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北宋初年，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各地，都出现了很多这样的组织，有的且“设置教头，练习兵仗”。北宋政府对于这类组织，严厉地加以取缔。它对任何一点星星之火都会发生恐怖之感，唯恐其发展到燎原的猛烈程度。
宋太宗晚年，北宋政府公布的全国民户数是四百一十多万，其后逐年有所增加，到11世纪80年代，已经是一千七百多万户了。
北宋政府把全国居民分作主户和客户两类。主户是指占有土地，有常产，承担赋役的户。官户和形势户也都包括在主户里边。客户是指住在农村，不占有土地，租种地主土地的农民。根据北宋政府多次公布的户籍数字平均计算，客户约占总户数的35%左右，另外的65%左右则为主户。
宋代地租的交纳有“定额”和“分成”两种办法，比较普遍采用的是分成租。分成租一般都是“出种与税而后分之” ：佃客自有耕牛的，称作“牛客”，耕种所得一般是和地主对分；无耕牛而需使用地主的耕牛的，称作“小客”，一般是要把收获物的六成以上交给地主。
就一般的情况说，客户不向政府交纳夏秋二税；但各地区都有不同名称的人头税，客户中的成年男子却要负担。修治城池、河渠、堤坝等徭役，也常常直接加派在客户身上。
宋政府依资产高下把主户分作五等，其中占比例最大的是第五等户。依照北宋中叶河北路安喜县（今定州市）的情况说，第五等户约占全部主户的2/3左右 。这一等级的民户，绝大多数是占有小块土地而仍然不能自给的半自耕农，他们还要租种地主的部分土地。他们既须向政府纳税，又须向地主交租。
客户和主户中的第五等户相加，其人口数量约占全国总人口数的80%以上。他们是当时社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男子则“寒耕热耘，沾体涂足，戴星而作，戴星而息”；妇女则“育蚕治茧，绩麻纺纬，缕缕而积，寸寸而成”；然而每到收成时节，“则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 。所以，他们又是反对地主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主要力量。
就当时北方的一般情况说，主户中的第四等户，每户的家产大约只值四五十贯上下，全部都应是自耕农民。在北方一个具有1.3万多户的县里，其第四等户为1600户，相当于全部主户的20%左右 。
主户中的第二三等户，是指占田在三顷以下以至不满一顷的人家，是当时的中小地主阶层。主户中的第一等户，都是占田在三顷以上以至几十顷几百顷的人家，是当时的大地主阶层。
北宋中叶，乡村当中的上三等户“乃从来兼并之家” 。当时全国已经垦种的土地，有70%被享有免税免役特权的官僚豪绅大地主们所占有 。
北宋农业税，分夏秋两次征收。宋初，一般是按照亩输一斗的定额课取谷物，有的地区（例如江南、福建等地）则沿袭十国分立时的旧制，每亩每年纳税三斗 。后来又改为夏税纳钱，秋税纳米，其每亩所纳钱米之数各地依然不平衡。
在交纳赋税时，北宋政府还规定有“支移”和“折变”的办法：为了防御辽和西夏，北宋在北部和西北的边境上屯驻有大量的军队，需要大量粮饷，因此，规定河北、河东和陕西等路的纳税户都要把秋税谷物送到沿边的城镇中去，人畜盘费全须自备。这叫做支移。在不把税物支移的地方，纳税户也要按照税米数量每斗加纳脚钱。北宋政府虽然规定了夏税输钱、秋税输米，但有时以钱折麦，有时又将麦折钱；有时以钱折绢，有时又将绢折钱。这叫做折变。经过一再折变的结果，纳税户的负担就加重几倍。例如，陈州地区的夏税，原是交纳大小麦的，仁宗时忽然改令交纳现钱。当时当地的市价，每斗小麦为50文，政府却令每斗折纳现钱100文，另外还要附加脚钱20文，仓耗20文，共为140文，平白地把纳税户的负担加重了两倍 。
两税之外，还有丁口之赋和杂变之赋。前者是把五代十国各政权所曾征收的“身丁钱绢”、“身丁米麦”、“丁口盐钱”、“身丁钱米”之类沿袭下来而改用的一个总名；后者则是把五代十国征收的皮革、筋角、农具、鞋钱以及曲引等税目沿袭下来，“以类并合”而成的一个总名，也叫做“沿纳”。这二者，都必须“随同两税输纳”。丁口之赋不分主客户全须交纳，而且也常常采用“折变”的办法，使得交纳者的负担加重好几倍。
还有“和买绢帛”与“和籴粮米”。在实行“和买”、“和籴”之初，是按地产多少分别派定强制征购的数量，并付与一些价款；到后来，则都是“官不给钱而白取之”。更后，又把白取的绢帛或米粟折算为现钱而勒令民户交纳，变成纳税户的经常负担了。
南宋学者朱熹说：“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 其实，宋朝除把古代已有的剥削办法尽量沿用外，新添的剥削项目也很不少。
宋代的纳税户还要轮流到各级政府去服差役（也叫做职役）。当时的差役有以下几种：
衙前——主管运送官物或看管府库粮仓之类。
里正、户长、乡书手——掌管督催赋税。
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供州县衙门随时驱使。
耆长、弓手、壮丁——逐捕盗贼。
按照宋政府的规定，主户中的第五等户一律免役，上四等户则量其资产而分别给以轻重之役：例如，第一等户轮充衙前、里正，第二等户轮充户长等 。规定虽是如此，但官绅豪强大地主和僧、道、及第进士及军籍中人都可免役，真正轮流充任各种差役的，只是那些中级民户。充任衙前者如遇仓库财物或所押运的财物有伤耗损失，须负责赔偿，故凡轮充此役者大都不免于倾家荡产的后果。轮充里正者，如遇其乡里中有不能按期交纳或根本无力交纳赋税的，则须先为垫付或代为交纳，也往往是倾家而不能给。
繁重的税赋和差徭的负担既全部集中在中下等级的纳税户身上，这些民户为了逃避重负，或则去为商贾僧道，或则流亡佣作，其中的大部分则采用“诡名寄产”或“诡名子户”的办法，有的把田产的全部或大部诡称献纳于僧寺、道院，有的则假立契书，诡称典卖于命官形势之家，有的则又诡立好几个户名，把产业与人丁化整为零。总之，他们用种种办法使自己成为贫下单丁之户，借以避免纳税和服役。从宋仁宗时起，“诸般侥幸影占门户”和“诡名寄产、分户匿税”的事便已非常流行。到后来，每一正户之下往往有十几个子户。到王安石推行新法时候，单在无锡县便查出了五千多家“诡名挟佃”的人家，而长洲县内的户长，为“诡名挟佃”户之加多而赔垫税钱有到二百余贯的 。其时淮南东西两路共查出不载入簿籍中的“诡名挟佃”户476000家 ，两路共有88县，每县平均也是5400多家。
北宋农民对国家负担的课税是相当繁重的，但和晚唐以前按丁口交纳租庸调相比，计亩纳税的办法总是稍好一些。“杂变之赋”也是极其沉重的，但名目和数量在大体上已经固定下来，和五代十国时期内随时随地都会增加无定名无定量的税捐相比，也要轻一些。
在实物地租占支配地位的情况下，佃户庄客对于地主阶级的人身依附关系也相应有所减弱。原来最和农奴身份相近似的僮仆，在北宋的法律上也承认他们是良人了。宋以前，只有地主能划夺佃户的租佃权，到北宋，法律上规定佃户在某种条件下，也可以主动地脱离甲地主而去佃种乙地主的土地。佃客在购买三五亩土地之后，也可以脱离地主自立户名。
上述种种虽不能改变佃农和仆隶所处的类似农奴的地位，但这样的一些改变，多少改善了佃农和仆隶的社会地位，他们的生产兴趣也因而会有某种程度的提高。
在农业生产工具方面，除草用的弯锄，碎土疏土用的铁耙，安装在耧车脚上的铁铧，在北宋的中原和华北地区都已普遍使用，这说明耕作程序的增多，也说明农民们更加注意于精耕细作。戽水灌田的龙骨翻车，已为南方农民普遍使用；南方山田的大量垦辟，又需要使用高转筒车作为引水上山的工具。湖北鄂州地区的农民还创制了一种秧马，农民们骑在秧马上劳作，可以减轻弯腰曲背的辛苦，而且可以把工作效率提高很多 。
在北宋王朝完成了统一南北割据政权的工作之后，宋太宗曾下诏给江南、两浙、荆湖、岭南、福建诸路州郡的长吏，令其劝民杂植粟、麦、黍、豆，缺少这类种子的于淮北州郡给之；江北诸州则令广种秔稻 。这就使南北农民的生产经验和农作物品种的交流，都得到了方便条件，使农作技术得到改进和提高。所以，北宋的统一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由越南传入中国的占城稻，在北宋以前仅为福建地区的农民所栽种，到北宋初年，大量传入长江流域和淮水流域。占城稻的抗旱力强，成熟较快，这样就使江浙的某些地区有可能一岁收获两次。又因为它“不择地而生”，使得种稻的土地面积扩大，谷物总产量大增。
长江下游各地，圩田的数量，在北宋时期也大有增加。在北宋中叶，单是从宣州到池州，就有千区以上的圩田。当时常用圩田的受害程度作为衡量水灾轻重的标准，可见其所占比重必已很大。当时江浙地区的稻田，平常年份的收获，每亩可得二石至三石。
在南方的多山地带，如福建、江西、湖南等地，农民开山为田；从北宋初年以来，福建境内的农民“缘山导泉”，在山田里种植水稻。江西的抚州、袁州等地的农民，也都把岭坂开辟为禾田，层层而上，直达山顶，在那里“山耕而水莳” 。湖南潭州的农民也大量地垦辟山田“莳禾”。开山为田的结果，使北宋一代实际垦田的面积大为增加。
茶树的栽培种植，在北宋也有很大发展。当时淮南、江南、荆湖、福建诸路，都有不少州郡以产茶出名。由这些地区每年输送与北宋政府茶专卖机构的，共为一千四五百万斤；而淮南的产茶地则是官自置场，督课园户茶民采制，其岁入数量尚不包括在上举数字之内；川峡路所产的茶，政府虽不许出境销售，但产量也很多 。
在北宋，独立手工业者的数量较前代加多了，矿冶、制瓷、丝织和造纸等手工业部门的发展都十分显著。
在采矿业中值得首先提出的是煤炭的大量开采。河东境内的居民多用煤炭作燃料 ，其地贫民，在北宋前期即多以采煤出卖维持生计 ，可知其用煤为燃料之历史已很久。北宋都城开封及其附近城乡的上百万户人家也用煤炭作燃料 。江西的丰城、萍乡二县山间的煤炭已被开采 。河南鹤壁市发现的北宋晚期的煤矿遗址，竖井矿口的直径达2. 5米，深达46米左右，依煤层伸延开掘巷道。其中较长的4条巷道总长达500余米，并有排水井和木制辘轳等排除地下积水的设备 。
11世纪初，河东转运使陈尧佐曾减免泽州（今山西晋城）大广的冶铁课数十万 ，可见这一冶铁作坊规模之大。从其所在地推测，必是以煤为燃料的。
在河北邢台、安徽繁昌和福建同安等地，都曾发现过宋代冶铁遗址 。繁昌遗址的炼炉作圆形，用栗树柴作燃料，石灰块作溶剂。这样的遗址不制造铁器，是只炼铁块的作坊。
用煤冶铁的作坊很多。用煤冶铁，火力强，改进了铁的冶铸技术，提高了铁的质量，这对于改善农具所起的作用很大。苏轼在徐州西南山中发现了煤炭，用以冶铁作兵器，“犀利胜常” 。
铁的开采和冶炼，在宋代，有的是由地主豪绅经营，有的则由政府设监经营。前者役使的大都是所谓“流亡”和“逋逃”，后者则是把各地被判决服重役的“罪犯”发配到监中劳作。商州的一个铸铁监，在宋仁宗时，就有这样的罪犯两千多人。
丝织的技术水平，在宋代仍以四川地区为最高。宋太祖在乾德四年（966年）曾以平蜀所得锦工200人置绫锦院于开封。江南的丝织业，从北宋开始也已逐渐胜过北方。丝织物的花样和品种比前代增加了很多，染色技术的进步也很大。丝织品制作技术已经提高，特别是刻丝和刺绣，已经达到极其精致的程度。李觏（1009—1059年）曾描述当时丝织的盛况说：“平原沃土，桑柘甚盛，蚕女勤苦，罔畏饥渴。……茧簿山立，缲车之声连甍相闻。非贵非骄，靡不务此。……争为纤巧，以渔倍息。” 这可见，丝织业在当时虽还是农村的家庭手工业，但已不只是为了自给，有些已在从事商品生产了。在北宋还出现了一些独立丝织业作坊，叫做机户。机户中的劳动人手大都是一个家庭中的成员。豪绅地主以及北宋的各级官府，也有设置丝织作坊的，前者除满足自身的消费外也生产一些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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