为留后，请求继任，为德宗所拒绝。于是李惟岳就和魏博、淄青、山南东道等节度使连兵叛变。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也起兵反唐，出现了五镇连兵的局面。
建中四年，唐军被淮西军围困于襄城，唐王朝调泾原兵前往援救。泾原兵在长安叛变，拥朱泚为秦帝，德宗出奔奉天（今陕西乾县）。兴元元年(784年），德宗在奉天诏赦李希烈等五镇节度使，专讨朱泚。不久，自河北前线入援奉天的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又反，与朱泚联合起来，于是德宗又逃奔梁州（今陕西汉中）。这种大纷乱的局面，直到贞元二年（786年）李希烈死，才告结束。唐王朝与河北、河南强藩妥协，藩镇割据的局面，继续存在。
贞元二年起，吐蕃贵族又对唐发动了进攻，一度占领盐（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境）、夏（今陕西横山西）诸州，并于贞元六、七年攻占北庭和西州。唐在沿边修复城塞，开置屯田，加强了备御；北和回纥，南与南诏正式恢复和好关系，削弱了吐蕃贵族的力量。唐并在西川进行了对吐蕃军的反击。
在边疆形势逐渐缓和的情况下，唐德宗一面加强中央禁军神策军对京畿附近各地的控制，一面极力向人民搜刮财富，以充实国库。到宪宗初年，国家财力比较丰厚，又展开了裁抑藩镇的斗争。
宪宗首先压平了剑南西川和镇海浙西节度使的叛乱。元和七年（812年），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举六州之地归附唐朝，河北形势发生了变化。
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领军务，拒纳唐朝吊祭使者，发兵四出焚掠。元和十年（815年），宪宗下令讨伐吴元济。元和十一年，又下令讨伐与吴元济勾结的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次年，宪宗暂停进攻王承宗，专讨吴元济。宰相裴度亲赴淮西督战。唐将李愬乘雪夜攻下蔡州城（今河南汝南），擒吴元济，淮西平定。成德王承宗、卢龙刘总也转归朝廷。元和十四年（819年）唐朝又消灭了淄青李师道的势力。
战争期间，军运不息，牛驴死者什四五，生产受到很大破坏。为了进奉供军，各地官吏在两税外横加赋敛，“惟思竭泽，不虑无鱼”，迫使农民大量逃亡。李渤根据所闻记载，渭南长源乡原有400户，到元和十四年，只剩下百余户；阌乡县旧有3000户，也只剩下1000户 。
长期战争使天下厌苦，帑藏虚竭。唐王朝无力进一步消除河北藩镇的牙兵集团，只有以高官厚赏来换取骄兵悍将的暂时服从。穆宗即位以后，调换了河北诸镇的节度使；在河北实行了榷盐法和两税法 ；又实行销兵，下令天下军镇每年减除8%的兵员。这就引起了各镇兵将的不满，形成了河朔再叛的局面。
长庆元年（821年），卢龙发生兵乱，拘囚了唐朝委派的节度使，推朱克融为留后。成德将领王庭凑也杀掉唐朝委派的节度使，发动叛乱。由于销兵而落籍的兵士纷纷投入他们的军中，二镇叛军众至万余人。唐王朝发诸道兵15万人征讨，由于宦官监军，节将太多，指挥不能统一，诸将又多观望不前，结果屯守踰年，财尽力竭，终不能取胜。长庆二年，魏博也发生变乱。唐王朝无力压平叛乱，只好任命叛将做节度使。河北藩镇的势力更加巩固。
唐朝宦官的擅权，从玄宗时的高力士开始。高力士得到玄宗的宠幸，四方表奏都先经他看过，再转呈玄宗，小事就由他断决，但是，他并不掌握军权。宦官掌握军权是从肃宗时李辅国开始的。
肃宗以李辅国有拥立之功，用他作判元帅府司马，宣传诏命，四方文奏，宝印符契，晨夕军号，一以委之。回到长安后，又让他专掌禁军，一切制敕都需经他押署。这样，军政大权就全落在他手里了。
肃宗死后，李辅国拥立代宗，恣横更甚，曾对代宗说：“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 后来代宗利用宦官内部矛盾杀掉了李辅国，典掌禁军的宦官程元振和鱼朝恩又相继专权。大历五年（770年）代宗又诛杀了鱼朝恩，不再让宦官典兵。
朱泚、李怀光叛乱后，德宗疏忌宿将，又用宦官典禁兵。贞元十二年（796年），宦官窦文场、霍仙鸣为左右神策护军中尉。京畿以西，多用神策军出镇。神策军待遇优厚，北边诸镇也多请遥隶神策军，神策军增加到15万人。穆宗以后还有枢密使二员，以宦官充任，得知机密。他们与两中尉合称四贵。
为了争夺朝廷的大权，宦官中分成党派，互相攻杀，废立皇帝。宪宗和敬宗都是被宦官杀死的。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都是由宦官拥立的。
在各道和出征军中，都有宦官监军，监军的权力甚至超过节度使。监军又常干预军事指挥，使军令不能统一，大大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
禁军大将常向巨室富商借贷巨款，贿赂中尉，求为节度使。到镇之后，他们就搜括民财，用来偿债，时人谓之“债帅”。文武群臣也多重赂宦官，以求升迁。
宦官领宫市使，派“白望”数百人于长安东西市和要闹坊强买货物，讹诈勒索。禁军将士也倚仗宦官的庇护，在京畿横行不法，欺压人民。宦官和禁军将士还在渭水平原一带夺取了大量的良田美地。
宦官的专恣骄横，引起皇帝和一些官僚士大夫的不满。贞元二十年（805年）顺宗即位，他的东宫旧臣王叔文、王伾居翰林用事，引用韦执谊为宰相。他们与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结成政治上的革新派，共谋打击宦官的势力。他们革除了宫市等弊政，又用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镇行营兵马节度使，以图逐步收夺宦官的兵权。这个计划为宦官所阻，未能实现。在宦官的压力下，顺宗被迫让位宪宗，改元永贞。王叔文、王伍等人都被贬逐到南方。
文宗深患宦官专横，大和五年（831年），与宰相宋申锡谋诛宦官，为宦官所知。宋申锡被贬逐。大和八年（834年）和九年，文宗擢用李训和郑注，贬逐了与宦官有连结的宰相李德裕和李宗闵，铲除了一些有势力的宦官。九年十一月，李训等布置兵力，诈言大明宫左金吾厅事后石榴夜有甘露，诱使中尉、枢密等大宦官观看，企图一举消灭他们。事被发觉，宦官带禁兵在皇城和外郭城大事搜捕杀掠，李训和宰相王涯、舒元舆等人都被杀害，亲属皆死。这就是所谓甘露之变。此后70年间，宦官一直掌握军政大权，直到唐末昭宗天复三年（903年）才被朱温的军队消灭。
穆宗时期，边疆形势已经缓和，唐廷与河北藩镇之间形成了均衡的局面，社会矛盾也还没有达到激化的程度，而唐朝官僚集团之间却发生了长达40年之久的党争。
元和年间（806—820年），宰相和仆射、尚书等高级官吏中，进士出身者稳定地占居多数。进士科成为高级官僚的主要来源。士族的含义也开始发生变化，或指读书应举的布衣之家，或指进士出身的家族，或指公卿百官。
元和三年（808年）牛僧孺、李宗闵等在制举对策时批评时政，得罪了宰相李吉甫，久久不得授官。考官杨于陵也被贬官。长庆元年（821年），李宗闵子婿苏巢进士及第，翰林学士李吉甫之子李德裕深怨李宗闵讥切其父，与翰林同僚元稹、李绅附和段文昌，举发考官取士不公。考官钱徽和李宗闵都因事涉请托而被贬官。这样，就揭开了党争的序幕。
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都与宦官有勾结。文宗时内廷宦官分为两派，势均力敌。牛党、李党各自依靠一派，相持不下，每逢朝廷议政，双方总是争吵不休。文宗曾慨叹说：“去河北贼（指藩镇）非难，去此朋党实难。” 武宗时，与李德裕有连的宦官杨钦义为枢密使，李德裕自淮南节度使入相。牛党的主要人物全被贬逐到岭南。武宗死，与李党有连的一派宦官失败，得胜的一派拥立宣宗，李德裕贬死崖州（今海南三亚）。党争基本结束。
牛李党争是官僚集团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双方结党基本上都不是基于共同的政见，而是通过各种关系建立起来的。李党的重要人物多为李德裕任翰林学士和宰相时的同僚。牛党则以科举为纽带，来扩大自己的势力。其党人经常“为举选人驰走取科第，占员阙” 。个人的权力地位和恩怨得失在党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李党的重要人物李德裕、郑覃是以门荫出身，并且都是山东士族的后裔，但李党其他成员亦多为进士出身。就两党的多数成员而言，他们的家世和出身没有显著的差别。
在进士科成为高级官吏主要来源的情况下，两党对进士科都非常重视。李德裕虽然恶进士“祖尚浮华，不根艺实”，但同时从“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出发，强调进士科应注意录取公卿子弟 。牛党的重要人物李珏、杨嗣复同样主张用人要以地胄词采者居先，要把进士出身的公卿子弟放在优先的地位。郑覃请求废除进士科，只是一种个人的主张，与党争无涉。
两党成员在他们执政时，都做过一些有益的事。但他们都无心解决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
河朔再叛以后，唐王朝与河北藩镇基本上处于休战状态，边疆上也没有大的冲突。社会表面安定，实际上社会矛盾渐趋激化。
两税法把租庸杂徭并入两税，但两税法刚一施行，地方上就“变征役以召雇之目，换科配以和市之名” ，不久，就以杂徭、差役等名目正式恢复了徭役。徭役成为人民越来越繁重的负担。武宗以后，差科也成为百姓一项与两税、徭役并列的正式负担。地主阶级用大量隐匿田亩和降低户等的办法逃避两税。有的“十分田地，才税二三” 。他们还用假托为僧，隶名仓场盐院，在诸州、诸军假职等办法逃避差役。很多地主竭力营求一官半职，官满即移住他州，兼于诸军、诸使假职，便称衣冠户 。没有得到官位的富豪，就交纳一定的财物给衣冠户，用典贴的名义，把自己的财产全部系在衣冠户的名下，以减轻两税，并全免差役 。于是，唐朝晚年繁重的两税，特别是差役，就都转嫁到少数贫苦的农民头上了。
唐朝后期，吏治败坏。晚唐官禄尤滥，当时人刘允章曾说：食禄之家凡有八入，即节度使奏改，用钱买官，诸色功优，从武入文，虚衔入仕，改伪为真，媚道求进，无功受赏 。随着这些人大批拥入官府，官僚机构膨胀，财政支出增多。吏治也越来越腐败，贪赃枉法成为通常的现象，从上到下，“递相蒙蔽，不肯发明” 。在朝廷“居要位者，尤纳贿赂，遂成风俗” 。节度、观察和刺史上任或调动时的资送钱物，刺史上府或县令上州的费用，也要向百姓征取 。下级胥吏更直接对农民进行敲剥，“所由入乡村，是为政之大弊，一吏到门，百家纳货” ，所以人民对官吏都“畏之如豺狼，恶之如雠敌” 。
唐王朝以户口增减和督赋完成情况作为进退地方官吏的标准 ，刺史、县令为求取上考，就“招携逃户，侵夺已成产业”，等到定税征科之时，穷苦农民“依前逃散”。税钱因为已经申报省、使，便摊配到见在户身上 。对于受灾田亩，地方官吏也不上报，而把应出税额摊配给不受灾的农户 。朝廷因为经费支绌，甚至要求地方预征两三年的租税 。
在繁重的赋敛、差役下，从穆宗前后起，地主在土地兼并中采用了两种苛刻的形式。一种是地主以低价典进农民的土地，但不申报官府，在私契里言明地主所纳两税，在农民收赎时，需要全部偿还。如果农民无力偿还，他们就可以长期占有农民的田地 。另一种是地主乘农民危急买进土地，逼迫农民和他们“私勒契书”，不申报官府办理移户手续，并在私契里规定两税和差役仍由农民负担 。这样，即使完全失去土地的农民，也不能免掉赋税和征徭。他们除了逃亡山海，或武装反抗，没有别的出路。
唐王朝实行榷盐、税茶以后，不断提高茶盐价格，因此，在河南、淮北地区，出现了一些到淮南、宣歙、荆襄一带私贩茶盐的人。唐王朝设立监院巡卒来搜检，并用严刑峻罚来压制，宪宗时，还采用了连坐之法。茶盐私贩就结成群体，对唐王朝实行武装斗争。他们与沿途人民有一定联系，到文宗、武宗时，其势力已遍及江湖淮海一带 。
宣宗时，在剑南蓬果山区出现了一支影响及于剑南东西川和山南东道的起义力量。在湖南，也发生了邓裴领导的农民起义。阶级矛盾开始激化。
宣宗大中十三年（859年），裘甫领导的起义军攻下象山。裘甫以剡县（今浙江嵊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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